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初年，雖然憲宗與兵部尚書王復，都肯定了榆林營堡縱深防御體系在河套防御中的作用，并積極加以改良，使其發(fā)揮最大作用；但以李賢為首，力主徹底解決河套問題的“搜套”方案，以“畢其功于一役”為口號，更具吸引力，擁有更大的影響。憲宗自幼經(jīng)歷了“土木之變”造成的國難危機、景泰時期的“易儲”風波、天順時期的儲位危機，這使他生性內向而自卑，性格較為柔弱，在政治決策上，容易受到文官集團的影響。李賢作為保全憲宗儲位的內閣首輔與顧命大臣，對于憲宗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憲宗一方面批準榆林營堡改良方案，另一方面又將“搜套”作為主流方案。而主張營堡方案的王復，最終被從兵部尚書的位置上趕了下來。

成化初年“搜套”行動中，由于石氏家族已經(jīng)覆滅，“搜套”職責于是落到楊氏家族身上，楊洪侄楊信充任總兵官，在榆林地區(qū)集結軍隊，率軍入套。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任命中，兵部尚書王復是持反對意見的，至于反對原因是出于對“搜套”方案缺乏信心，還是對楊信軍事能力存有質疑，尚不清楚。但當時主政的李賢壓制了王復，堅持楊信出任“搜套”總兵官。

楊信，“幼從（楊）洪擊敵興州。賊將方躍馬出陣前，信直前擒之，以是知名”。正統(tǒng)末年，楊信升任指揮僉事?！巴聊局儭焙?，楊信仍駐守宣府鎮(zhèn)，任懷來等處守備。在景泰元年（1450）護送糧餉途中，聞炮聲而還，所表現(xiàn)得畏懦，與其初出道時的勇猛頗不相稱，后來史事進一步證實持重甚至畏懦是楊信的最大弱點。景泰六年（1455）的一次軍事行動中，楊信不依期進兵，導致作戰(zhàn)無功。天順元年（1457），楊俊因屢遭彈劾，并曾在景泰時期對英宗不利，因此在英宗復位后，便被誅殺。于是楊信便成為楊氏家族唯一尚能一戰(zhàn)者，于天順元年升任延綏鎮(zhèn)總兵官，次年取得高家堡之捷。但從戰(zhàn)果來看，戰(zhàn)役規(guī)模并不大。天順三年（1459），楊信協(xié)助石彪，取得了野馬澗大捷。

可見，明朝之所以委任楊信充任“搜套”總兵官，是鑒于其天順時期在延綏任上，具有一定戰(zhàn)績。但楊信畏懦的性格，并不足以指揮如此大規(guī)模的戰(zhàn)役，軍隊調動非常緩慢，未能有效阻止毛里孩進入陜西。成化二年（1466），阿羅出再次進入河套，楊信雖取得小龍州澗之捷，但次月湯胤勣駐守孤山堡，中伏而死，引起了朝野震動，楊信再次面對巨大質疑與批評。在這其中，以王復為首的兵部多次對楊信及參贊軍務文官項忠加以彈劾，一時之間，兵部與“搜套”官員之間關系非常緊張。

正當楊信身處信任危機之時，毛里孩在韃靼內亂與冬季嚴寒雙重沖擊之下，請求與明朝展開朝貢貿易，從而退出河套，楊信雖幸運地不戰(zhàn)而勝，得保晚節(jié)，但楊氏家族的最后一點威望，也被其消耗殆盡，楊信也最終從“搜套”行動中退出。

另一方面，他的政敵王復，也并未成為勝利者，同樣失敗地從兵部尚書職位上退了下來，與工部尚書白圭互換位置。

王復，字初陽，北直隸順天府固安（今河北固安）人。白圭，字宗玉，北直隸真定府南宮縣（今河北南宮）人。二人都是北直隸人，皆出身于天子腳下。同樣巧合的是，二人都是正統(tǒng)七年（1442）進士，屬一榜同年。但在試職期滿之后，二人命運卻呈現(xiàn)完全不同的轉向。王復授刑科給事中，白圭授御史。雖然兩人同屬監(jiān)察官員，在明代并稱“科道”，但給事中基本在京為官，而御史多有外放。王復、白圭二人也確實從此內外分途。王復由于“聲容宏偉，善敷奏”，適于殿堂值班、處理奏疏，從此走上了京官路線，先后任通政參議、右通政，兵部左、右侍郎。成化元年（1465）升任兵部尚書。而白圭機緣巧合，在朱勇攻打兀良哈一役中擔任監(jiān)軍之職，從此走上了外官路線，與地方軍事結下了不解之緣。

就在白圭與王復漸行漸遠，仕途趨向大為不同之時，天順四年（1460），在閣臣李賢推薦下，白圭被內調為兵部右侍郎，而當時任兵部左侍郎的恰是王復。在兵部內部的地位排序上，王復在先，白圭在后。兩人不僅同鄉(xiāng)、同年，甚至要同部為官了。明代六部官員有兩種來源，一是內官內調，一是外官內調。內外兩途的結合，使明朝六部官員既熟悉朝廷典故，又了解地方實情，有利于處理政務。白圭在地方上的軍事經(jīng)驗與取得的功勛，皆符合內調兵部的資格。明代兵部官員并不全然在京為官，地方征伐之事，也多由兵部侍郎，甚至兵部尚書主持。白圭次年便被再次外任，參與抵御孛來的戰(zhàn)爭。以白圭而非王復出征西北，可能是當時兵部尚書馬昂鑒于白圭久歷兵事，能力與經(jīng)驗優(yōu)于一直在京為官的王復。白圭在這次戰(zhàn)役中獲得了勝利，為酬報其功，明朝需要升遷其職。但此時兵部尚書由馬昂擔任，白圭無由進取，遂轉遷工部尚書。雖官職獲得了升遷，但工部不如兵部重要，白圭的才略也更適合在兵部施展。

接替馬昂任兵部尚書的是王竑。王竑在“土木之變”后，因倡導群官廷殺錦衣衛(wèi)指揮馬順而名震天下。但若論軍事經(jīng)驗，他參加過的一次比較重要的軍事行動也只是與白圭一同出征起來。王竑起復之前的故官是浙江參政。此次起復，其地位應該是低于白圭的。取得戰(zhàn)役勝利后，白圭得以進職工部尚書，而王竑仍然留鎮(zhèn)西北。二者地位、功勞之差別，于此可見。但兵部尚書馬昂調任戶部，給王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王竑從而得居兵部尚書。如果白圭此前未被升調工部，兵部尚書的職位最有可能由他繼任。明朝選擇以王竑繼任兵部尚書，而不以兵部左侍郎王復正常升遷，反映出當時朝廷對一直在京為官的王復管理軍務的能力還是存在質疑的。但成化元年（1465），王竑便由于舉薦岳正等人遭到李賢反對，而辭去尚書之位。兵部尚書職位再次面臨空缺。在兵部左侍郎任上積累多年資歷之后，王復終得執(zhí)掌兵部。

但王復任職兵部尚書之后，軍事既非其專長，又因彈劾當時文武系統(tǒng)知兵者的代表楊信、項忠，得罪了二人的薦主李賢，地位并不穩(wěn)固。上自閣臣，下至總兵，王復已被當時掌握朝廷實權的人物隔離。其被迫出巡西北，與其說是明朝加強整飭西北邊務之需，毋寧說是為能夠處理各方關系，且為有軍事才能的新兵部尚書的遞任創(chuàng)造條件。王復從西北回還之后，便改任工部尚書，而時任工部尚書的白圭與之對調，改任兵部尚書。

王復離開兵部的政治因素是其所主張的榆林營堡防御方案，與成化時期主流的“搜套”防御方案相去甚遠。在“搜套”已成主流方案的情況下，王復一直計較、糾纏于“搜套”行動的具體過失，雖在具體層面履行了兵部職責，但卻在無意中站在了整個國家戰(zhàn)略層面的對立面。

在當時政治背景之下，王復雖已明顯不宜居于兵部，但若沒有合適人選，明朝也不會迅速將之罷免。而正是在此時，白圭以其豐富的地方軍事經(jīng)驗，尤其以平滅荊襄叛亂所帶來的巨大聲望，成為朝野眾望所歸的兵部執(zhí)掌者。白圭為人確實十分干練?！睹鲬椬趯嶄洝繁愠浞挚隙税坠绲能娛虏拍?，“圭，偉儀狀。歷官中外，數(shù)從軍旅之事。累有勞效” 。白圭任職兵部尚書之后，適逢固原土達滿?。M四）叛亂，白圭于是推舉項忠總督軍務，破格讓他位列總兵官之前，率軍平叛。

?成化五年（1469），阿羅出再次進入河套時，兵部尚書白圭力主“搜套”。但白圭對于“搜套”行動的戰(zhàn)略設計，卻尚不清楚?！睹魇贰と~盛傳》記載：“滿都魯諸部久駐河套，兵部尚書白圭議以十萬眾大舉逐之，沿河筑城，抵東勝，徙民耕守。帝壯其議?！钡@條記載是孤證，其他史書都未見白圭有此主張。反而葉盛曾表達過類似意見，可能《明史》在纂修之時，將他人尤其是葉盛的言論誤為白圭所發(fā)。

由于楊信能力不足以“搜套”，明朝改而委派平滅荊襄流民叛亂的朱永，充任“搜套”總兵官，并由文官都御史王越參贊軍務?！睹魇贰吩u價王越稱：“長身，多力善射，渉書史，有大略?！彼苊八烟住焙螅斣卤闳〉昧藙倮?，展現(xiàn)出很強的軍事指揮能力。

成化六年（1470），朱永統(tǒng)率軍隊，與阿羅出部眾在雙山堡展開大規(guī)模野戰(zhàn)，并進一步追擊至河套以內，最終明軍獲勝，取得了雙山堡大捷，斬首106人，阿羅出受傷敗走。雙山堡大捷是朱永軍隊對阿羅出的搜剿行動取得的重大勝利。

阿羅出兵敗之后，也如毛里孩一樣，請求與明朝展開朝貢貿易，同樣獲得了明朝的同意。但阿羅出在朝貢期間，仍然進攻明朝，并與孛羅忽結合，再次進入河套并攻至懷遠堡。但在此地，阿羅出中了王越的埋伏，王越取得了比雙山堡更大的勝利，斬首164人。受到多次打擊之后，阿羅出不再南下榆林，而是游牧于河套北部。成化七年（1471），阿羅出與癿加思蘭、孛羅忽發(fā)生沖突，被后者逐出河套，從此不再進入河套。

此次“搜套”行動與楊信負責的那次相比，無疑在戰(zhàn)役層面取得了明顯戰(zhàn)績，朱、王二人軍事能力，也應優(yōu)勝于楊信。尤其是王越作為文官系統(tǒng)代表，在“搜套”戰(zhàn)役中，展現(xiàn)了很強的戰(zhàn)略意識與指揮能力，“而制敵設奇，（朱永）要不能如王越”，反映出文官系統(tǒng)在明中期武將斷層的情況下，逐漸走到軍事前臺。成化七年（1471），朱永重回京營，王越遂統(tǒng)率軍隊，職責為“總督軍務”，獨立負責防御事務，成為陜西三邊總督之濫觴。

但從戰(zhàn)略層面而言，“搜套”軍隊并未在軍事勝利后，進一步駐扎河套，鞏固軍事空間，而是采取遣散軍隊、分散就糧的做法，從而為癿加思蘭再次盤踞河套提供了可能。這一戰(zhàn)略層面失誤，顯然并非具體執(zhí)行“搜套”命令的朱、王二人的責任，白圭作為中央倡導“搜套”的負責人與主持者，顯然承擔著戰(zhàn)略規(guī)劃之責。所謂沿河筑守、收復東勝，在整個“搜套”行動中，卻未看出痕跡與蹤影。

成化七年（1471），癿加思蘭在驅逐阿羅出后，順勢也進入河套。成化八年（1472），白圭再次提出“搜套”。除王越仍參贊軍務外，“搜套”總兵官改由平滅大藤峽苗人、遼東女真叛亂的趙輔擔任。但趙輔平定大藤峽之功既多不實，而其征伐遼東女真部落，也是趁其勢弱之時建功，不僅未安定邊疆，反而導致后來女真的不斷報復?？梢姡w輔軍事能力較為普通，但善于弄虛投機，從而不斷獲得晉升。

趙輔赴任之后，并未能阻止癿加思蘭南下，榆林地區(qū)屢被進攻，趙輔遂遭到彈劾，后主動辭職。兩月后，明朝命劉聚代替趙輔。劉聚上任之后，“搜套”行動僅取得了一些小規(guī)模戰(zhàn)役勝利。反而是陜西巡撫馬文升，在韋州防御中取得了很大勝利，斬首200人。

成化九年（1473）十月冬季來臨之時，王越最終取得紅鹽池大捷，此役是成化時期明朝“搜套”行動的最大勝利，共擒斬355人。但這一勝利，卻有些勝之不武。蒙古勢力南下明朝時，基本都會將老弱婦孺安置于距離邊境較遠的地方，以防止明軍偷襲。成化時期，韃靼在河套經(jīng)營已久，防備心有所松懈，從而在成化九年（1473）九月十二日南下時，未對大本營進行妥善保障。王越認為韃靼“道遠兵疲，必難取勝，宜率輕兵搗其巢穴”，于是從榆林東部的紅山出發(fā)，晝夜兼行180里，到達白咸灘，偵查到韃靼老弱婦孺在紅鹽池（又稱“紅咸池”），“連營五十余里”，于是兼程而進，“擒斬共三百五十五，獲其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燒其廬帳而還”。當韃靼搶掠回歸之時，才發(fā)現(xiàn)大本營已經(jīng)被偷襲，父母、妻子、兒女與財產都已蕩然無存，于是“相顧悲泣以去。由是不敢復居河套，其勢頓衰。議者謂此捷自前所未嘗有”。紅鹽池大捷后，當月王越又上奏取得韋州大捷，斬首149人，但卻有殺戮逃歸漢人之嫌。

經(jīng)過兩次大捷之后，明朝對河套蒙古造成了沉重打擊，使他們在一段時間內不敢再南下河套，“搜套”行動從而取得了戰(zhàn)略性勝利。王越作為文官的代表，取得比武將更為卓著的戰(zhàn)功，這反映出文官系統(tǒng)軍事能力已然超過人才斷層的武將系統(tǒng)。伴隨韃靼各部出逃，“搜套”軍事行動告一段落。王越作為文官取代武將，擔任了固定防御河套的陜西三邊總督。

但由于戰(zhàn)略設計的原因，明朝在此大勝之后，仍未進一步在河套設置機構、固定控制，而是采取空置河套的方式，為韃靼各部的再次入套提供了可能，河套也逐漸成為韃靼的固定駐牧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