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一度被后世傳為美談，成為儒家稱頌的“一心為公，竭盡全力治水”的上古圣王。

但如果我們細究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具體細節(jié)，就會發(fā)現(xiàn)事情遠非“公心”那么簡單。

首先，大禹是家天下的開創(chuàng)者，夏朝的實際奠基人。雖然古史中流傳有大禹禪位伯益之說，但這恐怕是后世一廂情愿的美好設想罷了?！豆疟局駮o年》《孟子》《韓非子》等文獻中皆有“禹篡舜位”之事。

事實上，夏啟之所以能一改上古時期共主在不同部落首領之間互傳的傳統(tǒng)，轉(zhuǎn)而建立世襲制的家天下，離不開大禹的政治構(gòu)建。從治水時逐步建立了居于全社會之上的領導中樞，再到涂山會盟、殺防風氏、征三苗等一系列軍事行動，可以說，大禹生前的舉動實際就是在為自己的兒子奠定廣域王權(quán)的基礎。顯然，這很難全部用“公心”來詮釋。

其次，《夏本紀》對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事有如下記載：“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安桓摇眱蓚€字充分表明，大禹不回家似乎跟“公心”并無太大關系，而是有著某種畏懼和顧慮。

大禹在畏懼什么呢？

我們很容易聯(lián)想到另一位治水人物：鯀（又稱崇伯）。在大禹之前，鯀是首位被四岳推舉出來的治水領袖，但因治水不力，被舜帝殛于羽山。照此看來，大禹所畏懼的，似乎是怕重走鯀治水失敗被殺的覆轍，因而全身心治水，不敢徇私回家探望。

不過，關于鯀被殺，歷來都有兩種說法，一種如上所說是治水不力，而另一種說法，則是如《韓非子》和《呂氏春秋》所言“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舜於是殛之於羽山……禹不敢怨，而反事之。”

即：鯀其實是死于和舜部落（有虞氏）的政治權(quán)力斗爭。事實上，大禹治水時過家門本身就充滿了疑點。大禹所治理的是泛濫九州（上古的九州實指中原一帶）的大水患，并非是家門口的溝渠河道，怎會屢屢途經(jīng)自家門口？即使偶爾路過，“不敢入”又該作何解釋，難道回趟家也要遭受懲處？

真相究竟如何？

這還得從近幾年山西的一系列新考古發(fā)現(xiàn)說起。

從考古學文化來看，以豫西為分布中心的二里頭文化屬夏文化無疑，但二里頭只是少康中興之后的晚期夏文化，更早的夏文化甚至先夏文化，則由王灣三期文化以及更早的廟底溝二期發(fā)展而來。

而古史記載中的“夏墟”所在地正在晉南（《康誥》云“封唐叔于夏墟”），這也得到了考古的佐證。考古發(fā)現(xiàn)，廟底溝二期類型的中心分布地域，是晉南的臨汾盆地、運城盆地和黃河沿岸地區(qū)。

此后，考古工作者分別在山西的臨汾盆地和運城盆地發(fā)現(xiàn)了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時期的眾多大中型聚落，年代為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500年。

然而，到公元前2400年前后，原本文化面貌相同的兩地，卻出現(xiàn)了差異和分化。臨汾盆地的器物種類增多，紋飾由籃紋變?yōu)槔K紋為主（說明有外來部族），此后，這里發(fā)現(xiàn)了大型史前城址—陶寺遺址（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300前后），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為首的專家學者根據(jù)史書記載和考古發(fā)現(xiàn)最終認定：陶寺為陶唐氏（堯帝）的文化遺存。

而運城盆地的器類特征卻一成不變，直到陶寺文化崛起后，運城盆地開始出現(xiàn)陶寺文化特征。運城絳縣周家莊遺址的H33、H159灰坑分別為陶寺文化中期和晚期，但陶質(zhì)方面又與運城本地的垣曲盆地文化類型相似。這表明，臨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南下“侵入”了運城盆地。

事實上，傳世史書記載的陶唐氏最初封地并不在晉南，《帝王世紀》記載：“堯初封唐，在中山唐縣”，《漢書·高紀注》:“堯初居于唐，后居陶（山東定陶）”，陶寺文化早中期流行豬骨隨葬，在貴族墓葬中往往會出土豬下頜甚至整豬骨架。但整個晉南地區(qū)在陶寺文化興起之前的2000多年時間里都沒有該墓葬習俗。反倒是千里之外的山東大汶口文化有著相同的豬骨隨葬習俗。

文獻和考古都充分表明，陶唐氏是個外來戶，西遷來到臨汾盆地，形成了陶寺文化，并一度進入到了西南的運城一帶。

那么被陶唐氏驅(qū)逐的又是誰呢？

上文提到，二里頭文化（夏文化）的前身是早期中原地區(qū)龍山文化的廟底溝二期類型（先夏文化），這也就意味著，被陶唐氏征服和驅(qū)趕的正是原本生活在河汾一帶（夏墟）的夏后氏部落。

這一考古發(fā)現(xiàn)，與史書記載的“唐伐西夏”事件形成了吻合。據(jù)《逸周書》和《博物志》記載：“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唐氏伐之……西夏以亡”。

和陶寺遺址發(fā)現(xiàn)的早中期大型夯土城墻相比，運城盆地的廟底溝二期類型沒有發(fā)現(xiàn)城址，正是“城郭不脩”的直接體現(xiàn)，缺乏軍事防護能力的夏部落被陶唐氏討伐，也就不難理解了。

大禹先祖所在部落之所以被稱為“西夏”，正是因為夏墟位于陶寺西南之故，直到春秋時，這里依然被叫做西土。戰(zhàn)敗之后的夏部落被迫開啟了遷徙之路，而接納他們的正是有崇氏部落。

這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個關鍵人物：鯀。

鯀是有崇氏的首領，居住地在豫西崇山一帶?！妒酚洝吩怎吺谴笥碇?，但有崇和夏后分屬兩個不同的氏族，后來組成夏朝核心的12個氏族中，也沒有有崇氏，所以，鯀禹并非是帶有血緣的父子。

事實上，在更早的文獻如《山海經(jīng)》和《天問》中，提到鯀和禹的關系時，用了“鯀復生禹”“伯禹愎鯀”這樣的描述，當然，男人自然是不會生孩子的，背后所指其實是鯀對禹部落有再造之恩。

在鯀卷入和舜帝的爭斗被殺后，有崇氏部落衰亡，同樣作為昔日被征服者的夏部落不得不按照共主的指令，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游走于九州之間去治理洪水。

所謂的“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所指代的也并非是大禹個人的家門，而是整個夏部落的始居地：晉南（夏墟）。以大禹為首的夏后氏族群在治水過程中多次途經(jīng)故地晉南，卻又不敢回去，正是“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的真實寫照。

直到大禹治水成功，夏后氏在有崇氏故地建立根據(jù)地，“禹都陽城，避商均（舜之子）”，“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才得以踐天子位，并發(fā)起了對夏墟的收復之戰(zhàn)。

考古發(fā)現(xiàn)，陶寺中期的貴族墓葬在晚期多次被盜擾，宮殿和具有“觀象授時功能”的大型建筑也被毀壞，M26號墓和H35號灰坑在考古發(fā)掘均發(fā)現(xiàn)了至少2次人為搗毀，這些墓葬經(jīng)歷了兩次盜擾后仍出土不少隨葬品，表明毀墓的目的并非盜取隨葬品，而是有組織的報復行為。

種種考古發(fā)現(xiàn)，恰好印證了《韓非子》所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的說法。

上古真實的歷史，比儒家描繪的禪讓愿景要殘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