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從歷史地理學(xué)和語言學(xué)的角度考察河西走廊的歷史,可以發(fā)現(xiàn),這里的許多地名發(fā)源于匈奴語,如祁連山、焉支山、休屠湖、騰格里、山丹、姑藏等;有些則與漢族對河西走廊的開拓相關(guān),如酒泉、張掖、武威、敦煌,漁澤障、昆侖障、玉門石障、偃泉障、遮虜障、西渠、東渠、黃渠等。這些沿用的古地名不但是各民族歷史融合的語言“化石”,同時也說明,強大發(fā)達(dá)的民族,其包括語言在內(nèi)的文化和風(fēng)俗,具有輻射性、包容性和穩(wěn)定性。

關(guān)鍵詞：河西走廊 古地名

甘肅省黃河以西有一條東起烏鞘嶺,西至敦煌,南以祁連山為界,北以龍首山、合黎山及馬鬃山為界的一千多公里的狹長地帶,就是河西走廊。從很早起這里就民族雜處,商旅往來。在不同民族生活過的區(qū)域,都留下了一些帶有本民族烙印的地名,有些地名,直到現(xiàn)在還在沿用,有些地名則因一些社會原因而有所變更。筆者參閱了大量相關(guān)史料,感到河西走廊的古地名往往能夠提供重要證據(jù)來證實和補充歷史學(xué)家的觀點,因而就此談些淺見,以求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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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時期,河西走廊有月氏、烏孫、匈奴諸族,霍去病攻取河西之前,并無漢人居住。相比較而言,烏孫在河西影響不太大,月氏曾一度強盛,但限于游牧生活方式,對河西開發(fā)也是有限的。匈奴在生產(chǎn)力方面略勝一籌,除了傳統(tǒng)的放牧狩獵外,也從事農(nóng)耕。史載匈奴從漢文帝三年(前177年)起,就從漢朝邊境擄去數(shù)萬漢人作“貲”(奴隸),從事農(nóng)業(yè)及手工業(yè)之類,大大增強了經(jīng)濟實力。大量的烏孫人逃至匈奴,累萬的漢人為匈奴所用,這也可以說北方已形成以匈奴為主體的民族融合。月氏、烏孫無文字,匈奴也“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但我們注意到史書敘述月氏,烏孫的生活、風(fēng)俗都是拿匈奴作為比照的,足見匈奴影響之大。匈奴的語言詞匯比較豐富,有不少語詞在兩漢時就被漢人用音譯方式保存下來,尤其是地名詞保存得更多更久,成為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我們先看自然景觀方面的匈奴語詞:

祁連山,匈奴語祁連為“天”,漢語音譯了這兩個字,又加了表類名的漢語詞“山”,即延用到現(xiàn)今的“祁連山”。

焉支山,匈奴王后稱閼氏,以王后之名稱命山名,又作燕支、燕脂、胭脂。其中“胭脂”很早就借用到漢語中,現(xiàn)在有很多人已不知其源而誤認(rèn)為是漢語詞。

休屠湖,在匈奴休屠王轄地,音譯休屠再加漢語類名“湖”構(gòu)成,即以休屠王名命名。

騰格里,匈奴語天神、神靈之意,突厥語亦為“天”的意思,二者相通。作為一個表一沙漠的底層詞現(xiàn)仍在延用。

刪丹,山名,匈奴語為“雪山”,也是音譯。后來有人理解為日出時陽光受雪折射,縱橫交錯,像一“刪”字,“丹”則為紅色。這種說法無疑是根據(jù)漢語譯詞望文生義的結(jié)果,不可信。

這些地理景觀的命名,有些反映匈奴人對自然力的崇拜,如“騰格里”、“祁連”;有些反映他們對一些自然景觀的喜好和珍視,如“焉支山”、“休屠湖”?？傮w來說匈奴人對河西走廊是非常看重的,從他們痛失河西后的歌謠“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也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到這一點。

除了有明顯地表特征的名稱外,有些地名的來源也值得探究。比如,為先于“張掖”名稱的地名,“故匈奴昆邪王地……匈奴王號也”,即是按匈奴王號命的地名,與“休屠”相類。“姑藏”,是今“武威”得名前的名稱,匈奴語為“蓋藏”,“語訛為姑藏城”。其具體含義今已不可考,但為匈奴語音譯是公認(rèn)的。史載漢元狩二年置武威郡,領(lǐng)縣十即姑藏、張掖、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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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武帝元狩二年始,西漢政府先后設(shè)置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熬迫?《漢書·地理志》注引應(yīng)邵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皬堃础?應(yīng)邵釋為“張國臂掖,故曰`張掖'也”,“斷匈奴右臂”,“張(漢)國臂掖”,一斷一張,展示出漢得河西的輝煌。“武威”,也是展現(xiàn)漢軍軍威之意,“敦煌”,敦是大,煌是盛,為盛大之意。除“酒泉”外,這三個地名都有明顯的軍事征服意味,體現(xiàn)出漢朝奪得河西的豪邁驕傲之情。但是四郡所轄的縣名,基本還延用故名,未作改變。

為了鞏固河西的戰(zhàn)略成果,西漢政府又在河西走廊多處修筑軍事性的亭障,并將秦長城延伸到西部更遠(yuǎn)的地方。例如在敦煌郡境內(nèi)有“漁澤障”、“昆侖障”,酒泉郡有“玉石障”(今嘉峪關(guān))、“偃泉障”,張掖以北的居延一帶有“遮虜障”,所有這些即是當(dāng)時修筑亭障的無言見證。

在這一時期,西漢政府先后組織了幾次大規(guī)模的徙民活動?！盎蛞躁P(guān)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dāng),或以背逆亡道,家屬徙焉?！惫?18年,“徙天下奸滑吏民于邊”。除了大量遷徙貧民和“罪犯”以外,還進駐了大量部隊,亦兵亦農(nóng)?！俺踔梦渫?、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薄笆呛?……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根據(jù)《漢書·地理志》推算,河西四郡當(dāng)時有戶六萬一千余,口二十八萬余,如果加上亦兵亦農(nóng)的士卒,估計整個河西大約有四十萬人左右。

這種大規(guī)模的移民屯田有軍屯和民屯兩種。軍屯由戍邊士兵組成,民屯則由徙民組成。屯田之處也留下了相應(yīng)的地名語詞。

效谷,據(jù)《敦煌縣志·古跡》載,“本漁澤障也,元封六年崔不意為漁澤尉,教民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為縣?！边@可以說是因民屯得名的較可靠的例證。

屯田離不開水利,西漢曾在河西興修過規(guī)模比較大的水利工程?！昂游?、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睋?jù)居延漢簡記載,就有“甲渠”、“臨渠”、“戶渠”等名稱,還有專門從事治渠引水的“河渠卒”。至今河西走廊還有不少與此相關(guān)的地名,如民勤縣有西渠、東渠二鄉(xiāng),敦煌縣有黃渠鄉(xiāng)等等。

隨著時間的推移,河西居民的族屬變了,漢族人占據(jù)了匈奴人的居住地,對原有的地名的態(tài)度有兩種,要么改變,要么接受,未起名的則肯定以漢族詞命名。如前所述,河西四郡之名是以漢語詞新起的。冥安縣(今安西)、福祿縣(今酒泉)、昭武縣(今臨澤)、番和縣(今永昌)、花松縣(今古浪)、玉門縣(今玉門)等地名則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新起的名,一種是將原有名通過音譯,且賦于漢語詞的意思。如福祿就有祈福意,番和、冥安表示期望,花松、玉門則帶有記敘性。此外,還有松山、大松山、植樹林、青山等具體地名都有明顯的描述和記敘性,說明這幾處曾是森林茂密之所在。

從地理史料看,漢族入主河西后,對大部分原地名都接受了。除了前面已作過分析或提到的一些地名外,大部分縣名都是原名,盡管是音譯,卻分明不是漢語詞。例如“袁是”(今高臺)到了三國魏時則寫為“袁氏”,同音不同字,這是音譯的原地名無疑。

其它的地名如樂涫、天?、綏彌、乾齊當(dāng)是匈奴或其他語詞(如前所論,匈奴語詞的可能性更大),大多延續(xù)到了西、東晉,歷四五百年之久。即使后來河西的民族成分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有漢、胡、吐蕃、吐谷渾等,而且有較長時期河西相繼出現(xiàn)了不同民族的割據(jù)政權(quán),如前秦時期氐人呂光,南涼時期鮮卑人突發(fā)氏,北涼時期盧水胡人沮渠蒙遜等,但從漢代傳下來的少數(shù)民族地名詞及漢語地名詞并沒有出現(xiàn)大的變化,這可以說明河西的政治格局已基本穩(wěn)定,民族之間的融合已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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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河西走廊的古代地名,我們從中可以得到很多信息。最重要的是,河西的歷史是多民族共同奮斗的歷史,河西的民族融合是中華民族融合的縮影。西漢前后河西的地名大多是匈奴人和漢人命名的,因為他們在當(dāng)時都有過輝煌的歷史,對于開發(fā)古代河西做出過重大貢獻,帶動了河西歷史的向前發(fā)展。越是強大的民族,他的文化、風(fēng)俗等越受其他民族的器重和仿效,即具有輻射性,當(dāng)然也包括語言文化。漢族雖然成了河西民族的主體,但并不排斥異族文化,相反還有很大的包容性。他們要跟兄弟民族和睦相處,進行交流,就免不了要吸收他們的語詞。從語詞自身而言,作為特定地方代號的地名詞,一經(jīng)約定俗成,它就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尤其是涉及地理的地名詞和表現(xiàn)文化聯(lián)想義的地名詞在這一點上就更加突出。即使當(dāng)一種民族完全融合進另一先進民族之中,其自身原有的社會集團不復(fù)存在了,原來的語詞會大大減少,但反映地表特征及命名背景的地名詞會成為語言“化石”而流傳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