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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阿倫特 納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是一名勤奮的行政官員。 從1942年開始，他負責將歐洲的猶太人運送到波蘭的集中營，其中包括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 這是希特勒“最終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他計劃處死所有生活在德占區(qū)的猶太人。 艾希曼并非這項殺戮政策的制定人，但積極參與了鐵路系統(tǒng)的組織工作，使這一計劃成為可能。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納粹不斷推出剝奪猶太人權利的法律。 希特勒幾乎把德國的所有問題都歸咎于猶太人，并對他們進行瘋狂報復。 法律禁止猶太人就讀公立學校，強迫他們交出錢財，逼迫他們佩戴黃星標識。 猶太人受到圍捕，被迫居住在城市里的隔離區(qū)。 這些區(qū)域成為猶太人的監(jiān)獄，擁擠不堪，食物短缺，生活艱難。 但是希特勒的“最終解決方案”將罪惡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歐洲幾百萬猶太人面臨被屠殺的命運。 要實現(xiàn)希特勒的計劃，必須把猶太人從城市里的隔離區(qū)驅趕到其他地方，在那里對他們進行大規(guī)模屠殺。 現(xiàn)有的集中營被改造成死亡營，其設施能夠每天用毒氣殺害數百人，然后火化。 由于許多集中營都設在波蘭，因此必須組織調動火車，把大批猶太人押上死亡之路。 艾希曼的工作就是在辦公室收發(fā)文件、打些重要的電話這樣的行政事務，可與此同時，數百萬人卻因為他的所作所為而死去。 有些人死于傷寒或饑餓，有些人被強迫勞動至死，大多數人死于毒氣。 在納粹德國，火車準點運行，艾希曼之流的工作就是為了確保這一點。 他們的高效率讓火車像牲口車一樣，裝滿男女老少，投入漫長而痛苦的死亡之旅。 通常沒有食物，沒有水，有時酷熱，有時寒冷，許多人在旅途中死去，特別是老人和病人。 僥幸活到終點站的人虛弱不堪、充滿恐懼。 他們被押送到偽裝成淋浴間的毒氣室，脫光衣服。 然后大門被鎖上，齊克?。╖yklon）毒氣灌入毒氣室，這些人不久便中毒身亡。 他們的尸體被焚毀，財物被掠奪。 不是每個人一到集中營就被立刻送入毒氣室，一些身體較強的人被迫在惡劣的條件下勞動，卻僅能得到很少的食物，納粹警衛(wèi)還會以毆打甚至開槍射殺他們取樂。 艾希曼在這些罪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二戰(zhàn)結束后，他卻從盟軍眼皮底下逃離，輾轉抵達阿根廷，在那里秘密生活了幾年。 1960年，以色列秘密警察摩薩德（Mossad）追蹤到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將其抓獲，給他下了藥，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 艾希曼是一個邪惡的野獸、一個享受他人痛苦的虐待狂嗎？ 在審判開始前，大多數人都這么認為。 如果不是那樣，他怎么可能在大屠殺中扮演這么關鍵的角色？ 在那幾年中，他的工作就是找到有效的方法將人們送上死亡之路。 白天干了那么多壞事晚上還睡得著覺的人，必定是惡魔無疑。 哲學家漢娜·阿倫特（1906—1975）是一個移居美國的德國猶太人，為《紐約客》（New Yorker）雜志報道審判艾希曼的過程。 面對面接觸一個納粹極權政權的產物，讓她非常感興趣。 在那個極權社會里，人們幾乎沒有思考的空間。 她想要了解這個人，親身感覺他的行為表現(xiàn)，弄明白他怎么會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艾希曼遠非阿倫特遇到的第一個納粹分子。 阿倫特自己就是從納粹德國逃出來的，先是去了法國，最終成為美國公民。 她年輕時就讀于馬爾堡大學（University ofMarburg），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是他的老師。 雖然她當時只有18歲，而海德格爾已經結婚，他們還是有了一段短暫的戀情。 海德格爾當時正忙著寫《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1962）。 這是一本極其晦澀的書，有些人認為是對哲學的重大貢獻，另一些人則認為是一部故意寫得晦澀難懂的作品。 海德格爾后來成為納粹黨的忠實成員，支持反猶太主義。 他甚至把以前的朋友、哲學家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名字從《存在與時間》的題獻頁上去掉，因為他是猶太人。 但是在耶路撒冷（Jerusalem），阿倫特將要見到的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納粹分子。 這是一個相當普通的人，他選擇不去過多地思考自己在做什么，雖然其行為的后果是災難性的。 他并不是阿倫特之前所想象的惡棍，而是一個平凡得多但同樣危險的人：一個不做思考的人。 在納粹德國，最惡劣的種族主義思想被寫入了法律，因此他很容易說服他自己所采取的行為是正確的。 社會環(huán)境給了他一個事業(yè)成功的機會，而他就抓住了這個機會。 希特勒的“最終解決方案”為艾希曼提供了一個機會來表現(xiàn)自己，證明自己的能力。 阿倫特覺得，當艾希曼辯稱自己只是在履行職責時，他是真心這么認為的。 這一點很難讓人理解，許多對阿倫特持批評意見的人也認為在這一點上，她的判斷是錯誤的。 與某些納粹分子不同，艾希曼的所作所為，其背后的驅動力似乎并不是對猶太人的強烈仇恨，因為他不像希特勒那樣對猶太人恨之入骨。 很多納粹分子會因為一個猶太人沒有致希特勒萬歲禮而將其當街打死，但艾希曼不是那樣。 正是這樣一個人，不但接受了納粹的官方理念，更為惡劣的是，還將數百萬人送上了死亡之旅。 艾希曼似乎無法接受自己的所作所為有什么違法之處，即使在法庭上聽到對自己不利的證據時，他似乎仍然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什么不對。 在他看來，因為他沒有違反任何法律，沒有直接殺害任何人，也沒有要求任何人為他殺人，所以他的行為沒什么不對之處。 他從小就被教育要遵守法律，接受服從命令的訓練，他周圍的人也都像他一樣做著同樣的事情。 他覺得自己只是接受命令行事，無須對日常工作的后果負責。 艾希曼不需要看見人們是如何被塞進牲口車的，也不需要看見死亡集中營的情形，所以他沒有去看。 他告訴法庭，他無法成為醫(yī)生，因為害怕看到血。 然而，他的雙手卻仍沾滿了鮮血。 他是一個系統(tǒng)的產物，這個系統(tǒng)不僅遏制了他以思辨的眼光審視自己行為的能力，而且讓他無視自己的行為對活生生的人帶來的災難，他好像根本無法想象別人的感受。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他一直堅稱自己是無辜的。 要么他確實這么想，要么就是他覺得為自己辯護的最好辦法是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依照法律行事。 如果是后者的話，阿倫特就是被他騙了。 阿倫特用“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來形容她對艾希曼觀察的結果。 我們說某種東西是平庸的，就是指它是普通的、無聊的、無創(chuàng)新的。 艾希曼的邪惡是平庸的，因為這是一名官僚、一名辦公室經理所做出的邪惡，而非魔鬼所實施的邪惡。 在阿倫特面前，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人，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讓納粹的理念貫徹到了自己一切所作所為之中。 阿倫特的哲學靈感來自她周圍發(fā)生的事情。 她不是那種一輩子坐在扶手椅上思考純粹抽象概念的哲學家，也不會無休止地爭論一個詞的確切含義。 她的哲學與發(fā)生不久的事件以及生活經歷有關。 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Jerusalem）一書基于她對受審期間艾希曼的觀察，以及對他使用的語言和給出的辯解所做的分析。 通過觀察，她分析了極權主義國家中發(fā)生的罪惡，及其這些罪惡如何造就那些對極權主義不做抵抗的人的思維方式。 艾希曼跟當時許多納粹分子一樣，沒有從別人的角度看問題。 他沒有勇氣質疑傳達給他的規(guī)則，只是一味尋找最好的方式去遵守這些規(guī)則。 他沒有能力設想自己的行為可能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如果他是一個惡魔，那確實很可怕，但至少怪物是稀有的，通常很容易一眼看出來。 也許，艾希曼看起來很正常這一點更令人恐懼。 他只是一個普通人，由于沒有質疑自己的所作所為，參與了人類歷史上一些最邪惡的行為。 如果他不是生活在納粹德國，也許不太可能成為一個邪惡的人。 可以說他生不逢時，但這并不能消除他的罪惡，因為他對不道德的命令言聽計從。 在阿倫特看來，艾希曼服從納粹的命令就等同于支持“最終解決方案”。 艾希曼不僅沒有質疑收到的命令，反而具體執(zhí)行了這些命令，從而參與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然而在艾希曼自己看來，他不過是編制了一些火車時刻表而已。 在審判中，他甚至聲稱自己是按照康德的道德責任理論行事，仿佛他遵命行事是正確的。 他完全沒有理解康德認為尊重他人、給人尊嚴是道德的基礎。 有些人僥幸躲過了那些按照艾希曼制定的精確時刻表運行的死亡列車，在大屠殺中死里逃生。 這些幸存者中有一名維也納的知識分子，他的名字叫卡爾·波普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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