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提要：北宋授鐵券見于宋太祖、宋太宗統(tǒng)一過程中，主要用于安撫和招納強藩，以后除特殊情況外，不再頒賜鐵券，故在宋人的意識里，本朝并無鐵券之制。宋人對古制鐵券授受的認識，反映了唐宋以來政治文化的演進。遼朝僅有的幾次授鐵券的記錄，其頒授對象多為宗室近親，立有殊功的其他民族人士也有獲賜鐵券的。遼代崇尚鐵券，與貴族政治具有密切關系。金初，賜給在滅遼伐宋戰(zhàn)爭中建立功勛的將帥鐵券。金海陵王以后，金代文獻不再見有頒賜鐵券的記載。遷都中都后，金朝的政治形態(tài)由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與貴族政治的混合形態(tài)快速轉變，鐵券作為貴族政治的產物，不再受歡迎。蒙元時期，鐵券似僅見于成吉思汗對勛臣木華黎的賞賜。鐵券在蒙元的缺位，倒不是因為與蒙元的政治文化不相容，而是其采取了一種更具民族特色的賞賜功臣的名號—答剌罕。 關鍵詞：丹書鐵券 金券 誓券 答剌罕 鐵券是中國古代由皇帝頒賜給功臣、重臣、信臣以及宗親、近幸的一種榮譽性符契信物，同時賦予本人乃至后代免罪、免死等法律特權。此外，安撫有離心傾向的軍事權貴，也頒賜鐵券。有的朝代還賜給歸順的少數民族頭人，或歸降的反叛武裝的首領。其形制如覆瓦或筒瓦，鐵鑄，早期以朱砂填涂其上的文字，故稱丹書鐵券。后世也用金銀填嵌鐵券上的文字。此制始于漢初，歷代相因，清朝代之以賜鐵帽子等特權[1]。迄今學界對鐵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明兩代，目前僅存的幾件鐵券實物也是這兩個時期的[2]。宋遼金元時期的鐵券頒賜誠為唐、明兩個高峰期的“低谷”，但學界的認識過于籠統(tǒng)，也存在認識上的誤區(qū)，有必要加以討論。 一、宋朝 北宋授鐵券見于史籍者有宋太祖、宋太宗為安撫藩帥李重進、降服南方割據政權的藩帥盧絳、陳洪進而頒賜[3]。參與陳橋黃袍加身的宋初功臣王審琦的后人王允剛，曾向明代的文人學士們出示過祖上“宋初賜券”[4]。鑒于唐朝、五代濫賜鐵券之弊，尤其是藩鎮(zhèn)跋扈迫使朝廷賞賜鐵券的尷尬局面，致力于強化皇權、整頓朝綱的宋太祖太宗，在經歷宋初的平叛、削藩、統(tǒng)一戰(zhàn)爭后，不再頒賜鐵券。以后歷代宋帝，謹遵此“祖宗家法”。南宋建炎間，御營統(tǒng)兵官苗傅、劉正彥發(fā)動兵變，挾制宋高宗，迫其內禪，另立新帝。在勤王兵四集的情況下，苗、劉接受郎中馮轓（后改名馮康國）的斡旋，同意宋高宗“復辟”，條件是“請設盟誓，兩不相害”，朝廷賜給他們鐵券，赦免其罪。宰相朱勝非“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制造（鐵券）”[5]。至南宋后期，割據武裝首領李全曾向宋朝“求誓書鐵券”[6]。這都屬于特例。在宋人的意識里，本朝并無鐵券之制。南宋人程大昌說：“《唐代宗紀》：功臣皆賜鐵券，藏名太廟，畫像凌煙閣。錢镠家在五季世嘗得之，而《唐文粹》有賜王武俊鐵券文。今世遂無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盵7] 宋孝宗即位后，有意北伐，三省、樞密院曾擬就一份“蠟書”，準備招諭金境州郡，承諾“依周漢封建諸侯，及唐立藩鎮(zhèn)故事，撫定中原”，北方“州郡歸命內款者，即其所得州郡并旁近城邑，裂土封建。大者為真王，帶節(jié)度鎮(zhèn)撫大使，賜玉帶、金帶、涂金銀??；其次為郡王，帶節(jié)度鎮(zhèn)撫使，賜笏頭、金帶、金魚、涂金銅印。并賜鐵券、旌節(jié)、從物，聽于次第私廟立戟”，“所有信誓之言，并俟鐵券內刊寫?！盵8]隨著“隆興和議”的簽訂，該方案并未付諸實踐。 宋朝廢除頒賜鐵券，是以科舉制度為核心的官僚政治形態(tài)全面取代門閥士族政治形態(tài)、結束藩鎮(zhèn)割據局面、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的結果，是歷史的進步。宋人對古制鐵券授受的理性認識，亦反映了唐宋以來政治文化的演進。南宋名儒胡寅評論漢唐賜功臣和強藩鐵券道：“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預以免死許之，是誘而致于戮也。愚者以之肆，黠者以之疑，無施而可。故雖高帝于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而不免于殺韓信、醢彭越、斬英布，又況其幾乎？是故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鐵券為！”[9]南宋另一位名儒呂祖謙詮釋《詩經》“彤弓之什”篇時認為：“后世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于利誘，則迫于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盵10]他們認為君臣之道在于忠信、仁義，賜鐵券之類屬于君王權術，有害無益。 二、遼朝 遼朝賞賜臣下鐵券的記載始于建國之初?！妒捙埕斈怪尽费云湓媸捀钶?，國初任北府宰相，“金印紫綬，首居丞相之尊；鐵券丹書，長守功臣之約?！盵11] 遼朝僅有的幾次授鐵券的記錄，其頒授對象多為宗室近親。遼圣宗開泰元年（1012），賜皇弟耶律隆慶鐵券[12]。遼圣宗之子耶律宗愿任上京留守時，遼道宗“賜鐵契以盟”[13]。鐵契即鐵券?？梢娺|朝的鐵券亦具有君臣盟約的性質。遼興宗之弟耶律重元（宗元），于興宗朝、道宗朝先后受封為皇太弟、皇太叔，兩次獲賜金券[14]。遼天祚帝賜皇叔秦晉國王、南京留守、都元帥耶律淳金券[15]。金券應是鐵質，因用金填嵌鐵券上的文字故名（參見下文金代部分）。契丹貴族以外，立有殊功的其他民族人士也有獲賜鐵券的。如遼末大臣康公弼的曾祖父康胤，祖籍應州，“（景宗）保寧間以戰(zhàn)功授誓券，家于燕之宛平。”[16]誓券當為鐵券（見下文）。樞密使韓德讓輔佐蕭太后策立遼圣宗，以功封王，賜國姓，名隨御諱，族系橫帳宗室，拜大丞相、北南院樞密使，“隆緒親書鐵券，讀于北斗下以賜之?！盵17] 遼圣宗時的漢官邢祥接待宋朝使臣時，“詫其國中親賢賜鐵券”，對此津津樂道。宋使王曾回懟道：“鐵券者，衰世以寵權臣，用安反側，豈所以待親賢耶？”[18]這反映了宋遼政治文化的差異。鐵券在遼代表極為崇高的榮譽，宋則為衰世的象征而被棄置。遼代具有貴族政治形態(tài)的典型表現——軍功貴族的存在、世選制、貴族之間的聯姻。遼代崇尚鐵券，與貴族政治具有密切關系。鐵券是遼代契丹貴族、漢族世家大族的一種身份性標志，故遼代并無濫授現象。 三、金朝 金初賜滅遼伐宋戰(zhàn)爭中建立功勛的將帥鐵券，有宗室功臣，也有非宗室勛臣。如金太宗天會三年（1125）三月，完顏婁室以擒獲遼天祚帝之功獲賜鐵券[19]。兩年后，完顏宗翰（宗室）、完顏希尹、完顏銀術可（宗室）等以攻陷開封、俘虜徽欽二帝而獲賜鐵券[20]。金熙宗皇統(tǒng)二年（1142）七月，都元帥完顏宗弼（宗室）以南征復取河南、陜西，與宋簽訂和約之功賜鐵券[21]。婁室憑鐵券享有“惟死罪乃笞之，余罪不問”之特權[22]；宗翰、希尹憑鐵券則“除叛逆外，余皆不問”、“除常赦不原之罪（即叛逆罪），余釋不問”[23]。金熙宗時期削弱女真軍事權貴的權力，加強中央集權，宗翰、希尹都被褫奪軍權、羅織罪名，賜希尹死，宗翰絕食而亡[24]。下獄原因無非是“心在無君”、“陰懷異議”之類[25]。欲加叛逆之罪，何患無辭！皇統(tǒng)二年，金熙宗知希尹實無他心而死非其罪，贈希尹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26]。 金海陵王登基后，其篡弒金熙宗的同黨有六人獲賜誓券（即鐵券）[27]。六人中，完顏秉德、唐括辯、徒單阿里出虎、仆散師恭先后以謀逆罪被海陵王處死，完顏烏帶也因海陵王欲霸占其妻而死于非命[28]。獲賜鐵券名義上享有免死特權，但是根本靠不住，這一點當時人就很清楚。完顏宗弼之子完顏亨的一個奴隸從京師回來，“具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貸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哉！’”[29] 金海陵王至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金代文獻不見有頒賜鐵券的記載[30]。天興元年，又見賜國用安鐵券。國用安本來是金末紅襖軍楊安兒、楊妙真的部下，后來發(fā)展成以邳、海、徐、宿諸州為勢力范圍的軍閥，依違于宋、金、蒙古政權之間。金哀宗為收編這支武裝，派遣近侍局直長因世英、尚書省都事高天佑持手詔至邳州，授國用安平章政事、都元帥、京東山東等路行省事，賜姓完顏，附屬籍，并賜以各種官印、符節(jié)、宣敕；為催促國用安赴援開封，因世英、高天佑奉命第二次至邳州，賜之鐵券、織金龍文御衣、玉魚帶、大信牌、世襲宣命等[31]?！顿n國用安鐵券文》稱：“皇帝若曰：咨爾內族英烈勘難保節(jié)忠臣、儀同三司、都元帥見平章政事、兗王完顏用安……蓋欲宥及于十世，何嫌恩積于一門？泰山、黃河，永及爾裔；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肆申白馬之盟，庸示丹書之約?！盵32]文中盡是冠冕堂皇之褒揚和誓辭，實際形同文具。 《金史》卷58《百官志四》在符印、官誥之間有對鐵券的記載：“鐵券，以鐵為之，狀如卷瓦?？套之嬕[，以金填之。外以御寶為合，半留內府，以賞殊功也?！焙颓按?guī)制一樣，金代的鐵券也分兩半，一半頒給功臣，一半藏于內府，兩券合在一起可驗真?zhèn)?。除金末的國用安屬于招撫性質外，金代鐵券“以賞殊功”，誠不妄言。 金世宗以后，鐵券之賜基本終止，這與金朝政治制度的完善、政治形態(tài)的改變、政治文化的進步有關。鐵券作為法外之物，是貴族政治的產物或延續(xù)，遷都中都后，金朝的政治形態(tài)由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與貴族政治的混合形態(tài)快速轉變，統(tǒng)治者的思想也發(fā)生相應的變化。金章宗時期，有人進呈唐朝賜給藩鎮(zhèn)的一件鐵券，章宗作《鐵券行》。這首詩沒有流傳下來，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元好問“應辭科程文”，為《鐵券行》作引言，大致可以反映金中期以后君王和士大夫的思想： 臣嘗考《唐史》所載鐵券之說有二：其一則將相有社稷之功者賜之，其一則許藩鎮(zhèn)以自新者也。唐自安史之亂之后，盜據河朔，若魏博，若幽燕，若鎮(zhèn)冀，根結盤互，一寇死，一寇生，天子不問、有司不訶者，數十年。其制御之術可考也，溫言善辭以開慰之，高爵厚祿以尊寵之，甚者又以待社稷臣之禮而禮之也。辨理曲直，洗滌怨惡，質之于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鐵而圖不朽。當是時，武剋不剛，君臣相與為一切之計，幸賊之不吾梗，雖所求有過于此者，將奔走而奉之。故所謂丹書之信，特迫于不得已焉而與之耳。 道陵朝，有以田氏所藏唐賜藩鎮(zhèn)鐵券來上者。上為制七言長詩以破其說，名曰《鐵券行》，臣幸獲睹焉。自圣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政，大樸雖散，天理之真淳者，猶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誥興。信不足，有不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誥，而下益惑。蓋自結繩而為書契，自書契而為誓、誥，利害相摩，機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有不得于其臣，臣有不得于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毫發(fā)。況又自誓、誥而為鐵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難矣。故施之藩鎮(zhèn)不可也。黃河、泰山之盟，不能救韓、彭于旋踵之頃；赤心、白日之語，又安可保唐室于威令復振之后乎？施于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于其臣而與之，為不直；臣不得于其君而受之，為不義。不直不義，幾何其不以功臣為藩鎮(zhèn)也？ 大哉！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敝醮?，則知圣人所以及豚魚者，為不在彼也。臣竊伏觀章宗皇帝以仁圣之姿、淵懿之智，緝熙光明之學，正心誠意，修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間，大信之所孚，股肱大臣之貴，輿臺皂隸之賤，皆不言而喻，不約而隨，不契而合，不膠而固。其視前世誓誥之繁，固已貫三光而洞九泉矣。況于恃片鐵以為固者乎！宜其播之于號令，發(fā)之于歌詩，慨然自得于大道破裂之后，祛千載之惑，為萬世之戒也如此。有詔下臣，為作篇引。謹昧死百拜而言曰：圣人之公之信，皆天也，臣何足以知之？若夫云漢之昭回，日星之炳耀，編之詩書而無愧，質之鬼神而不疑者，臣愚不自度量，尚庶幾自托于不腐云[33]。 鐵券“施之藩鎮(zhèn)不可也”，即作為懷柔強勢武人的工具，只能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不可能維持長久；“施于功臣亦不可也”，等于視功臣如強藩，于理不直，于情不義。君臣之道，靠的是“天理之真淳”，在于按照儒家的思想，“正心誠意，修身治天下?！?，如此方能“不約而隨，不契而合”。故鐵券這種制御之術，不可用于治世。 四、蒙 元 蒙元時期，鐵券似僅見于成吉思汗對勛臣木華黎的賞賜。據《元史》卷一一九《木華黎傳》記載：“丁丑（1217）八月，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乃建行省于云、燕，以圖中原?！盵34]成吉思汗與金朝的接觸比較早，對金朝的制度并不陌生，他賜給木華黎的誓券無疑就是中原王朝傳統(tǒng)的鐵券。他授權木華黎經略中原，并按中原制度頒賜鐵券，以酬其功、重其威、壯其勢。元人陸友在《送國王朵兒只就國》詩中詠道：“奕世名王策駿功，遠分茅土鎮(zhèn)遼東。玉符金印傳孫子，鐵券丹書誓始終。滄海斷霞通虎帳，黑河飛雪暗琱弓。莫忘圣武艱難日，四杰從容陟客同?！盵35]朵兒只為木華黎六世孫。元人朱德潤在《行宣政院副使送行詩序》中記載：“昔公之先王佐大業(yè)于初興之日，內盡匡翼，外辟疆土，受丹書鐵券之盟，四世忠憲王又為至元間賢相?！盵36]公之先王就是指木華黎，四世忠憲王指元世祖時期的丞相安童。但木華黎之后不再見成吉思汗及蒙元其他帝王頒賜鐵券，元人已視鐵券為古制[37]。鐵券在蒙元的缺位，倒不是因為與蒙元政治文化的不相容，而是蒙元采取了一種更具民族特色的賞賜功臣的名號—答剌罕，同樣賦予其免罪免死等諸多特權。 答剌罕之授始于大蒙古國建立之1206年，成吉思汗時代只有幾個蒙古人獲此殊榮，他們都是對成吉思汗有恩者，“蒙古萬戶千戶之設，所以酬有功；而答剌罕之號，則專以報私恩，大體對可汗本人或其子孫有救命之恩者，悉封以此號”；“窩闊臺新授之答剌罕，即有乃蠻人，然漢人尚未見有受此封號者，足見當時對此號之授予，猶甚嚴格，未嘗輕易假人。至忽必烈時，不惟變報恩為酬功，即漢人亦得受之矣”；“元之季世，奸權擅政，威福自作，然尤以加答剌罕之號為榮，朝廷且往往為之詔諭天下，以示崇異。足見終元之世，此號迄為其君臣上下所重視也?！贝鹭莺毕碛卸喾N特權，其中之一就是“九罪弗罰”，并且封號可以世襲，故元代漢族知識分子有的徑譯答剌罕為“世貸”或“世宥”[38]。鐵券作為漢制，具有賞功和安撫強藩的雙重功能，宋、金兩朝都逐漸輕視甚至鄙視。蒙元棄用鐵券，代之以“答剌罕”封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元政權對待漢制的取舍態(tài)度。 原載《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1]參見王劍：《鐵券通論》，《史學集刊》1998年第4期，第30—35頁；王雪玲：《鐵券制度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1期，第96—100頁；朱子彥：《鐵券制度與皇權政治》，《學術月刊》2006年第7期，第144—150頁。王劍的文章重點探討實行官僚制的明朝何以將鐵券實施制度化。他認為，鐵券制度是貴族政治的產物，“從五代到元，唐以前的士族政治退出歷史舞臺，中國的封建政治以官僚政治為主要政治形態(tài)基本上確定下來，給功臣勛貴賜鐵券在一段時期內不再實施，但宋元間的人們對歷史上的鐵券之事并不陌生?！保ǖ?1頁）王雪玲指出，唐后期通過賞賜鐵券籠絡藩鎮(zhèn)，但是受到公開的蔑視，其神圣性、權威性大打折扣，“雖然鐵券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已一落千折，但宋、遼、金時期仍不時有賞賜鐵券的記載，其功用與前朝也沒有什么區(qū)別。”（第99—100頁）僅用兩三句話就概括了宋遼金時期的鐵券。朱子彥認為鐵券制的演變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二階段為南北朝至唐宋時期是鐵券制的發(fā)展階段。自西漢訖于元代，各個王朝對鐵券時或用之，時或廢之，南宋、元朝無鐵券制，明代是鐵券最為盛行的王朝，明太祖把封爵與賜券結合在一起，創(chuàng)造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完備的鐵券制度。（第145頁）把宋朝納入鐵券制的發(fā)展階段實屬不妥。中國古代還有一種道家術士厭勝禳災用的鐵券，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內。 [2]如王雪玲：《從濫賜鐵券看唐朝政權的衰微》，《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87—91頁；馮賀軍：《唐朝的鐵券頒賜》，《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第1期，第85—91頁；洪海安：《唐代頒賜鐵券問題》，《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第113—117頁；朱子彥：《論明代鐵券制度》，《史林》2006年第5期，第133—139頁。 [3]后周太祖之甥、淮南節(jié)度使李重進獲賜鐵券，見《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太祖建隆元年九月己酉，中華書局2004年，第24頁，參見《宋史》卷484《李重進傳》，中華書局1985年，下同，第13978頁。南唐宣州節(jié)度使盧絳獲賜鐵券，見（宋）龍袞：《江南野史》卷10（《全宋筆記》第1編第3冊，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19—220頁）、《（淳熙）新安志》卷9（《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甲編第8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24頁）。平海軍節(jié)度使、泉漳等州觀察使陳洪進獲賜，見《（寶祐）仙溪志》卷4（《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甲編第8冊，第134頁）。 [4]（明）李日華：《六研齋三筆》卷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67冊，第674頁。南宋史家李燾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的一條注文里提到（卷17，第372頁），《江南野史》里有盧絳受鐵券的記載，但《國史》沒有記載。如果明人李日華的記載無誤的話，極有可能是宋朝官修史書刻意回避宋初賜功臣鐵券之事。又宋仁宗時，遼朝遣使告宋將討伐西夏，劉敞于《擬朝廷報契丹書》中說：“先帝割靈、夏五州之地封李德明，使奉拓跋之祀，編族宗籍以寵其姓，尊官貴爵以養(yǎng)其身，厚賜重祿以足其意，丹書鐵券以堅其信?！睋?，宋真宗曾授黨項首領李德明鐵券。但也不排除劉敞此處采用比擬寫法的可能。（宋）劉敞：《公是集》卷43，《宋集珍本叢刊》第9冊，線裝書局2004年，第687頁上欄。 [5]（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2，建炎三年四月庚戌，中華書局2013年，第544頁。參見《宋史》卷375《馮康國傳》，第11620頁；卷475《苗傅附劉正彥傳》，第13808頁。 [6]《宋史》卷477《李全傳下》，第13842頁。 [7]（宋）程大昌：《演繁露》卷16《鐵券》，《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91年，第294冊，第173—174頁。 [8]（宋）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卷6《撫定中原蠟書》，《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0頁。史浩時任尚書右丞相兼樞密使，蠟書的執(zhí)筆人是時任樞密院編修官的陸游，見陸游：《渭南文集》卷3《蠟彈省札》，題注“癸未（1163）二月，二府請至都堂撰”?！蛾懹渭?，中華書局1976年，第1993頁。參見《宋史》卷395《陸游傳》，第12057頁；卷396《史浩傳》，第12066—12067頁；卷33《孝宗本紀一》隆興元年正月庚子，第621頁。 [9]（宋）胡寅：《致堂讀史管見》卷23，《續(xù)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9冊，第138頁下欄。 [10]（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19，《呂祖謙全集》第4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61頁。 [11]《蕭袍魯墓志》，《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3頁。 [12]《遼史》卷15《圣宗本紀六》，開泰元年十二月，中華書局1974年，第172頁。 [13]《耶律宗愿墓志》，《遼代石刻文續(xù)編》，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9頁。 [14]《遼史》卷112《耶律重元傳》，第1502頁。據《遼史》本紀，興宗重熙十七年（1048）、道宗清寧四年（1058）賜重元金券，第239、257頁。 [15]《遼史》卷30《天祚皇帝本紀四》附耶律淳事跡，第352頁。耶律淳廢黜遼天祚帝，自立為帝，不久病死，天祚帝為之頒詔曰：“故秦晉國王耶律淳，九族之內推為叔父之尊，百官之中未有人臣之重，趨朝不拜，文印不名，嘗降璽書，別降金券，日隆恩禮，朕實推崇，眾所共知，無負于爾?！币姟度泵藭帯肪?，政宣上帙九，宣和四年（1122）六月二十四日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9頁。 [16]《金史》卷75《康公弼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1725頁。 [17]《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23，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第534頁?！哆|史》卷82《耶律隆運傳》失載賜鐵券事。 [18]《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79，真宗大中祥符五年（遼圣宗開泰元年）十月己酉，第1794頁。（宋）王稱：《東都事略》卷51《王曾傳》中親賢作宗支，“（曾）奉使契丹，而迓者邢祥辯給，好以氣陵人，稱本國宗支皆賜鐵券。曾曰：'大臣反側，賜鐵券，以安其心，何為及宗支哉！’祥大慚?！薄端问焚Y料萃編》第1輯，臺灣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760頁。（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卷5《丞相沂國王文正公》作“館伴邢祥頗肆談辨，深自衒鬻，且矜新賜鐵券”，謂邢祥本人受賜鐵券。《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書店1989年，本卷第2頁a面。 [19]《金史》卷3《太宗本紀》，天會三年三月，第52頁；卷72《婁室傳》，第1651頁。 [20]《金史》卷72《銀術可傳》，第1659頁；卷73《完顏希尹傳》，第1685頁；卷74《完顏宗翰傳》，第1697頁。 [21]《金史》卷4《熙宗本紀》，皇統(tǒng)二年七月，第79頁；卷77《完顏宗弼傳》，第1756頁。 [22]《金史》卷72《婁室傳》，第1651頁。 [23]《金史》卷73《完顏希尹傳》、卷74《完顏宗翰傳》，第1685、1697頁。 [24]《金史》卷73《完顏希尹傳》，第1686頁；（宋）張匯：《金節(jié)要》，《三朝北盟會編》卷178，炎興下帙，紹興七年八月五日，第1289頁。 [25]《金史》卷73《完顏希尹傳》，第1686頁；《三朝北盟會編》卷178，炎興下帙，紹興七年八月五日，下粘罕詔門下條，第1290頁。 [26]《金史》卷73《完顏希尹傳》，第1686頁。 [27]《金史》卷5《海陵本紀》，天德元年十二月，第93頁。 [28]《金史》卷132《秉德傳》、《唐括辯傳》、《烏帶傳》、《徒單阿里出虎傳》、《仆散師恭傳》，第2819、2820、2821、2824、2825頁。 [29]《金史》卷77《完顏亨傳》，第1757頁。 [30]（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19《女真南徙》載：金章宗伯父越王允升有二子，“長曰愛王，趙妃所生，葛王（金世宗）愛之，賜以鐵券，璟（金章宗）惡之而不敢殺也。愛王尋居上京以叛，越王遂為璟所殺。”中華書局，2006年，第843頁。愛王及其受鐵券、據上京叛亂事，宋人得之傳聞，恐不可信。據《金史》卷85《世宗諸子傳》記載，金章宗明昌末，金世宗長子鎬王允中父子三人被誣賜死；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四年，允中之妻及長子石古乃等先后被安置在鄭州和南京開封府；貞祐、興定（1217—1222）年間，河南民間有人冒名“愛王”石古乃，號召民眾造反，被金朝鎮(zhèn)壓。第1898—1900頁。 [31]《金史》卷18《哀宗本紀下》，天興元年閏月，第393頁；《金史》卷117《國用安傳》，第2561—2563頁。 [32] （元）王惲：《玉堂嘉話》卷4，見《王惲全集匯?！肪?6，中華書局2013年，第3876—3877頁。 [33]《元好問全集》卷15《章宗皇帝<鐵券行>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5—456頁。同卷下篇《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題下原注：“已上二篇，正大元年五月應辭科程文?！钡?57頁。 [34]《元史》卷119《木華黎傳》，中華書局1976年，第2932頁。 [35]《元詩選》第6冊（三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518頁。參見《元史》卷139《朵兒只傳》，第3353—3355頁。 [36]（元）朱德潤：《存復齋文集》卷4，《四部叢刊續(xù)編》，上海書店1985年，本卷第11頁a面?！对贰肪?26《安童傳》載安童卒后贈受東平忠憲王，第3084頁。 [37]（元）姚燧：《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求之億萬維臣之中，降是宸翰，昭乎云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溫，崇功襮徳，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才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牧庵集》卷13，《姚燧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第188頁。 [38]韓儒林：《蒙古答剌罕考》，氏著：《穹廬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53頁。譯釋答剌罕為“世貸”或“世宥”，見（元）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卷14《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勛之碑》，《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6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671頁上欄；（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16《孫都思氏世勛之碑》，《四部叢刊初編》，上海書店1985年，本卷第10頁a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