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幾年前的一天，那是個心神不定的一天。心神不定還不是那天的要害，要害是我弄不清自已為何心神不定。于是這心神不定便有了絕望的意味。是人都難免有絕望的時刻，但如果一個人整整一天都在絕望中，就有點不妥了，而且很不妥。當不妥和很不妥的想法冒出后，我便開始尋求自救了。我的自救之道很簡單：翻書。我是在那天的深夜開始翻書的，而且是亂翻。 在世紀末，即便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對藝術品的收藏，都不是為了藝術。 我驚訝的不是這句話有多驚世駭俗。寫這話的是個外國人，外國人寫幾句驚世駭俗的話我早已見怪不怪了。我驚訝的是在我讀到這話的那一刻，我的不定了整整一天的心馬上變得平靜了平和了，我相信那個時候我的了臉上還浮起過微笑，會心的勝利的微笑。因為我終于明白了一天來心神不定的緣由。于是，我坐到了桌前寫下一段話： 新疆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博物館，那里有無數(shù)的“館藏”，那里“陳列”的物什件件都是藝術品，但卻不是為了收藏。 從那個時候直至這個時候，這句在夜深人靜時刻寫出的話卻是我對新疆的一個永劫無回的“定位”。面對這個“永劫無回”，誰能阻止得了我作點夸張呢？ 
十多年前的一天，與眾不同的作家張承志用平緩的語調(diào)對我說了句尖銳的話，你和楊牧最大的失策就是離開了新疆。 我離開新疆十多年了。我至今還在為這個“失策”付出代價。在新疆，即便是在那些最艱難的日子，我也很少有過絕望的時候。 美國作家索爾·貝婁的許多作品寫的都是那些沒有立足之地卻總在奔跑試圖尋找立足之地的人。 離開新疆后的前些年我也好象成了他作品中的一個人物，總在奔跑，總在尋找，可笑的是，有時幾乎是跟著自已的影子奔跑。 我在新疆的好幾處地方生活過。米泉的十三戶和梧桐窩子，南疆的喀什，北疆的伊吾，烏魯木齊的南門和小西溝。前后２７年，從１６歲到４３歲。干過許多職業(yè)，工人、學生、農(nóng)民，小學、中學教師，文學編輯——學生于我，也是一種職業(yè)。我就讀的學校當時不僅不收費，吃住還免費，每月還給兩元錢用于購書、購牙膏，我的蓋被實在不能擋寒了，學校就發(fā)給我一床嶄新的被子，如果我再提出申請，說不定還會給我一只枕頭——在校五年，我的枕頭是我的棉褲，春夏秋三季，這條棉褲專作枕頭，到了冬天，這條棉褲白天便穿在身上，晚上才枕在頭下，悠哉游哉，好不得意。而且，那時候也沒有“特困生”這個說詞。現(xiàn)在流行這個說詞。這是個糟糕的用語，就象“特差生”一樣對人的一生構(gòu)成威脅。窺一斑而知全豹。在那２７年，在我生命最重要的那一個個階區(qū)，我真的總能找到“一小片堅實的立足之地”，那是索爾·貝婁小說里的人物渴望的并且大喊“我要，我要，我要！”之所在。 我離開新疆后，在我不多的關于新疆的文字里對此有過未作夸張地記述。比如：《昨天星辰》（載《中國西部文學》）、比如《美麗的克拉瑪依喲》（載《芙蓉》）、比如《尋常人生》（載《當代》）、比如《人與事》（載《北京文學》）……不是為這些文字作廣告（它們很快便會淹沒在深不見底的文海中）而是要為下面的一段話作鋪墊：有人寫過一篇解釋什么叫美文的文章。我讀過的，而且心服。之后，我便把上面的那些篇什歸入非美文系列。非美文，卻又事關新疆，我心里便會涌出對在艱難歲月收容、守護過我給過我一小片一小片立足之地的新疆的深深感激與歉意。我同時還曉得，只要心里懷著感激和歉意，這個人便還不至于不可救藥，可能還有點希望。于是，新疆給予我的，便不止我在新疆的２７年了。
文樂然，1943年生，湖南桃源人。1963年考入新疆喀什師院，1968年畢業(yè)，分配到新疆伊吾縣葦子峽公社再教育，兩年后調(diào)伊吾縣中學任教。1980年調(diào)新疆人民出版社任編輯。1987年調(diào)地質(zhì)礦產(chǎn)部文學創(chuàng)作室主任至今（現(xiàn)在國地資源部），1963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其間的幾年曾出任地礦部一文學刊物的負責人，現(xiàn)為中國地質(zhì)作協(xié)主席，國家一級作家。系中國作協(xié)第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63年開始發(fā)表作品。 著有中篇小說集《溫柔的荒原》，中短篇小說集《桃花溪》等。短篇小說《藍色的燈罩》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優(yōu)秀作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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