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暴力為什么會減少︾

[美]斯蒂芬·平克 著 安雯 譯

中信出版社

■斯蒂芬·平克

斯蒂芬·平克

當今西方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入選《時代周刊》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百人名單，以及《外交政策》的世界百名思想家名單。

世界著名實驗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和科普作家，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前麻省理工學院心理學教授兼認知神經(jīng)科學中心主任；也是世界語言學與心智科學的領導人物，公認的“繼喬姆斯基之后的語言天才”。

平克汪洋恣意的才華和學識，讓他的主要著述成為全球暢銷書和經(jīng)典讀物。他的研究、教學和著作榮獲多種獎勵。

我們身邊到處都是血腥歷史的證據(jù)……

在閱讀了戰(zhàn)爭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之后，我們不由得掩卷發(fā)問：“世界會變成怎樣？”但是我們很少問：“過去的世界究竟有多糟糕？”

實驗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暢銷書作家斯蒂芬·平克在這本令人震撼的新著中告訴我們，過去的世界更加糟糕。事實上，我們正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最和平的時代。

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么會減少》中展示了上百幅圖表和地圖，佐以大量的數(shù)據(jù)資料，量化暴力減少的趨勢：部落間戰(zhàn)事的死亡率比20世紀的戰(zhàn)爭和大屠殺要高出9倍。中世紀歐洲的兇殺率比今天要高出30倍。奴隸制、殘酷刑罰和濫用死刑曾經(jīng)是人們生活中的常態(tài)，但如今被廢除了；強奸、家暴、仇恨犯罪、嚴重騷亂、虐待兒童、虐待動物——都發(fā)生了實質性的減少。

如果人性并沒有發(fā)生變化，這一切又是怎樣發(fā)生的？是因為人們開始閱讀小說，開始敬畏警察或將精力轉向發(fā)家致富？原子彈防止的發(fā)生？

平克認為，答案并非如此。解釋暴力減少的關鍵在于理解將我們推向暴力的“心魔”以及將我們帶離暴力的“善良天使”。政府組織、識字率、商業(yè)和都市的文明進程，讓我們漸漸有能力控制我們的沖動，對他人懷有同情，寧愿討價還價做交易而不是搶劫，我們也開始揭露那些毒害人心的意識形態(tài)，發(fā)揮理性的力量，抵御暴力的誘惑。

以人類文明進程為素材，平克從暴力的角度，重新考察了人類社會的歷史與前景，對歷史進行廣義的科學解釋，寫出了這樣一部人類社會的新史。這是一部人類文明史，是一部反映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史詩巨作。

同時，本書也是一部人類心理進化史，開創(chuàng)性地運用了最前沿的心智理論研究人類歷史。

在戴維·洛奇1988年的小說《小世界》中，一位教授解釋了他為什么認為精英大學正在衰亡：

與過去相比，今天的知識變得越來越方便攜帶了。人也一樣……過去20年以來，有三件事情讓學術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航空旅行、直撥電話和復印機……只要你能找到一部電話、一臺復印機，加上會議經(jīng)費，你就成了，你就和這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學——全球校園接通了。

莫里斯·扎普說的沒錯，但是他過分強調20世紀80年代的技術了。他說過此話的20年后，這些技術被電子郵件、電子文獻、互聯(lián)網(wǎng)、博客、電話會議、Skype（一種即時通信軟件）和智能手機所超越。而在他說此話的200年前，當年的技術——航海、印刷圖書和郵政服務已經(jīng)讓信息和人具有了便攜性。結果是一樣的，一個全球校園、一個公共空間，或者就用17和18世紀的叫法：一個“文字共和國”。

任何一位21世紀的讀者如果深入了解思想史，都不可能不為18世紀的“博客圈”所驚嘆。每一本書剛出印廠，立即被銷售一空，旋即再版印刷，接著就是被翻譯成數(shù)種文字，評論的小冊子和單張接踵而至，學者們通信交流，最后是又一本新書火熱出爐。洛克和牛頓這樣的思想家們通了上萬封信。伏爾泰一個人就寫了18000多封信，足足編纂了15卷書。

當然，按照今天的標準，這種對話的進行速度過于緩慢，需要數(shù)周甚至數(shù)月才有一次交流，但它的速度已經(jīng)足以引發(fā)討論、批評、融會、提煉，并引起當權者們的關注。最著名的事例是貝卡里亞的《論犯罪與刑罰》，此文一出，即在歐洲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推動了在全歐洲廢除酷刑懲罰。

只要有一定的時間和足夠的供貨人，思想的市場不僅會傳播思想，而且會改變思想的創(chuàng)作。沒有人能聰明到在一開始就知道什么觀點最有價值。牛頓（很難說他是個謙虛的人）在1675年給科學家同行羅伯特·胡克的一封信中承認：“如果說我能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祟惖念^腦擅長將一個復雜的思想打包，并將它與其他的思想一起裝配成更復雜的組合，再將這個組合打包，做成更大的裝置，然后再結合更多的其他思想，層出不窮。為了做到這一點，需要穩(wěn)定的源源不斷的組件供給，而這必須依靠各種思想交流的網(wǎng)絡。

一個全球校園不僅提高了思想的復雜性，也提高了思想的質量。在蝸居的隔絕中，難免會滋生各式各樣怪異和有害的思想。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一個有害的觀點暴露后，其他思想家的批評至少讓這個觀點有了枯萎和死亡的機會。在“文字共和國”中，迷信、教條和野史的壽命都不長，那些就控制犯罪和管理國家冒出來的餿主意也得意不了幾時。

在洛奇1988年提到的技術名單上，只有噴氣式飛機還沒有被互聯(lián)網(wǎng)所取代，這也告訴我們，有時面對面的溝通是無法被替代的。飛機讓人們團聚一堂，但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的人不是已經(jīng)“團聚一堂”了嗎？所以城市一直是思想的熔爐。大都會型的城市可以聚集足夠數(shù)量的、多種多樣的思想，同時還提供了大量的角落和縫隙，足供特立獨行的人們尋找藏身避難之地。理性時代和啟蒙時代也正是城市化的時代。倫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成為知識的騾馬大市，思想家們每天都在沙龍、咖啡館和書店聚會，對時興的觀點評頭論足。

經(jīng)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將自由民主的出現(xiàn)歸因于城市的興起。暴虐的獨裁者即使被他的人民所鄙視，仍然能保住權力，這個謎被經(jīng)濟學家稱為“社會兩難困境”或者“搭便車問題”。在專制制度下，獨裁者和他的打手們有強烈的動機把持權力，但單個的國民卻缺乏動機去推翻他，因為雖然民主的收益惠及全民，但反抗者卻要獨自承擔專制鎮(zhèn)壓的風險。

城市像一個熔爐，將金融家、律師、作家、出版人，還有人脈資源豐富的商人帶到一起，他們可以在酒吧或在行會會所共謀挑戰(zhàn)現(xiàn)政權的大計，彼此分工合作，共擔風險。古希臘的雅典、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美國革命時期的波士頓和費城、低地國家的各個城市都是孕育民主的城市典型，今天的城市化和民主化也總是并肩同行。

在城市和人們的讀寫能力興盛之前，自由的思想很難形成和聚合，所以可以說，人道主義革命出現(xiàn)的部分原因是17世紀和18世紀城市的興起。

當然，將人和思想?yún)R聚在一起，不能決定這些思想會怎樣演化。“文字共和國”和大都市的興盛也不能單獨解釋為什么在18世紀出現(xiàn)了人道主義倫理觀，而不是為酷刑、奴隸制、專制主義和戰(zhàn)爭尋找更合理的解釋。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兩個發(fā)展是相互關聯(lián)的。當一個具備一定規(guī)模的、由自由和理性的力量組成的社區(qū)協(xié)商一個社會應該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務，在邏輯的一致性和世界各方反饋的制約下，他們的共識必然指向一定的方向。在思想的王國中，一個思想蘊含著其他的思想，思想本身就是一種外生的力量。一旦一個思想家的社團進入這個王國，無論他們所處的實際環(huán)境如何，他們的思想都將被推向特定的方向。我認為，道德發(fā)現(xiàn)的過程是人道主義革命最重要的動因。

在人類歷史的相當短的時間內，許多暴力制度就走到了盡頭，因為批判這些制度的理論早已經(jīng)過長期的醞釀，是理性時代和啟蒙時代涌現(xiàn)的哲學思想的繼續(xù)。許多思想家，比如霍布斯、斯賓諾莎、笛卡兒、洛克、大衛(wèi)·休謨、瑪麗·阿斯特爾、康德、貝卡里亞、斯密、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麥迪遜、杰斐遜、漢密爾頓和約翰·穆勒，共同構造了一種世界觀，即我們所說的啟蒙人文主義（有時也稱為“古典自由主義”，盡管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這個詞已經(jīng)具有了其他含義）。下面是對啟蒙人文主義哲學的簡要概述，雖然粗糙，但總算是對這些啟蒙時代思想家的觀點給出一個連貫的總結。

啟蒙人文主義的起點是懷疑主義。人類歷史上的愚昧，以及我們自己容易被錯覺和謬誤所迷惑的現(xiàn)實告訴我們，人（不分男女）是會犯錯誤的。所以，人需要有理由才能去相信某件事情。信仰、啟示、傳統(tǒng)、教條、權威、主觀確定性帶來的陶醉——都會帶來錯誤，不應該作為知識的來源。有什么東西是我們可以確信的嗎？笛卡兒給了一個很好的回答：我們自己的意識。我正在思索什么是我能夠知道的——這個事實讓我知道我是有意識的，而且我能夠知道我的意識是由幾種不同的經(jīng)驗構成的。它們包括對外部世界和其他人的感知，各種歡愉和痛苦——有感官的（比如食物、舒適、性），還有精神的（比如愛、知識和對美的欣賞）。

我們也相信理性。我們提出問題，評估可能的答案，并試圖說服其他人承認這些答案的價值，這就是推理，而推理就是默認了理性的有效性。我們也相信謹慎使用理性得到的所有結論，比如數(shù)學原理和邏輯學。

雖然我們不能對自然世界進行任何邏輯證明，但是我們天然地有權相信某些有關自然世界的信念。我們所謂的科學，就是運用理性和觀察對自然世界進行試探性的歸納。科學在解釋和改變世界方面的成功毋庸贅言，科學的進步表明我們有可能去認識世界，雖然我們的認識永遠是或然的，而且是隨時準備被修正的。

因此，科學是我們應該如何獲取知識的一個范式——這里所說的科學，不是指科學的具體方法或者體系，而是指科學的價值觀，即尋求對世界的解釋，客觀地衡量各種答案，承認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在任何時候都具有試探性和不確定性。

理性的不可或缺，并不意味著個人永遠是有理性的，或者永遠不被激情和幻象所動搖。這僅僅是說，人有理性的能力，如果一群人愿意去完善理性的能力，公開和公平地運用這種能力，從長遠看，他們就能夠在合作中通過理性得到更堅實的結果。林肯曾經(jīng)注意到，你可以在某些時間內愚弄所有的人，你也可以永遠地愚弄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遠地愚弄所有人。

在我們對世界的信念中，最有把握的一條是其他人和我們一樣是有意識的。其他人也是由同樣的材料構成的，也追求同樣的目標，引起我們自己痛苦和歡樂的事情，也同樣會引起其他人痛苦和歡樂。

……

存在普世人性，這已然是一個事實性知識。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將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上，這已經(jīng)是道德的原則。以此為出發(fā)點，我們可以推導出應該怎樣處理我們的事務。政府是一個好東西，因為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人們的自私、自欺和對他人的自私和自欺的恐懼將導致持續(xù)不斷的沖突。如果每個人都同意放棄暴力，并授權一個沒有利害關系的第三方進行管理，那么人們的生活會更好……

這一推理也可以被稱作人文主義，因為它承認的價值是人的實現(xiàn)，而且是唯一的人皆具有不可被否認的價值。我感受歡樂和痛苦，并追求能夠實現(xiàn)歡樂或解除痛苦的目標，所以，我沒有理由否認其他眾生擁有同樣的權利。

如果這些話你聽起來已是老生常談、平淡無奇，那么，你是啟蒙時代的孩子，已經(jīng)受過人文主義哲學的浸潤。但是，作為一個歷史的事實，這絕不是一件平庸和乏味的事情。我認為，啟蒙人文主義，不論是直接地還是間接地，都為18世紀和19世紀形形色色的人道主義革命奠定了基礎。第一批自由民主政體的設計，特別是美國《獨立宣言》中“不證自明的真理”明確地體現(xiàn)了啟蒙人文主義的哲學。之后，它被傳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并與各個文化中萌發(fā)的人道主義理念相融合。

《慢閱讀》周刊主編：劉暢 編輯：侯巖 美編：王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