明代財政史研究業(yè)已經歷了百年歷程，但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來，才真正出現(xiàn)了欣欣向榮的興盛局面。當然，此前并非沒有學者在這塊園地里辛勤耕耘，也陸續(xù)出現(xiàn)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比如，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圍繞田賦、糧長、一條鞭法等問題，中國學者梁方仲和日本學者清水泰次發(fā)表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奠基性成果。美籍華裔學者黃仁宇1974年出版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迄今仍是通史類著作之外對明代財政進行整體考察的唯一專著。日本學者巖井茂樹在20世紀90年代圍繞徭役與財政發(fā)表的系列論文，提出不少富有啟發(fā)性的觀點。盡管如此，與資本主義萌芽、土地制度、賦役制度等問題相比，明代財政史研究仍然處在相對薄弱的地位，呈現(xiàn)出起伏性、間歇性發(fā)展的態(tài)勢。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變，甚至可以說出現(xiàn)了一個小規(guī)模的研究熱潮。

宏觀思考體系化

　　財政是牽動整個社會的大問題，研究財政史是觀察社會變遷的重要視角。黃仁宇在前揭著作中，將明太祖朱元璋創(chuàng)建的財政體制稱為“洪武型財政”。他認為，這種體制具有收斂性（self-denying），將其運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比以前諸如唐代和宋代使用的方法倒退了一大步。他還斷言，“洪武型財政”與“第三帝國”（即明清兩朝）相始終，歷經數百年而無實質性變化。黃氏此書于2001年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引起較大反響，贊成者與批評者皆有，但無疑促進了對相關問題的關注和思考。一些學者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體系化的理論概括，提出不少富有啟發(fā)意義的新看法。

　　在理論建構方面最為引人注目的，當屬萬明的系列研究成果。她以白銀貨幣化作為切入點，系統(tǒng)探討了明代中國國家與社會的轉型、全球化開端時期中國與全球的互動關系，認為明代后期出現(xiàn)了向貨幣經濟基礎上以貨幣稅收為主的財政體系的轉換，其實質是中國從古代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的轉型，這無疑是中國古代財政史乃至中國史上劃時代的變化。她還與數學學者合作，對《萬歷會計錄》中的浩繁數據進行了整理與統(tǒng)計，直觀展示了晚明財政的總量、結構和貨幣化程度，為自己的理論構建提供了量化基礎。

　　劉志偉長期致力于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對賦役制度作過深入探討。在近年發(fā)表的論文和演講中，他強調中國在王朝時期的經濟屬于“貢賦經濟”或“食貨經濟”，由“賦入貢棐”與“懋遷有無”兩個方面構成。他將明代賦役體制轉型概括為從“納糧當差”到“完納錢糧”，認為一條鞭法的發(fā)展代表了一種新的制度、新的國家、新的社會、新的經濟體系形成的轉型過程。他也將這一轉型與白銀聯(lián)系起來，指出類似變化在明朝以前也曾出現(xiàn)，但賦役性質并未根本改變，白銀的大量流入與廣泛運用是明代賦役變革成為不可逆過程的關鍵因素。

　　趙軼峰近年來致力于“明清帝制農商社會”的理論構建，財政問題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在相關論文中，他簡要勾勒了明代從實物財政到貨幣財政的轉變過程，認為在實物財政體制下，收取與支用在時間和空間上是一致的，而貨幣財政收支過程高度分離，專收專用的自然平衡讓位于需要由統(tǒng)一的財政管理中心精密統(tǒng)籌的人為平衡。貨幣財政加快了財務運轉的速度，促使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按照經濟規(guī)律行事，同時也凸顯了專制皇權與整個社會的矛盾，以及兵農合一的軍事制度變?yōu)楣蛡虮埔院蟮呢斦щy。

　　劉光臨在其英文著作《1000—1500年中國的市場經濟》以及一系列中英文論文中，將明初財政模式放在宋代以來的長時段變化過程中加以考察。他將宋代定位為“市場經濟國家”，認為從宋代到明初，中國經濟經歷了從市場經濟體系向統(tǒng)制經濟體系的轉變，直到16世紀之后，具有活力的市場經濟才重現(xiàn)苗頭。與其他學者一樣，他也認為一條鞭法是對洪武實物財政體制的革命，但他對這一革命的意義的評價要比其他學者低很多，認為不過是回歸到8世紀唐宋變革以來經濟市場化和財政貨幣化的軌道上。

具體研究精細化

　　明代財政史研究除宏觀理論建構頗為可觀外，在很多具體問題上也有明顯推進，其中不乏資料豐富、論述精細的厚重成果，而且大多出于青年學者之手，體現(xiàn)了明代財政史研究的活力和潛力。鑒于相關成果數量眾多，這里只介紹一些專題著作。

　　首先值得關注的是對明代白銀庫藏的考察。戶部太倉庫、太仆寺常盈庫、工部常盈庫以及內承運庫是明代財政白銀的主要儲藏機構，對這些機構進行深入考察，有助于了解明代財政貨幣化和白銀收支規(guī)模的真實狀況。蘇新紅《太倉庫與明代財政制度演變研究》、劉利平《從馬政到財政：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財政功能和影響》、李園《明代內庫與財政體制變遷研究》，分別對太倉庫、常盈庫和內庫的管理體制進行了系統(tǒng)梳理，并對其白銀收支數量進行了更加合理的估算，不僅加深了對明代白銀財政規(guī)模的認識，也為進一步思考明代財政體制的特點和變化提供了數據基礎。

　　明代財政體制變革與白銀廣泛使用密不可分。關于白銀問題，除前揭萬明的系列成果外，近年還有其他學者從不同角度做過探討。黃阿明在《明代貨幣白銀化與國家制度變革研究》一書中，對貨幣白銀化與賦稅制度變革做了探討，在肯定其積極意義的同時，也揭示了賦稅征銀的負面作用。邱永志在《“白銀時代”的落地：明代貨幣白銀化與銀錢并行格局的形成》一書中，也梳理了財政制度改革及其銀納化過程，認為財政領域的銀納化改革早于民間市場上的白銀替代，且對白銀基準價值地位的再確立以及民間市場上白銀流通的拓展具有促動作用。

　　明代絕大部分的白銀收入用于軍費，而且主要流向北邊各個軍鎮(zhèn)。賴建誠《邊鎮(zhèn)糧餉：明代中后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以《萬歷會計錄》以及其他四種數據為基礎，對1531—1602年間北方邊鎮(zhèn)的財政變化情況做了全面系統(tǒng)的評估，論證了明代中后期邊防經費劇增導致國家財政陷入捉襟見肘的境地，成為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王尊旺《明代九邊軍費考論》廣泛搜集散見于各種典籍的相關數據并做了較為細致的考證，有助于更加客觀地把握九邊軍隊、馬匹、京運年例銀等方面的變動趨勢。林美玲《晚明遼餉研究》梳理了各項加派的數量變化，估計遼餉加派占晚明財政收入原額的28%，若再加上剿餉和練餉，則占到原額財政收入的半數以上。

　　地方財政問題近年也頗受關注。丁亮《明代浙直地方財政結構變遷研究》以徭役及其附帶財政責任為中心線索，對明代浙江和南直隸田賦、上供物料、地方經費的結構及其變遷軌跡進行了細致的考察。胡克誠《逋賦治理與明代江南財賦管理體制的變遷》則以國家財政管理為主線，對明代不同時期江南逋賦的基本情況與政府的應對措施進行了系統(tǒng)的梳理。侯官響《明代蘇州府賦稅研究》分階段考察了蘇州府的賦稅征收與折銀過程，并對萬歷時期蘇州府的賦稅結構進行了量化分析。程利英《明代北直隸財政研究——以萬歷時期為中心》梳理了萬歷時期北直隸正額財政與非正額財政的收支狀況。

視角觀點差異化

　　在學術研究中，存在不同的視角和看法是一種常態(tài)現(xiàn)象。甚至可以說，視角和觀點的多樣與碰撞正是學術生命力的表現(xiàn)之一。近年隨著明代財政史研究的空前活躍，對很多問題的認識都得到深化和提高，同時也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認識差異。相關學者應當正視這種差異，積極主動地開展交流和爭鳴。這樣，有助于更加準確地厘清各自觀點的含義，把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

　　明代發(fā)生了由實物財政向貨幣財政的轉變，這是學者們普遍認可的事實。但對于這一轉變的程度和意義，學者們的認識卻差異極大。如前所述，黃仁宇認為明初形成的“洪武型財政”既落后又僵化，延續(xù)數百年而未發(fā)生實質變化。劉光臨基本沿襲了黃氏對明初財政體制的評價，但對明代后期轉變的評價比黃氏要積極一些，不過仍認為尚未恢復到宋代的水平。萬明則將明代財政體制的轉型視為中國歷史上二千年亙古未有的劃時代變革，并提出明代后期已經向近代賦稅國家轉型的重大判斷。清代財政史研究者陳鋒則將清朝雍正年間的“攤丁入地”視為傳統(tǒng)社會賦役制度變革的終結，認為近代財政體制直到晚清才真正發(fā)端或初步建立。倪玉平也持有類似見解，認為清朝咸豐、同治年間，中國經歷了從國家財政到財政國家的巨大轉變。但是，究竟怎樣定位明代貨幣財政形成的意義，還需要從整個帝制時期賦役財政變遷的長時段角度加以把握和分析。

　　對于促動財政白銀化的主要動力，學者們的看法也分歧頗大。萬明強調，白銀貨幣化是市場經濟萌發(fā)的結果，然后才逐漸全面滲透到國家財政之中。劉志偉認為，對白銀貨幣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賦稅貨幣化引起的，而這種賦稅貨幣化的動力來自政府財政體系運作的需要。兩種觀點雖然差別很大，但都將明代賦役財政體系變革視為內在因素推動的漸進過程。劉光臨將此類解釋稱為“制度演變內生說”，認為這種思路無法解釋一條鞭法何以要到隆慶、萬歷時期才開始普遍推行。他轉而倡導“外生說”，強調嘉靖抗倭戰(zhàn)爭才是變革快速實現(xiàn)的關鍵性推動力量。丁亮對浙江和南直隸地方財政的研究，從實證角度支持了劉光臨的觀點。胡鐵球則提出一種更加具體的原因，認為明代大規(guī)模賦役貨幣化的啟動始于宣德四年，其原動力來自官僚集團以增俸為目的的利益訴求。明代財政體制變革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肯定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對于各種因素發(fā)揮作用的程度和機制，還需要進行綜合性的考量和判斷。

　　明代財政體制轉變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學者們也是見仁見智。比如，萬明和劉志偉都認為，伴隨一條鞭法改革的展開，明代社會和國家形態(tài)出現(xiàn)了明顯的轉型，但對轉型趨向的認識又存在差異。萬明強調白銀貨幣化意味著國家壟斷貨幣權喪失殆盡，更由此引發(fā)國家權力的削弱以及這種至關重要的削弱所導致的社會失控；而劉志偉則認為在一條鞭法制度下，官與民的關系發(fā)生了變化，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強化的新機制。

　　財政體制與百姓負擔息息相關。目前，多數學者對賦役制度改革和財政體制轉變予以積極評價，認為均徭法、一條鞭法的相繼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但是，也有學者予以非常負面的評價。例如，胡鐵球認為，明代的各類社會經濟改革基本上都是圍繞“增加財政”展開的，不但沒有緩解國家的財政困境，反而加重了百姓負擔。財政體系的運作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域，對不同階層、不同職業(yè)的影響肯定差異頗大，需要開展更加精細的階段性、區(qū)域性和專題性研究。

　　限于篇幅，以上概述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比如林楓圍繞明代商稅、申斌圍繞明代財政冊籍，都已發(fā)表了系列論文，只是尚待形成專著出版。但通過這一粗略輪廓，已足可看出近年來明代財政史研究的繁盛局面。這一熱潮方興未艾，相信會不斷有新的論著出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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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ㄗ髡呦当本┬姓W院研究員、校刊編輯部主任、《新視野》主編）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高壽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