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種種跡象表明，在西、中亞鑄銅技術影響中國之前，中國南北各地早已有自己的冶銅經濟出現。在中國北方，早期銅主要為紅銅、黃銅，冶煉技術大約與西亞同時；中國南方及馬家窯文化區(qū)則主要是鉛、錫合金青銅。鉛錫青銅鑄造的源頭可能在長江流域，我們有理由期待長江流域更多、更早鉛、錫青銅的發(fā)現，但中國銅器是否最早從江漢地區(qū)起源，可能還需更多的地下材料印證。

關鍵詞：中國，早期銅器，砷青銅，鉛錫青銅

銅金屬冶煉是中國前文明社會轉變?yōu)槲拿魃鐣闹匾洕F象，是文明起源時代極重要的發(fā)明之一，有人曾將城、金屬(銅)、文字看作是文明起源三大要素，銅器冶煉的起源及早期演進的歷史，既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史的問題，它的產生與演進，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fā)展。

關于中國銅冶煉的起源，學者們討論很多，詳本文所作注釋，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2-3種，或認為源于西、中亞，并認為西城驛、石峁、陶寺等遺址是其證據；或認為源于河西走廓，也主要以西城驛遺址為據；最近郭靜云等先生則著文認為其起源于長江中游地區(qū)。

筆者以為，以上各種觀點皆有其正確的內核，但僅憑局部的資料很難得出中國銅器起源于何時、何地的結論,本文擬在各位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西、中亞有關銅器產生與演進的歷史，對當今中國境內前文字時代有金屬遺存的遺址，作較全面梳理，并進而得出相應的結論，請同仁指正。

一、現中國境內的冶銅遺存及相關分析

（一）北方長城地帶至甘青地區(qū)的早期銅器

1.仰韶文化區(qū)

從考古報告可知，在陜西渭南北劉遺址廟底溝時期的地層中發(fā)現1件完整的黃銅笄(T9:15)，年代距今約6000～5500年。仰韶文化時期的姜寨一期遺址發(fā)現黃銅片（T74F29:15）和黃銅管狀物（T259③:39）各1件，是現已出土的中國最早的鑄造銅器，其時間約為距今6700年。經檢驗，黃銅片為含少量鉛、鐵、硫、錫的黃銅，其邊緣有粗銼痕，局部地區(qū)凹進，無銼痕，保留了鑄造凝固時的表面；黃銅管狀物是含鋅約32%、含銅69%和少量鐵、硫的黃銅，不含鉛、錫，是最原始的冶煉方法鑄成的產品。對姜寨遺址的兩件黃銅器，安志敏先生曾提出過異議，認為不太可信，因為它們分別含鋅25.56%、32%，而測定中國早期銅器中一般不含鋅。鋅的溶點是420度，沸點是950度，比一般金屬低很多，往往在冶煉時會汽化而難以收集；他還認為，為什么在那么多的仰韶文化遺址里，只限于姜寨的個別發(fā)現？同時在后來的幾千年中，為什么又一直缺少黃銅的存在？這些都是值得懷疑的，至少目前還不能根據這個孤證，就肯定仰韶文化時期已經出現黃銅，或已進入青銅時代。如此，姜寨先民是怎樣成功地制造出黃銅顯得很神秘。北京鋼鐵學院冶金史組著文指出：

HoBropoДoBa等報告：在外高加索和南烏拉爾金礦產地，發(fā)現了含鋅32-35%的天然黃銅。Forbes指出在巴勒斯坦曾發(fā)現一件黃銅器，含鋅23.4%，年代1400-1000B.C.，它可能是由特殊的礦石偶然加工而成的。在歐洲出現最早的黃銅器是羅馬時期的錢幣（45B.C.），含鋅達27.6%，是在銅內加入爐甘石冶煉而成。

在我國商周以及漢代的青銅器中，往往含有少量的鋅，這是由原材料中的雜質帶入的。黃銅到宋代才有記載……用金屬鋅制造黃銅至早應該在公元十一世紀以后才有可能。 

孫淑云、韓汝玢先生還認為早期利用共生礦是可以煉出黃銅的，他們說：

利用共生銅礦冶煉銅合金的實例還有山東膠縣三里河出土的龍山文化黃銅錐。筆者曾進行過模擬實驗及研究，對古代利用共生銅礦及混合礦冶煉黃銅進行了探索。陜西臨潼仰韶文化遺址曾發(fā)現黃銅片,筆者最近對陜西渭南仰韶文化晚期遺址出土的銅笄進行了檢測,表明它也是黃銅,具有鍛造組織。以上說明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黃河中、上游地區(qū)已開始冶銅技術的探索。銅鋅共生礦較易還原，在當時冶煉條件下可以得到黃銅器。 

2.紅山文化區(qū)

紅山文化西臺遺址共出土陶范10件，其中兩組(F202①:5, F202①:11)為合范，保存完整,是鑄造銅器的模具，時間約距今6500～6000年。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紅山文化遺存中發(fā)現兩件金屬器物，牛河梁第二地點4號積石冢1號墓內出土了1件小銅環(huán)，經鑒定為紅銅質，被冶金史界稱為我國迄今發(fā)現最早的銅標本之一。田廣林先生通過實地觀察，認為4號冢1號墓是紅山文化流行的石棺墓，與夏家店下層文化土坑豎穴葬的葬法明顯不同，從而肯定銅環(huán)為紅山文化遺存。 

以上可知，中國仰韶文化區(qū)、北方紅山文化區(qū)5000年以前的銅分別為黃銅、紅銅，尚未發(fā)現青銅。

3.甘青地區(qū)

甘青地區(qū)有著一定的銅礦資源，并有少量的錫礦藏，該地區(qū)發(fā)現的早期銅器出土于甘肅東鄉(xiāng)林家遺址馬家窯文化晚期地層中，在該遺址F20的北壁下發(fā)現1把通長12.5厘米的含錫青銅刀(F20:18)，晚期H54、中期T57第4層發(fā)現3塊“銅渣”。經檢驗，銅刀由合范鑄造而成，H54出土“銅渣”非天然礦石，而是經冶煉但分化成碎塊的含銅鐵金屬的長期銹蝕物。用中子活化法分析的銅渣含銅36.50%、錫6.47%、鉛3.49%、鐵0.41%，酸不溶物占一半以上。T57第4層中發(fā)現的兩塊銅渣也都因風化而成為碎塊。這些發(fā)現表明當時林家遺址當地能鑄造青銅器。林家晚期3個碳十四數據中，有2個為距今4700年，1個為距今5200年，報告采用4700年，其中期當在距今4800～4900年左右。馬廠文化發(fā)現銅器3件，其一是甘肅永登蔣家坪出土的銅刀(75·X·D·T473)，經激光微區(qū)光譜分析為含錫的青銅；另2件是甘肅酒泉高苜蓿地發(fā)現的1件銅塊和照壁灘發(fā)現的1件銅錐，經檢驗銅塊為鑄造紅銅，銅錐由紅銅熱鍛成形,局部經冷加工。馬廠文化年代約為2300～2000B.C.。

(二)中原及海岱地區(qū)的早期銅器

1.中原核心區(qū)

據李京華先生《河南龍山文化冶銅技術》一文介紹，中原地區(qū)發(fā)現龍山時代4處冶銅遺存，按時間先后分別是：

其一，在淮陽縣平糧臺龍山文化城址第三期灰坑靠近底部處發(fā)現銅渣1塊,長1.3cm，斷面近似正方形，四邊各0.8cm，四期灰坑(H15)木炭經碳十四測定，距今3960士140年，樹輪校正距今4355士175年。因此，銅渣的時代應在這年代以前，或可達到4500年前。雖然未對銅渣作成份鑒定，但說明在此期間已在城堡中煉銅了。

其二，鄭州市西郊牛寨村， 50年代出土了熔化青銅的殘爐壁(C13TI三層),當時未有足夠的認識，后來，證明是熔化青銅的爐壁。

其三，在臨汝煤山龍山文化時代遺址第2期的兩個坑中，出土泥質煉銅爐爐底殘塊，此爐形較大，殘存爐徑大約5.3cm，厚大約2cm。爐壁里面銅液凝固層達6層，每層厚約0.1cm。研究者認為此爐經過6次停爐維修并繼續(xù)冶煉，已擺脫了過去1爐煉1次的原始狀態(tài)。經化驗，銅含量近95%, 屬冶煉紅銅的爐子。煤山一期文化約為2290±160B.C.至2005±120B.C.其二期文化晚于一期，但比二里頭文化早很多。

其四，登封告成王城崗河南龍山中晚期遺址灰坑出土銅片1塊，器表有煙薰跡象，從形制看，可能屬銅盉的腹和腿上部位置。銅片厚薄較均勻,壁厚不到0.2～0.3cm，表面平整，鑄造工藝比較進步。經檢驗，是含鉛的錫青銅鑄件。

此外，新砦遺址發(fā)現了1850～1750B.C.的銅容器殘片1 件(T3⑤B:1)，殘長8.4 厘米，發(fā)掘者認為可能是鬻或盉的流部,流中間部位有一小豁口。

2．海岱地區(qū)

在海岱地區(qū)，山東泰安大汶口文化晚期一號墓隨葬的一件小骨鑿上帶有孔雀綠色，經化驗含銅率為9.9%。據嚴文明先生1984年的統(tǒng)計，山東的龍山文化遺址發(fā)現銅器或銅煉渣的共有5處：海岱地區(qū)多處出現銅制品或銅煉渣；三里河遺址發(fā)現2件黃銅器（T21②:1，T110②:11），報告推測可能是利用遺址所在濰坊當地的含鋅量高的氧化鋅、銅礦石冶煉所得；諸城呈子遺址發(fā)現了銅片；楊家圈遺址出土1件疑似錐形工具的殘銅條（T23②:14）；堯王城遺址的地層中也發(fā)現銅渣。

此外，據張學海先生介紹，還有如下遺址發(fā)現銅跡：臨沂大范莊遺址出土有銅渣；長島店子遺址出土殘銅片；鹿邑欒臺出土銅塊；泗水尹家城共出土的岳石文化銅器14件，有鏃、刀、錐、環(huán)與銅片等，其中經過鑒定的9件中，6件屬青銅，3件為含錫量在2%以下的紅銅，多數是在冶鑄之后加以鍛打。

（三）長江地區(qū)的早期銅器

裘士京先生認為，沿長江一線，有著比我國其他地方更為豐富的銅礦帶。目前，已在屈家?guī)X文化鄧家灣遺址發(fā)現眾多銅礦石及兩件陶模（H22:4，T21④:23），一件是鑄小件裝飾品的，一件是實模，如圖一。筆者推斷此實模很可能是鑄造容器的。 

陳樹祥先生等對江漢地區(qū)的早期銅冶煉遺址作了詳細梳理，認為鄂東南和鄂中區(qū)域有10處遺址公布了銅礦石（孔雀石）、冶煉遺存、青銅片及采冶工具，說明銅礦石開采、冶煉處在肇始階段。他認為，從出土的銅礦石、冶煉遺物和遺址地層或遺跡中的生活用器共存關系，可分為屈家?guī)X文化晚期或石家河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3個發(fā)展階段，但絕大多數礦冶遺物屬石家河文化時期，合金青銅片屬后石家河文化時期。后石家河文化時期正式進入合金冶煉階段。陳先生寫道：大路鋪遺址東部發(fā)掘區(qū)第⑦層是后石家河文化堆積，發(fā)現的冶煉遺物有銅礦石、廢礦料、爐（煉）渣及青銅殘片等。其中一小塊孔雀石經采用ICP分析，含銅量高達40.12%。出土的1塊青銅殘片，長1.3cm,寬0.7cm，厚0.2-0.3cm，表面較光滑，呈青灰色,經采用X射線熒光技術對青銅片進行無損成分檢測,殘片是以錫、鉛、銅為主的三元合金物,其中，錫占41.34%、鉛占25.02%、銅占19.84%。錫、鉛含量皆高于銅的含量，顯示合金配料的初期性特征。陽新大路鋪遺址石家河文化晚期出現了冶煉遺物成系列現象，說明已經發(fā)明冶銅術。遺址上一塊青銅片的發(fā)現，應是在冶煉紅銅基礎上發(fā)明了合金術，表明陽新大路鋪遺址在后石家河文化時期進人了青銅時代。

我們認為，陳先生的研究很有價值，證明屈家?guī)X文化晚期已經開始了冶煉銅，至后石家河文化已經進入合金冶煉時代。只是其時代推斷未將碳十四年代加以校正，若校正，存在10%的年代短缺，即石家河文化的年代最早距今約5100～5000年，后石家河文化的年代為距今約4400～3900年，詳拙文（劉俊男、易桂花：《碳十四測年與石家河文化起迄年代問題》，第 51~61 頁，《華夏考古》 2014 年第 1 期）。另外，后石家河文化發(fā)明合金冶煉是不錯的，但各地冶煉技術有差異，在石家河城的技術要高些，合金中各元素所占比例較合適，而且時間較早。在鄧家灣遺址石家河文化早期出土了鉛、銅合金青銅器（T4②:11），似銅刀，長形薄片，殘長6.6厘米、殘寬3.7厘米、厚0.27厘米。金正耀先生測定其鉛同位素測試結果，如表一所示。

表一 鄧家灣出土青銅器T4②:11鉛同位素含量表

關于江漢地區(qū)的銅器制造，任式楠先生指出：

目前只在石家河遺址群里發(fā)現，這是長江及其以南地區(qū)新石器時代迄今發(fā)現銅制品和原料的惟一地點；銅器材料出土物相當集中，數量較多。它與黃河流域中下游新石器時代已知出土銅器材料的10多處遺址相比，石家河遺址群里發(fā)現物最為突出。在鄧家灣、肖家屋脊遺址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地層，多次發(fā)現許多孔雀石塊，經化驗，是含銅量較高的銅礦石。附近不見其產地，當是從別處開采運來的。尤其在石家河文化中期的羅家柏嶺遺址， 3個探方地層里出有銅綠石（孔雀石）或銹蝕的銅渣；又在其中的兩個探方和鄰近的其他兩探方地層里，共出土5件銅器殘片，因過分殘小難辨器形。羅家柏嶺同時出土這樣豐富的銅礦石、銅渣和銅片，在全國同時期的遺址里也實屬罕見。石家河文化的冶銅工藝當經歷長期發(fā)展的過程，有理由可以推測，在長江中游地區(qū)開始使用銅器的年代，還應在石家河文化之前。 

關于屈家?guī)X、石家河文化的一般年代，我們已專門討論，屆家?guī)X文化大約在3600~2800B.C.石家河文化在3000~2300B.C.，但具體到某個地址的石家河文化年代可能不一致，就石家河古城來說，已有的幾個碳十四數據BK89045、BK89037、BK89038、BK89037、BK90141、BK90142的校正年代分別為：3140±180 B.C.、2810±145B.C.、2625±130 B.C.、2771±145 B.C.、3085±175 B.C.、2960±190 B.C.，最早的年代可達公元前3100年以前。如果金屬冶煉還可追溯到石家河文化以前的屈家?guī)X文化的話，那么其年代當更遠，遠達5600年前。再說，石家河文化的青銅器屬生產工具的刀，已經越過了鍛打自然銅和冶煉紅銅的原始階段，也越過了用銅制作銅針、銅首飾等小件銅器的時代，說明已經歷較長的發(fā)展階段。

二、關于冶銅起源的討論

有人基于西城驛遺址的證據，從而認為中國金屬冶煉技術源于西方。因此，我們先討論一下西城驛遺址的年代問題。陳國科、王輝、楊誼時等先生對西城驛遺址有專文介紹：認為西城驛遺址是一處以從事旱作農業(yè)為主、兼有飼養(yǎng),并進行著冶金等手工業(yè)生產的史前聚落,可以劃分為3個時期,一期距今約4100～4000年，以馬廠晚期遺存為主,兼有零星齊家文化遺存；二期距今約4000～3700年，以西城驛文化為主，且有大量齊家文化遺存共存；三期距約3700～3500年前后,以四壩文化早段遺存為主, 兼有少量齊家文化遺存。馬廠文化、西城驛文化及四壩文化是前后延續(xù)的,自馬家窯文化以來一脈相承。而齊家文化一般被認為是東部文化的傳統(tǒng),其在河西走廊出現是東部人群西進的結果。齊家文化與馬廠文化晚期、西城驛文化、四壩文化早期都有共存時期,其在河西走廊結束的時間早于洮河流域,這可能與河西走廊地區(qū)四壩文化的興盛有關。從他們的描述可知，真正的西城驛文化距今約4000～3700年。

目前部分學者傾向于西、中亞冶金對中國的影響，但能舉出影響的例子僅局限在龍山文化晚期至二里頭文化時期，例如，西城驛遺址、陶寺遺址中晚期等，即距今約4100～3900年前，發(fā)現過類似西亞的銅，即砷銅(李剛先生稱之為砷青銅，本文簡稱為砷銅，以與中國南方及馬家窯文化林家遺址的鉛、錫青銅——本文簡稱為青銅，相區(qū)別)。陶寺遺址中期的1件盆口沿殘片，晚期的1件齒輪形器，皆含砷；齊家文化晚期銅器出土較多，且多含砷；新疆地區(qū)考古發(fā)掘的銅器實例年代也在距今4000年以后。而且前文所列中國境內發(fā)現的早期銅大多是黃銅、紅銅、青銅，不見砷銅，到西城驛、陶寺等遺址才發(fā)現砷銅，而到二里頭文化以后，中國又普遍出現青銅而非砷銅。這就說明，距今4100年以前中國各地發(fā)現的銅當是中國本土產生，二里頭文化之后，中國仍保留自己的傳統(tǒng)。

其所以說砷銅可能源于西、中亞，是因為西亞雖然也有錫青銅，但在銅石并用時代早中期是以砷銅為主。關于這一點，可參見伊頓、休麥克雷爾的研究，他們說： 

很清楚的是，在青銅時代早期和中期，近東的主要合金實際上不是青銅，而是砷銅?！貏e重要的是使用砷銅所涉及的高水平的技術技能，以及作為人工制品使用功能的砷水平的關注和故意控制?！@種刀和刀片在適當的冷加工下，將從幾個百分點的砷含量中明顯獲益。而斧頭和錛的砷含量就較低，這與英國和其他早期青銅時代的特點相似，在這些地方，使用時將受到嚴重打擊的工具很少表現出高水平的砷。

由此可見，砷銅中砷的含量是可調節(jié)的。關于砷銅的冶煉，尼松·阿姆扎內說:

第3階段：真正的冶煉過程……在比爾謝巴(Beer Sheba)，氧化銅礦石與當地原產的一小部分硫化礦混合。故意在爐內引入的這種硫化物礦石是另一種還原劑。砷銅合金也是通過從遠離迦南的礦區(qū)進口添加砷硫化物而有意生產的。

以上材料說明，砷銅冶煉中的加砷技術早已成熟，因此，雖然尚未發(fā)現明確的傳播路線，距今約4100年中國的砷銅技術由西、中亞傳來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從上文所引銅遺存我們發(fā)現，在中國東北地區(qū)早就有了紅銅冶煉，在中國甘青、南方地區(qū)早就有了鉛、錫青銅冶煉。砷銅在大約距今4100年之后才出現于中國，很可能是游牧民族帶來的西、中亞技術，但這并不能證明中國的整個銅器冶煉是從外國傳來的。

如果說砷銅西來的路線不清楚，由西傳來的可能性可排除的話，那么，銅器由中國本土發(fā)明就更有說服力了。這同時也說明中國境內4200年以前的紅銅、青銅當是本地產生的。

從李剛先生的研究看，即使是砷銅冶煉，中國與西、中亞也是大體同步的，他說：

外高加索地區(qū)，即小高加索山地蘊藏著豐富的銅礦，在靠近阿拉斯河附近則是砷礦的重要產地。公元前4千紀末及公元前3千紀，安納托利亞廣泛使用砷-鋅-銅三元合金。歐亞草原西部的黑海北岸草原與伏爾加河流域的銅器大多是紅銅鑄造或打制的，高加索地區(qū)的銅器則以砷銅合金的青銅為主。高加索以南，安納托利亞與伊朗西部亦是砷青銅廣泛出現的地區(qū)，且以伊朗西部最為多見。

公元前2千紀前半葉，砷青銅在歐亞草原西部占據了主導地位,喀爾巴阡地區(qū)則廣泛使用鋅青銅。這些黑海北岸、頓河、亞速海附近的草原砷青銅制品顯然是使用了高加素的原料，然而銅器的質量卻不如高加索地區(qū)……所以可以推測高加索與伊朗西部的砷銅合金技術除了向歐亞草原西部傳播之外，亦向東產生了影響。

歐亞草原地帶錫青銅的廣泛使用是公元前2千紀中葉以后，這與阿爾泰山錫礦的開采和西輸有關。此時期高加索地區(qū)的青銅器亦以錫青銅為主，但固有的砷銅配方仍未消失，而是制出更為復雜的砷-銻-錫-銅多元銅合金。北高加索西部則保持著傳統(tǒng)砷銅生產。

新疆、甘肅北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qū)出現砷青銅的年代與歐業(yè)草原及西亞地區(qū)盛行砷青銅的年代相當。

關于江漢地區(qū)盤龍城及后石家河文化時期的青銅冶煉，郭靜云、郭立新二先生有很好的研究，但對于石家河文化及屈家?guī)X文化時期的青銅冶煉情況所列舉的材料不詳，因而只是一種推斷，而這種推斷，任式楠先生早就有了明確表達，筆者也在關于長江中游地區(qū)手工業(yè)的文章中作了闡述。郭靜云等先生最近在《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上所發(fā)論文，用了大量篇幅對長江中游地區(qū)產生青銅器的可能性作了論證，其論述總體上說是有理有據的，但他們也只將該地出現青銅的時間推到屈家?guī)X文化晚期，而屈家?guī)X文化晚期的主要證據僅指出了地層中出現的銅礦石以及從考古發(fā)掘者口述中得知而未寫入正式報告的小銅件，未指出并論證筆者上文所列舉的屈家?guī)X文化早期的兩件陶模。陳樹祥先生文中也未提及鄧家灣遺址的那2件屈家?guī)X文化早期陶模。這種陶模在屈家?guī)X文化屈家?guī)X遺址早有發(fā)現，即T98:3 (13)， T30:3B,3(1)，但被寫成陶質錐形器，另有1件“石質錐形器”T165:3A(2) 底呈橢圓形，周壁近直，色灰綠，高5.6,底徑3.8-4.6厘米，比陶模稍大，因無圓眼，因而也可能是容器之模，也可能還未來得及鑿圓眼。鄧家灣石家河文化也發(fā)現了類似的陶模（T5③:14，H39:4, AT3⑤:91）。筆者認為這些陶模具有重要意義，首先，與鄧家灣陶模共出同一地層的碳十四標本所測年代正處屈家?guī)X文化早期；其二，其中的1件實模則可能是銅容器的內模，如果真有銅容器的生產，其工藝當達到了當時世界最高水平。它們與該遺址屈家?guī)X及石家河文化時期地層或墓葬中發(fā)現的眾多銅礦石一起，基本可以斷定屈家?guī)X文化早期的青銅冶煉。不過，郭靜云等先生斷定江漢地區(qū)是中國銅器冶煉的最早起源地，也還需更多地下材料，因為，從現有材料看，即使是屈家?guī)X文化時期有銅器冶煉，那也比中國北方遲。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得出如下認識：

第一，中國的銅器當有自己的起源。中國北方地區(qū)的黃銅、紅銅較距今4100年的西亞、中亞銅器開始影響中國之時早2000多年。加鉛、錫合金的青銅也宜為中國本土所產，而且很可能源于南方江漢地區(qū)屈家?guī)X文化早期(5500年前)。至于馬家窯文化發(fā)現的青銅器則可能傳自江漢地區(qū)，因為，盡管該文化受到西、中亞文化的影響，但馬家窯文化的銅器與江漢地區(qū)的錫、鉛青銅雷同。江漢地區(qū)文化對馬家窯文化的影響，筆者在《寶墩文化來源研究》一文中已經有所論述；同時，甘青地區(qū)出現水稻的時間(5000年前)比出現小麥的時間更早，也說明江漢地區(qū)稻作文化比西亞小麥文化更早地影響到甘青地區(qū)。我們有理由期待江漢地區(qū)更多、更早青銅器的發(fā)現。

第二，中國的銅器是否最早從江漢地區(qū)起源，可能還需更多的地下材料印證，因為，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發(fā)現了6000多年前的銅器或遺物，比屈家?guī)X文化早期還要早。從目前材料看，我們認為，中國北部銅器的出現大體與西、中亞同步，只是考古發(fā)掘時間較短，發(fā)現的數量不及西亞多。而江漢地區(qū)也還存在發(fā)現更早銅器的可能性。

第三，學術界部分學者對江漢地區(qū)的青銅文化有所輕視，并出現青銅文化西來說。其實，從廣泛出現青銅器來說，江漢地區(qū)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與中國北方的石峁文化、陶寺文化、夏家店文化、齊家文化等大體同時進入青銅時代，江漢地區(qū)的青銅文明比西北地區(qū)毫不遜色，甚至還要早200-300年。

（本文原載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