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共計肆仟肆伯肆拾伍丁。    另據(jù)上表所示，崇禎十七年(1644)的保安善會，也有1672丁參與。    績溪民間俗有“七都觀音八都會”之諺，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風俗》：“閏年，民間十日致齋，建善會，造龍舟，分方隅祀五帝以禳癘疫?！奔螒c《績溪縣志》卷1《風俗》追述先前的風俗曰：“閏年于六月中，闔城卜日致齋造瘟丹，分方隅祀五方神，并祀張睢陽殉難諸神，名曰善會?！鼻宄尽犊兿h城市坊村經(jīng)理風俗》第34課亦有類似的表述。而根據(jù)當代人的回憶，旺川為七都之首村，每逢農(nóng)歷閏年的六月中旬，都要舉行為期十天的賽會，稱為“六月會”。該六月會的內(nèi)容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觀音會，亦即置觀音閣于曹氏宗祠的正廳上，以迎接觀音大士降臨人間，護佑一方百姓，解難消災；二是太子會，以紀念隋末汪華——汪公大帝的第三太子汪達，頌揚他舍身保衛(wèi)家鄉(xiāng)的精神；三是善會，又稱船會或保安善會，主要是紀念唐朝安史之亂時，死守睢陽十個月，江淮賴以保全的張巡(東平王)、許遠(乾勝王)等英烈[25]。以上參與此次瘟齋接觀音大士之活動的人丁竟有4445丁[26]，可見其規(guī)模之大。南明弘光元年(1645)六月起曹氏與鄰村石氏的相互仇殺，即因此而起(詳后)。    2、明清鼎革之際鄉(xiāng)土社會之紛亂圖景    明清鼎革，在績溪方志上有所反映。乾隆《績溪縣志》載：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闖賊李自成陷北京。五月，福王稱帝于南京，明年改元弘光。順治二年乙酉?；罩莞何逶?，大兵南下，弘光出亡，改直隸為江南。九月，總兵張?zhí)斓撊胛腋?，前修撰金聲死之?？兿h：重建縣正堂景蘇堂、脈石亭、贊政廳、大有庫、譙樓，預備倉更名常平倉。六年己丑。績溪丈量田土。 上述縣志的記載頗為簡略。相比之下，《應星日記》的描述則更為詳細：    (崇禎十七年)四月間，北京兇信，祠中為崇禎帝起靈，生員、監(jiān)生、耆老、排年哭拜三日始除服。    七月，眾議下南京效勞科缺，共去十一人。次年，南京失守，俱逃回?！旯庠猍二]年四月，宏光出亡。七月，福建立隆武帝?！旁麻g，兵至涇縣考坑，村中人心惶恐。各家打窖，藏衣谷等物。二十一日，兵至楊灘扎營。二十二日，過鎮(zhèn)頭，守兵四散亂逃。中午，過犟嶺，至縣校場，提了金翰林、江天一，送至南京。二十三日，下府眾官俱逃去。溫四府自刎后，我村中人漸漸回家。十月，大兵又上徽州。五都楊灘等處焚擄一空，殉屋，折毀棺木作馬槽用。十一月，……因兵亂，各家打窖動土。     對于明末清初的動亂，績溪旺川人除了做齋、演戲、酬愿、打窖藏物外，還采取了不少應對措施：一是練兵習武。徽州歷來就有習武的傳統(tǒng)。早在明嘉靖年間，知府何東序就議行保甲，以備防守。萬歷二年(1574)，兵備道馮某令每一里中選有身家德行二人，充為捕詰官，于地方選子弟兵二十名，逢五逢十練習技藝一次，余日各安生理，一遇有警，鳴鑼為號，子弟兵、保甲人等各赴捕盜官處，齊集應援[27]。崇禎五年(1632)十一月，“熊知事奉上諭團練鄉(xiāng)(兵)六十名，著各鄉(xiāng)助餉”。崇禎八年(1635)，“本縣熊知事著報營長，閣[閤]眾請教師在祠內(nèi)習武，并習練槍棍”。二是邀會集社自衛(wèi)。弘光二年(1646)，“聞都內(nèi)人紛紛逃避”，旺川曹氏族人立“保身會”，而后來與他們對立的一方——張、曹、石、汪四姓，則立“忠義社”[28]。據(jù)《應星日記》記載，稍后，“族人又立一會，名尚義社；家人立信義社名目。尚義社：光嵩、光文、光韜等八十余人。信義社：文光、社保、大林、寄社，觀盛共式百余人”。此處的“族人”，顯然是指旺川曹姓，而“家人”似指曹氏的佃仆。三是加強巡更。崇禎十七年(1644)，“眾議造柵門，因世風不靖，以便巡更”。做齋、演戲還愿，主要是滿足人們在動亂時期對安全的心理需要。而練兵習武等，則是為了自保身家，但這也為地方社會的糾紛埋下了伏筆。    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南下。休寧義士金聲起兵抗清，績溪人舒應登等響應。夏，金聲修叢山關(guān)并率軍據(jù)守，相持數(shù)月，大仗13次。九月，清兵繞新嶺攻績溪縣城，金聲率兵回援，因原明御史黃澍乘夜開城降清，金聲被俘，就義于南京[29]。    在清軍進入徽州的紛亂之際，鄉(xiāng)土社會出現(xiàn)了失序的狀態(tài)。順治三年(1646)，旺川一帶傳聞徽州府東山營聞知七、八都尚有多數(shù)人未剪發(fā)，“有不服清廷者”，“要發(fā)兵來剿”，于是“各家驚惶”。一時間，土匪肆虐。不僅是盜賊，甚至連族中的不肖也“起會搶谷”。官兵更是藉機頻頻勒索[30]。與此同時，地方上固有的矛盾藉著官府權(quán)力的真空而暴露出來，在這種復雜的背景下，發(fā)生了“曹石爭殺”的慘劇及纏訟多年的糾紛。糾紛的起因是弘光元年(1645)六月的保安善會。該月二十二日，三王廟合都做保安善會，二十二至二十四的三日凈街，二十五日登舟。當時，由中屯馮社寄為齋官。中屯亦即前述的中潭(“屯”、“潭”音近而訛)，為績溪七都所轄的一個村落。而“齋官”是指廟會中的主事者，每年由各村輪選值事。當值齋官的主要職責是籌備廟會，帶頭捐獻、勸募、主持慶典、演戲挑選劇目等。據(jù)說，推選齋官的辦法各村不盡相同，有的地方以30歲(而立之年)者當值[31]，因此，齋官往往血氣方剛，容易因瑣事發(fā)生糾紛。保安善會的程序有幾步，即凈街、登舟等。在登舟時，因僧人通濟未點光就下溪，被眾議罰紙。當時旺川的曹應巖“管總，私護僧通濟”，引起忠義會(由石、張、曹、汪諸姓組成)之首領(lǐng)、中屯人曹宗啟等的不滿，他們天天在廟中尋事起釁，并毆打曹應巖。此后糾紛愈演愈烈，到送圣燒菩薩時，旺川村中保身會的曹光京等百人，各帶兵器前往觀看。而對方的曹宗啟、石可褒和張世俊等，也都持有兵器。等到送神結(jié)束，雙方彼此互殺。旺川人先行退場，對方見旺川村人心不齊，曹宗啟趕來，將旺川村的曹光圣背上斫了一刀，后者逃回旺川。    二十九日，與旺川對立的一方——石可英等在廟中議事，要罰旺川村銀一千兩，后由曹宗旺出來調(diào)處，曹毓柏、曹應試和曹應星三人答應支銀十兩，對方回信不肯，而且指名要取曹應錫、曹星老、曹應參三人的首級。當日中午集合千余人，在下曹村祠坦上搭臺，石可英、曹宗啟為將，汪顯龍為軍師，張世杰為先鋒，殺到旺川村文昌閣邊，燒了曹光祖、曹應星、曹星老、曹光衡、曹光星、曹應錫、曹應參等住屋八堂。當時，附近的八都，五都人見火光燭天，都來勸和。在勢力懸殊的情況下，旺川村人被迫答應支銀五百兩、豬十只、米十擔。及至夜間，曹應參、曹應錫和曹星老等人集議，“誓不甘心，難平氣憤”，紛紛召外人相助。于是，他們召集族中并家人四五百人，又往馮村、坦川汪姓雇七八十人。曹光浩還出縣請友助社數(shù)十人，請來城內(nèi)大灶兵四十余名，共同抵御對手。    次日，石可英等人分兵五路，把守各處要隘，雙方形成僵持局面。相持到午后，因?qū)Ψ降讲艽宄燥?，去者大半，旺川村人殺出，斬人焚屋，大敗對手。從此，村中晝夜防守。石可英與曹宗啟等下府告狀，旺村人亦下府批詳。當時，爭殺雙方都向官府呈詞，如旺川的呈詞曰：具稟曹宗祠為土寇焚劫事：緣七都大寇石槐芳子可英、可褒，富豪數(shù)萬，惡霸一方，白占田產(chǎn)，強奪房屋，淫人子女，逼收良民，實屬罪大惡極。今值國家鼎革，乘機倡亂，膽敢聚集大盜曹宗滿、吳守文、汪顯龍、胡世倚、張世俊、王元勤、高四老、張顯老、曹宗啟、祝百子、僧海松等，并協(xié)從十余人，于前廿九日登臺，拜曹宗滿、宗啟、世俊、元勤為將，拜顯友為軍師，海松、百子、世倚為先鋒，可英自稱為主帥，各執(zhí)兵器，將我村團團圍住，并放火燒屋八宅、恣行劫殺，刺傷多命，族畏其兇，莫敢與敵。于次月初一又復提刀威嚇，逼餉銀五千兩，分兵五路，要首級三顆，幸三、四、五、六、八都并市坊大社數(shù)十人齊動公憤，來兵救援，陳殺張世俊、祝百子、王元勤、僧海法等，仍渠魁未殲，余黨奔竄，希圖復聚再舉，誠恐一族生命莫保，伏乞轉(zhuǎn)申府道，急剪寇黨，以甦一方之命，為此激切控告。 呈詞將對方指作“土寇”、“寇黨”，聲稱這些人是藉“國家鼎革，乘機倡亂”。而石可英等的呈詞則是《為仇謀倡亂夥寇焚劫殺命屠尸生死冤慘奔叩救剿事》，也同樣是以“倡亂”作為攻擊對方的藉口。    不過，此時正值天下擾攘之際，弘光政權(quán)自顧尚且不暇，自然無法管到績溪七都一隅。在無法以武力戰(zhàn)勝對手的情況下，解決的途徑只能是通過部分官員和鄉(xiāng)紳的調(diào)解。如閏六月二十日，“賊黨至歙縣，賄官洪明偉、生員洪子升及洪洪魁、黃在田等四十余人來村脅和，我族義不與和。七月，又托縣中棍黨生員周調(diào)鼎十余人講和，并仝中屯張家正覺寺整酒賠禮，接應臺兄、福老弟仝去。是后，石、張家人才敢歸家。八月中秋，族中家人往張家看戲，石、張又整酒請文興、觀盛等三四十人”。此處的“賄官”、“棍黨”等，為殊語中常見的詞匯，是民間訴訟中丑化對手的蔑稱。從中可見，在劍拔弩張的情況下，私下的間接接觸與溝通仍時斷時續(xù)。    順治二年(1645)“九月大兵南下”，清政府在績溪建立了政權(quán)。不過，清軍入徽之初，政權(quán)并不穩(wěn)定。順治二年，舒家巷人舒國琦(塾師)之侄，夜持菜刀，越墻入縣衙，殺死清首任知縣侯憲武?？h署誆報涇縣竄匪襲衙，侯抵抗身亡，并建侯公祠、墓[32]。順治八年(1651)“正月，縣辦保甲，又出示收關(guān)稅”。順治九年(1652)，“我村(旺川)議做柵門并巡更、防守。應錫弟立排門冊簿，日夜點查。毓柏叔請眾斯文赴縣，請縣主申文與胡總鎮(zhèn)，求發(fā)兵六十名。以三十名扎三王廟，以三十名扎楊林橋。后賊黨聞請官兵至，逃人旌德及歙縣行劫。又大盜葉風老在嗣后打劫，保正王監(jiān)邀眾至廟頭山捉出插死，余盜逃歙。府內(nèi)發(fā)兵，殺死五六十人，地方漸平”。順治九年三月，“郭縣主至八都，會二府捉盜，轉(zhuǎn)回至我村，斯文進見，公舉毓柏叔館祠內(nèi)，為約正，光宇侄為約副，光憲、嘉昌、光大、光冕、應日韋、應助、光賢、光朋諸人為甲長，應祿為保正”。順治九年“六月，二府奉院差下鄉(xiāng)，點十家排，九年分戶曉單”。順治十年(1653)，知縣朱國杰編立門牌，僉點保正、甲長，嚴飭舉行[33]。此時，清朝官府通過先后任命的約正、約副、甲長、保正等，編立門牌，從而完成了對地方社會秩序的重建。    與此同時，曹、石雙方仍在為先前的仇殺而嘵嘵不休。順治三年(1646)六月，在“曹石相殺”事件中殞命的祝百子之母朱氏，將旺川曹大老、曹應錫、曹應參、曹應星、曹應祥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胡姓二人(胡觀祥、胡世蓋)共七人，告上徽州府及道院，前后共五狀，纏訟數(shù)載，旺川方面花費在該場訴訟官司中的費用多達五百余兩。雙方你來我往，旺川曹氏的訴詞為《為逆黨漏網(wǎng)反肆唆誑事》，而祝家的催詞《為財勢抗藐懇賞手提事》，曹氏催詞為《為奸黨抗延懇恩賜審事》。到當年八月，曹氏抄出的官府參語：“審得去夏以世變遷，人因恣縱奸宄，從而播弄，聚眾結(jié)社，名為御亂，實為倡亂。其中彼此競力，互相擅殺，種種為非，莫可窮詰?！彼哪甓拢Ｊ嫌忠浴稙闅⑷舜笤┦隆窂透姘丛?，并發(fā)府刑廳嚴審究報。二月初十日抄出參語：……審得曹大老、石可英等，蓋鄉(xiāng)民之雄黠者，當新安未順之日，各招集多人，名日立社，以保鄉(xiāng)村，實陰寓不軌，用抗王師，所以亡命之徒，恒爭先附入，稱戈比干，?？煲粫r。文武豈知負固之罪，未彰于天討、先受禍于蕭墻。祝阿朱之子祝百子，因以為石氏之先鋒，肆虐曹姓，無厭之求，已寒村人之膽。曹非弱族，同有社黨，自擅雄尊，安敢相忘于無敵乎!故百子縱為血氣之勇，罔識進退之術(shù)，眾潰之后，身斃重刃，此自作之孽，咎誰與歸?祝阿之仇恨于大老等，以俗人之見論之，未為蔓及，究所由來，百子乃可英之羽翼，可英雖未殺百子，而百子實因可英而死也。倡亂作祟，王章難貸，奈系赫前往事，不敢為明旨違，亦不應為阿朱憫也。但于煢煢老婦，衣食無資，姑于曹、石兩姓量斷養(yǎng)瞻[贍]銀四十兩，以斬葛藤。惟大老、可英等結(jié)社起釁，各擬一杖不枉。 在這里，官方將“曹石相殺”事件定性為“陰寓不軌，用抗王師”、“倡亂作祟，王章難貸”，令旺川曹大老、石家石可英合出養(yǎng)贍銀四十兩，支付給曹石沖突中斃命的祝百子之母祝阿朱。四月，旺川I曹毓柏到徽州府贖罪，并支給祝阿朱銀二十兩。但到十六日，石可英又到按院告狀，將曹大老、曹應錫、曹應星、曹應祥等人列為被告。五月，旺川曹氏再次下府訴詞，石可英托刑廳書手江承元講和，“使費對認”。十九日，雙方同至汪王廟“對神剪生為誓”，再立議約：    立議約人石聯(lián)桂、曹大老、應錫等，原因祝百子前年夏月身死，其母祝阿朱氏控告按院，送刑廳蔣四爺臺下審，于曹、石二姓各斷給主銀廿兩，致石因給主復告按院，亦蒙送刑廳老爺臺下，其給主銀，業(yè)已遵斷完納，憑眾親友勸諭調(diào)息，二各輸誠，洗心明神。和息之后，兩不得懷挾私仇，所有告和紙罪使費等用，二各均出，此系兩愿，如有反悔者，憑親友議罰銀卅兩助修城隍、汪王廟宇，今恐無憑，立此議約二紙，各收一紙為照。    順治四年五月十九日立議約人石聯(lián)桂、曹大老、應錫、應祥、應星居間  石廷桂、曹正仁、江百符、章茂    代書  汪萬盈     七月，刑廳蔣四爺申按院參語：審得石聯(lián)桂、曹大老僻處鄉(xiāng)陬，結(jié)社連橫、憫不畏法，于新安未定之初，皆如是也。事由大老與石姓為難，致斃祝百子之命，業(yè)經(jīng)前案，念系往事有赦，姑于曹、石兩姓量給養(yǎng)瞻[贍]銀四十兩與百子之母，以斬葛藤。豈料聯(lián)桂尚不輸誠，又復滋此訟乎，聯(lián)桂健訟無厭，法宜嚴懲，念伊親生員陳其泰等具詞哀懇，聯(lián)桂、大老婦供姑開一面，以廣憲仁，特其好事生端，漸不可縱，石聯(lián)桂擬杖以儆，猶屬寬政也。 在清初動輒觸及夷夏之防的復雜背景下，涉訟雙方最終通過官府裁判了斷。順治五年(1648)，旺川曹氏族人光浩等結(jié)黨，勾結(jié)石可獻、張三等人各處行劫，“賊黨出縣稟官，都推諉z于罪惡曹姓人，請官給告示，飭三姓同剿我村，灶丁票已印下”，此處的“賊黨”，是指旺川曹氏的老對手石、張、汪等。顯然，這些族姓仍然希望挾官府之威剿殺曹氏。對此，旺川曹氏以行賄官府和自清門戶雙管齊下，迅速將一場滅頂之災消弭于無形。不過，由此可見，七都一域各族姓間的緊張關(guān)系仍在延續(xù)。 三、余論：族姓紛爭與地方社會秩序之重建     徽州是個宗族社會，在明清鼎革之際，除了主佃的矛盾斗爭之外，徽州一些宗族之間的恩怨糾葛亦導致激烈的沖突。族姓之間利用明社既屋出現(xiàn)的真空，尋找攻訐對方的藉口，這使得此時的鄉(xiāng)土社會呈現(xiàn)出動蕩不安的態(tài)勢。以往，學界對于徽州宗族之間和睦共存的常態(tài)描述得較多，而對族姓的紛爭，尤其是大規(guī)模的械斗較少涉及。就明清之際的社會變動而言，徽州佃仆的反抗和斗爭為人所熟知，但對易代之際宗族間的仇殺以及引發(fā)的相關(guān)問題卻不甚了了?？兿耖g文獻《應星日記》抄本，恰恰為我們提供了此類場景的真實畫面。從中可見，階級矛盾與宗族糾紛，應是17世紀中葉地方社會紛亂圖景的不同側(cè)面。族姓雙方在劇烈沖突之后，最終仍然依循民間社會固有的路徑——透過民間調(diào)解和官府裁判加以解決，但新興的清朝基層政權(quán)視此一階段的族姓紛爭為反清活動之一環(huán)，因此，在夷夏之防的政治背景下，族姓之間的仇殺最終得以迅速平息。    在“曹石相殺”歷史事件中與旺川曹氏對立的一方——旺山(亦即石家)石氏，在七都一帶算是源遠流長，該族自稱系北宋開國功臣石守信的后裔，所祀奉者為宋代歙縣“主簿遷公”。盡管主簿只是專掌簿書事務之吏，但在七都這樣的僻野荒陬，祖先中出現(xiàn)這樣一位人物，也算得上是地方社會中歷史悠久的“名族”[34]。事實上，與徽州其它地方那些譜系脈絡明晰之大族林立的狀況不同，明末清初的七都，各個族姓的地位都還有著提升為“大族”或沉淪“小族”的空間，地方社會之主導權(quán)鹿死誰手尚未可知，這自然加劇了彼此之間的競爭。而通過“曹石相殺”這樣的紛爭和械斗，各個族姓大概都感受到了空前的壓力。于是，為了“內(nèi)釁共弭，外侮共御”[35]，宗族的整合過程得以加速。就曹氏家族而言，康熙年間，旺川曹氏修成了完整的族譜，對先前認識混亂的祖先系譜作了考證和梳理，重新統(tǒng)一了認識，藉以凝聚族姓的歸屬感，并頒布了四十字排行詩和“積陰德、悖孝養(yǎng)、重遷葬、端蒙養(yǎng)、尊師道、慎嫁娶、睦親黨、勵名節(jié)、崇樸儉、黜異術(shù)”的十則《旺川家訓》，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大族”身份的禮儀。稍后，她又參與會修《新安曹氏統(tǒng)宗譜》[36]，通過同宗之間的聯(lián)系，特別是與歙縣雄村曹氏[37]的聯(lián)系，由著名官僚曹文埴(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撰寫《拓建旺川曹氏宗祠碑記》，確立了自己在地方社會坐標中的位置，從而躋身于清代績溪西部社會的大族之列。及至乾嘉時代，乾隆和嘉慶《績溪縣志》均記載，七都一帶的宗祠主要有：曹氏宗祠，在旺川；曹氏宗祠，在曹村；曹氏宗祠，在湖西村；程氏宗祠，在會川；石氏宗祠，在旺山，祀宋歙邑主簿遷公；張氏宗祠，在墓葭；李氏宗祠；曹氏宗祠：在中潭，祀新宗公。 在這里，宗祠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前期族姓在地方社會中的分布狀況，折射出宗族勢力的盛衰。從中可見，七都的宗祠計有七個，首村旺川曹氏已與旺山石氏、中潭曹氏等一樣，共同成長為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大族。而當各個宗族均已得到較充分的發(fā)育，則地方社會中各個族姓間的勢力便得到了暫時的平衡，緊張關(guān)系得以舒緩。除了間歇性的磕磕碰碰(如訴訟糾紛)外，更多的便呈現(xiàn)出彼此和睦相處的“有序”狀態(tài)。 *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基金項目《徽州文書所見明清村落社會生活研究》成果之一，項目批準號：01CZS003。 注釋：    ①旺川老年人協(xié)會編：《績溪徽學叢書》六，1999年12月版。    ②在民間文獻的整理和出版方面，一些當事人對于人際和村際關(guān)系的考慮有相當多的禁忌。筆者此前收集到的徽商自傳體小說《我之小史》，其學術(shù)價值相當之高(關(guān)于該書的概貌，參見拙文《從徽州到江南：末代秀才的生活世界》上、下，載《讀書》2006年第8期、第9期)，但抄稿本所有者卻對其中有關(guān)婺源世仆制的描摹極為敏感，堅決要求在出版時予以刪削，也是唯恐在當代會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③民國《曹氏宗譜》卷1《康熙族譜原序一》。    ④清抄本《績溪縣城市坊村經(jīng)理風俗》1冊，績溪縣圖書館藏。⑤攔蠑字：乾隆《績溪縣志》作“土”?！爸袊街緟矔比A中地方第723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⑥胡士云、曹蘭芬：《說七都》，載《旺川古今》，第13頁。⑦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曰：“邑中大族有宗祠，有香火堂，歲時伏臘生忌薦新，皆在香火堂。宗祠禮較嚴肅，春分冬至鳩宗合祭，蓋報祖功，洽宗盟，有萃渙之義焉。宗祠立有家法，旌別淑慝，凡亂宗瀆倫，奸惡事跡顯著者，皆擯斥不許入祠。至小族則有香火堂，無宗祠，故邑俗宗祠最重。又各有宗譜，支派必分昭穆，以序高曾云礽，世系千年不紊，故皆比戶可稽，奸偽無所托足?！?第81頁)可見，宗祠和香火堂是區(qū)分大族和小族的標志之一。    ⑧《旺川古今》，第271—272頁。    ⑨關(guān)于嘉靖十五年祭祖令與徽州宗祠的發(fā)展，參見常建華教授《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83頁。    ⑩早在康熙年間，曹氏族人就指出：“吾旺川始祖大九公自宋興卜居茲土，閱今將六七百載，相傳先世有譜，而中葉佚焉，茫不可考。憶二三十年前，曾見族中錄一訛本，附會可笑，心竊疑之?！笨滴跏瓴苡泄狻稌扌掳膊苁辖y(tǒng)宗譜序》，載民國《曹氏宗譜》卷1，第6頁上?！恫苁献谧V》為安徽省黃山學院收藏。    ⑾順治五年(1648)，“后光浩又鉤結(jié)石可獻、張三等三十余人，夜劫曹村，天明至村內(nèi)劫擄，毓柏叔當?shù)暌豢?，可獻等各無所得，遂去”。    ⑿曹健、洪樹林：《糧商曹顯應》，載《古代商人》，“徽商系列叢書”，黃山書社1999年版，第98—102頁。    ⒀[明]曹志寧：《太乙橋碑記》，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第49頁，“太乙橋”條。    ⒁曹?。骸稐钐?guī)X探幽尋古》，《旺川古今》，第152頁。    ⒂萬歷《績溪縣志》存于安徽省圖書館，績溪縣檔案館，而康熙《績溪縣志續(xù)編》則存于縣檔案館和縣志辦公室。⒃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第81頁。⒄旁有小注：“實為弘光二年?！?nbsp;   ⒅《江止庵遺集》卷1《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28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頁。    ⒆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第21頁。    ⒇《江止庵遺集》卷7《引》，《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28冊，第350頁。    [21]乾隆志卷1《方輿志》，第49頁。    [22]天啟五年(1625)，“是年七月，大旱，通都至登源祖殿求雨”。順治三年(1646年)，“本年秋收大旱”。順治九年(1652)，“是夏大旱，通都求雨”。    [23]崇禎七年(1634)，“六月，大水”。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另載有兩次水災：“順治五年七月，大水沖圯橋梁數(shù)處，田地千余畝”；“七年五月，大水漂沒田地千余畝”。但可能沒有影響到旺川。    [24]乾隆《績溪縣志》卷1《方輿志·風俗》引，第81頁。    [25]參見曹尚榮《昔日旺川的“六月會”》，《旺川古今》，第156—160頁。    [26]文中所列“計開丁數(shù)”之總和與末尾的“共計”不合，疑有缺漏。    [27]乾隆《績溪縣志》卷4《武備志》，第124頁。[28]忠義社中的曹姓非旺川人，而主要是七都的中潭人。[29]績溪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績溪縣志》，黃山書社1998年版，第15頁。    [30]順治三年(1646)正月，“劉總鎮(zhèn)帶兵在縣，族人議去送禮。糧一石，出銀六分，婦人出米一升，典出銀一兩。共送去米三石式斗，豬肉一百二十斤，酒三壇，禮銀十式兩。又送各官兵丁，共雜用銀九兩零七分”，二月，“邵三爺同劉總鎮(zhèn)帶兵來祠，調(diào)查不上糧錢，并捉拿土匪，用銀百余兩”；五月，“劉總鎮(zhèn)帶兵過上洪溪，至張家討火引路。有看田水人叫眾人奔逃，官兵轉(zhuǎn)來，住于祠堂。共用銀拾三兩，婦人出米一升，又男婦出粿一個”；“毓柏叔為伊侄應鐸被殺，于三月間借山轎一乘過旌德，被旌人見之，認轎上有'太乙’名字，說：'柏叔是賊，要捉拿?！倩丶?，詣祠內(nèi)，送劉總鎮(zhèn)銀一百式十余金”；“許村起灶[社]兵百人，……帶二百余人住青山塘，又至村中挾餉銀數(shù)十兩”，順治五年(1648)“三月，清明日，田將官、丁捕衙、陳巡司帶馬步兵并快手弓兵二百余人來捉土賊，扎營后頭山，光浩等逃走，捉住應鐶、七老二家妻小，帶至祠內(nèi)，各用銀若干，始得放出”。[31]胡家裎、張正奕：《績溪縣民間徽戲活動的衍變》，載績溪政協(xié)編《績溪文史資料》第1輯，1985年6月印，第135頁。[32]績溪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績溪縣志》，第15頁。[33]乾隆《績溪縣志》卷4《武備志》，第124頁。    [34]現(xiàn)在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館的明代《武威石氏源流世家朝代忠良報功圖》，畫面系統(tǒng)地描繪了北宋功臣石守信及其祖先英勇抗敵屢建戰(zhàn)功的事跡，原藏于石家的石氏宗祠?？兿h地名辦公室編：《安徽省績溪縣地名錄》，1988年版，第49頁。    [35](清)曹有光：康熙旺川《曹氏宗譜》序。    [36]明清時代有關(guān)聯(lián)宗的詳盡研究，參見錢杭教授的《血緣與地緣之間——中國歷史上的聯(lián)宗與聯(lián)宗組織》，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37]據(jù)明戴廷明、程尚寬等撰《新安名族志》，曹氏位列當時的名族之一。曹氏于33世彥中時遷雄村，明代成化以后科甲輩出，為簪纓望族。 作者簡介：王振忠，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