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紹熙五年（西元一一九四年），光宗禪位寧宗，擁立有功的趙汝愚當上宰相。趙汝愚是宋太宗趙光義的兒子趙元佐的七世孫，也就是他的七世祖具有宗室身分，算是皇族子孫，即使宗室祖先已經(jīng)去世近兩百年了，他還是被參奏一本：依照祖宗家法，宗室不得為相。政敵就用這個理由斗趙汝愚。

如此重重防范，在宋朝歷史上的確發(fā)揮了特殊作用。宋朝一路下來，一共出現(xiàn)九次由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的情況，或因為皇帝早逝，太子即位時還很年少，或因為皇帝患病，也有為了穩(wěn)定政局的。這在所有朝代中是次數(shù)最多、比例最高的。然而對比其他朝代，宋朝并沒有因為皇太后、太皇太后聽政而引發(fā)外戚干政專權的問題。

為什么說在朝代競爭中，宋人格外自豪“祖宗家法”？

祖宗家法發(fā)揮作用防范了外戚之亂，這一點就勝過絕大部分的其他朝代。宋人的政治意念、政治論述中經(jīng)常強調(diào)：自己的這個朝代沒有宮闈內(nèi)亂，也沒有外戚之禍。這確實是祖宗家法發(fā)揮作用才形成的。換另一個角度看，正因為祖宗家法對宗室、外戚做了那么嚴格的防范，才使得皇太后聽政如此普遍，不會被視為侵害皇權的嚴重威脅。

為了防堵外戚而有那么嚴密的宮禁，連帶使得宮中與朝中的互動極度稀少，也極度困難。外面的人，就連太皇太后的弟弟都進不來；后妃不只出不去，甚至連宮中都無法隨意走動，越過界線進到下一個院子都可能被砍頭。如此，還能承擔內(nèi)外傳訊功能的，就只剩下宦官了。

于是相應地，宋朝宦官人數(shù)很多，而且宦官很重要。光是在《宋史》中，就有五十六名宦官有傳。不需讀《宋史》，我們看《水滸傳》，小說里有一個大宦官童貫，他出場的時候是帶兵的。宋朝的宦官是可以帶兵的。

再看《宋史》，留名青史的五十六名宦官中，他們身上有過的軍職頭銜平均一人超過一個。最高的是童貫曾統(tǒng)領軍隊打西夏和遼國。最低的位子則是“走馬承受”，雖然名稱看起來挺卑微的，但在軍中其實權力也不小。

這反映了祖宗家法用以節(jié)制宦官的另一項規(guī)定，就是宦官只能管武人，不能管文人。我們很容易以為宦官權力很大，大到甚至可以管軍隊、管武將，但其實應該倒過來看，在文武分途、重文輕武的原則下，祖宗家法限制了宦官，宦官的權力只及于武人武將，不能再向上干預文官。

祖宗家法中管宦官最徹底、最兇狠的一條，是規(guī)定宦官不得讀書識字。在重文輕武的制度中，讓宦官絕對無法取得文人的資格，不可能有文人的地位。到了南宋，有受到宦官協(xié)助而取得宰相位子的，想要改變這情況，要教內(nèi)侍識幾個字，卻也仍然被其他官員動用祖宗家法擋住了。宦官可以在軍隊里監(jiān)督將領，但因為沒讀書、不識字，也就不可能真的和文官分庭抗禮。

祖宗家法還管宦官必須定額，不可以隨便增加。在現(xiàn)實上，宋朝的宦官是有增加的，但定額規(guī)定還是相當程度約束了皇帝的主觀任意權力。想要多用幾個宦官，皇帝必須下一道詔書，說明基于什么理由、什么需求。如果交代要多二十名宦官，等到這二十個位子填滿了要再增加，又必須下新的詔書。如此使得宦官人數(shù)在宋朝沒有快速且無節(jié)制地成長。宋代宦官最少的時候大約五十人，增加到最多時也不過兩百五十人，和其他朝代相比，那真的是很節(jié)制了。

還有一項特別規(guī)定，宦官的品秩是獨立的，不和文、武官雜混?；鹿俨粫形滟Y，更不可能敘文資。如此一來，就杜絕了二品宦官去指使三品武官或三品文官的可能，宦官的品秩只能在自家內(nèi)部比?；鹿倨分仍俑?，在朝廷官僚體系中都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