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何時何地、何年何月，生存問題都是每一個人，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其實何止是人類，生存問題或許是自然萬物都必須要考慮的，只不過人類更加有智慧、有思想，在這個問題上思考的也就更加深刻。

其他的像一些動物植物，他們則只具備自然界賦予他們的本能，并沒有思想，也沒有智慧，或許這就是人與動物最大的區(qū)別吧！

那么，人又是如何去考慮生存問題的呢？關于這個問題，每個人的關注點不一樣，每個人最終的目標也不盡相同，所以，生存方式的差別就極其之大，對于普通人來講是這樣，對于那些思維獨到、思想深刻的學者來講其實也是這樣的。

作為中國思想的黃金時代，百家爭鳴時期的華夏出了很多的思想家，這些人都對生存問題有過不一樣的思考：

老子認為做人就要示弱，剛亡而弱存，作為天下間最為柔弱的水，最柔弱但也是生存的最長久的，天地萬物都莫能與之爭。

所以，做人要示弱，弱小的總比剛強的更能生存。

而莊子則認為要自由，所謂鯤鵬既是鯤鵬，燕雀就是燕雀，讓魚在水里游，鳥在天上飛，這是自然的規(guī)律，也是自由的本質(zhì)，所以，要生存就要自由，不要對其他人橫加干涉，希望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這樣的生存才有意味。

而孔子的生存方式則是中庸之道，不極端，不高調(diào)，凡事都做到恰到好處，文質(zhì)彬彬，成為君子，他的后人孟子則以為生存要仗義，荀子則認為，生存要自強，畢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這些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并且都講得頭頭是道，只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都是更加傾向于理論，其實無論是示弱還是自由，無論是中庸之道、還是自強不息，這多多少少都有些虛無縹緲。

畢竟口號誰都會喊，是說自己不極端就不極端了嗎？說自己不高調(diào)就不高調(diào)了嗎？而且自己做到了不極端、不高調(diào)，自己做到了自強不息、絕對自由，那么人生就真的完美了嗎？好像也不是，畢竟，誰都不能關起門來朝天過，人的一生錯綜復雜，又經(jīng)歷不同的人和事，要參與不同的群體，而往往這些人和群體才更能決定生存方向。

對于這些生存之道，有一個人通通都不在意，這個人就是韓非，那么，韓非作為主要的生存方式是什么呢？本篇文章我們來重點地關注一下這個問題，來深刻探討一下，韓非認為生存當中最為主要的手段是什么。

韓非是公認的法家集大成者，不過有意思的是，韓非是儒家大師荀子的得意門生，我們上面說到過荀子的人生態(tài)度是自強不息，是自己要憑借自己，這總體上來講是非常客觀，畢竟荀子生逢亂世，又處在戰(zhàn)國末年，能有這樣的人生態(tài)度已經(jīng)非常難得了。

不僅如此，他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看待也非常樂觀，認為，對于自然界，我們與其推崇、羨慕、順從、贊美，倒不如加以利用，畢竟與天斗其樂無窮。

能夠在一個戰(zhàn)火連天，可能連生命和溫飽都沒有辦法解決的年代里有這樣的態(tài)度，荀子也不愧為儒家大師。但是作為荀子的徒弟，韓非對于人生的態(tài)度就沒有那么樂觀了，韓非認為，人的生存是很艱難的；之所以艱難問題不在于天而在于人，尤其是那些生存在身邊的人，他們每個人都可能居心叵測，笑里藏刀。

所以，每個人的生存都如同在叢林當中，無論是貴為君主，還是賤如平民，都有可能隨時隨地的身首異處。

為了驗證這一點，韓非很喜歡講故事，比如，有一個廚師的故事。

說是有一次晉文公吃飯，可身邊的人卻端上來了一盤纏有頭發(fā)的烤肉，晉文公勃然大怒，指責廚師心存不軌，不過，那個廚師卻很沉得住氣，他說，做了這樣的一盤烤肉，他是有罪，而且其罪有三：

第一，刀磨得飛快，卻只切開了肉，沒有切斷頭發(fā)；第二，用鐵簽串肉，卻只看見了肉，沒有看見頭發(fā)；第三，把肉放在火上烤，卻只烤熟了肉，而沒有燒掉頭，所以他罪該萬死。

這番話說得非常有水平，看起來像什么過錯都攬在了自己身上，實則卻是在向晉文公表示自己是被陷害的，好在晉文公明察秋毫，這位廚師才躲過一劫，但是相比這個廚師，有一位美女就沒有這么好的運氣了。

此說是衛(wèi)國為了和楚國搞好關系，衛(wèi)襄王送給了楚懷王一位美女，楚懷王對這位美女一見鐘情，寵愛有加，當時的王后鄭袖也跟她親如姐妹，鄭袖則拿出各種漂亮衣服和奇珍異寶讓她挑選，對她比楚懷王對她還要好。

于是，楚懷王很高興，說鄭袖是賢妻良母，是王后的典范，這位美女也非常感動，他認為鄭袖是一位好姐姐。

有一天，這位美女詢問鄭袖自己有沒有什么地方不夠好？鄭袖說，楚懷王并不怎么喜歡她的鼻子，如果能夠遮住鼻子，那么，就會顯得更加楚楚動人，這位美女不由分說就相信了鄭袖的話，于是一見到楚懷王就用袖子遮住鼻子，楚懷王感到莫名其妙，就詢問鄭袖緣由，可鄭袖卻說是因為這位美女嫌棄楚懷王有口臭，所以，才會捂住鼻子，楚懷王一聽就生氣，直接下令割了這位美女的鼻子。

這只是韓非故事當中的兩個案例，真實性難以考證，但這樣的故事，韓非卻講了很多很多，無論故事是真是假，卻都很能證明韓非的態(tài)度，那就是韓非認為人心險惡，認為人是這個世界上最為可怕的動物，做人如果認不清這一點，那么，距離危險也就不遙遠了。

也正因如此，像我們上面所說的自由、中庸之道、行俠仗義，這些韓非通通不放在眼，并且認為這些觀點都非常虛無縹緲。

他覺得，做人作為重要的一個詞叫做防范，防范什么呢？防范身邊的人。韓非講上述的那些故事就是為了論證人心險惡，而這也是韓非對法治青睞有加的原因。

韓非認為，制度從來都不可或缺，有什么樣的制度就有什么樣的文明，如果沒有制度和法律的約束，那么，人為了自己心目中的欲望就會不停地陷害他人，畢竟在沒有制度和法律的前提下，就算是陷害別人甚至殺死別人也不會受到什么處罰，如此人豈不是就會變本加厲嗎？

所以，韓非認為，高壓之下才會有良民，人心都是險惡的，就必須要用嚴酷的法律去杜絕這種險惡，讓人們不敢將險惡的用心,用在其他人的身上，以此來保證社會的安定。

而且韓非不僅認為人心險惡，更認為大多數(shù)社會關系都不可靠，他所處的時代被人們所熟知并且深信不疑的社會關系并不多，最為主要的大概就是儒家體系當中的人際關系了，也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這些關系都是儒家構(gòu)造思想體系的關鍵，也是人際社會生存的關鍵。

但是在韓非眼里，這些重要的人際關系其實都是赤裸裸血淋淋的利害，并沒有半點的美麗和溫馨，甚至含情脈脈的面紗如果被無情的撕開，露出來的是比普通人更加爾虞我詐的面目，可能巧取豪奪，可能刀光劍影，更可能你死我活。那么韓非為什么這么認為呢？

因為韓非認為人性本惡。

對于這一點，韓非說出了人的本能，人不管是聰明的還是愚蠢的，在進行選擇時都會有取舍，這個取舍的標準都是趨利避害，這是人之常情，當然，并不是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趨利避害，有的時候本能會被人際交往當中的感情打敗，只不過這樣的案例并不多，甚至有的時候，只要利益夠大，感情好像也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鴻溝。

比如說，一對夫妻，當有人提出用一元錢換妻子的時，丈夫可能勃然大怒，提出用十萬元換妻子的時，丈夫可能會有動搖，但提出用一千萬甚至一個億元去換妻子的時候呢？所以，人在很多時候是靠不住的，在取舍的過程中，趨利避害是本能，而且很不幸的是，這種本能在絕大多數(shù)時候都會占據(jù)上風。

再比如，一個雇工給地主種地，地主又是送飯，又是給錢，這是因為他愛雇工嗎？不是，地主只是希望通過自己這樣的行為能夠讓雇工全力以赴，同樣的，雇工之所以全力以赴也不是因為他愛地主，而是希望多吃飯、多拿工錢。

那么，舉一反三，一個將軍愛自己的將士，只是希望將士能夠更加拼命，一個君主愛護自己的臣民，也是希望自己的臣民在上戰(zhàn)場時能夠不畏懼，這一切只不過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開車鋪的、開馬鋪的都希望人們能夠富貴，那么，自己也就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

而開棺材鋪的人則希望天天有人死去，這并不是因為前者仁慈后者殘忍，這僅是因為沒人富貴，車馬就賣不掉，沒人死亡，棺材也就賣不出，這沒有什么仁義、不仁義，道德不道德，只是因為趨利避害。

對于君主父子或者夫妻，這些關系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高尚，他們原本也是沒有關系的，就拿君臣來講，他們之所以能夠合作，是因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慧，而臣子則需要君主給他的封賞，因此兩個團隊才結(jié)合在了一起。

但無論是君主還是臣，有害于自己而有利于國家的事情，他們都不會做，同樣的，對國家有害對臣子有利的事情，君主不會做。

所以，所謂的君臣關系，不要拿什么仁義道德來講，說白了就是各自算各自的帳，臣子有功名利祿可圖，君主有家國天下可擁，如此兩者的關系才能穩(wěn)固。

又比如說父子關系，如果父親對兒子不慈愛，兒子還會對父親孝順嗎？而且養(yǎng)兒本身就是為了防老，這個關系從一開始就帶有目的性，就哪有人們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呢？

那么，既然如此，既然沒有任何一段關系是靠得住的，人就必須要防范，不防范就會出問題，也就是說，為了生存，防人之心絕不可無。

事實上，韓非把話說的太絕，這其中也有片面的地方，君臣關系不一定都是靠利益聯(lián)系在一起的，很多父母養(yǎng)兒也不是為了防老，社會也并沒有韓非所說的那么黑暗，他的故事大部分也都是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而提出來的。

人心確實險惡，有沒有險惡到韓非所說的那種程度也很難講，問題在于，韓非的理論體系卻有一個非常深刻而獨到的地方，那就是制度比人靠得住。

從表面上看，這個觀念好像并沒有新奇的地方，可是，制度雖然總是被當做是法家的專利，但，無論是儒家尊重的禮樂，還是墨家尊重的尚同，這其實都是制度，只不過因為儒家和墨家，他們以愛為前提來關照社會。

所以，在道德的基礎上，他們的制度是有前提的，也就是說，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實施他們的制度，沒有其他條件的橫加約束，可韓非的制度卻適用于全人類，有規(guī)則和法律的橫加干涉，把人真正的約束在了一條框架之下，他不指望人變好，更不指望人行善，他只防范人們作惡。

畢竟自覺自律的真君子在一個國家內(nèi)部可能找不出幾個人，可是膽敢作奸犯科的人卻有很多，因此，嚴刑峻法比道德教育更加管用，如此一來，韓非也就將整個華夏文明一直信奉的人治變成了法治，而到底是要人治還是要法治，就成為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最后的爭鳴。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韓非的生存方式非常的簡單粗暴，那就是防人之心不可無。作為人，必須要學會防范身邊的人，因為他們隨時隨地都可能翻臉。

一個看上去哪哪都好的人，可能笑里藏刀，一個你一直信賴的朋友，可能會給你致命一擊，人性本身就是邪惡的，既然邪惡，就不要指望別人善，不要指望別人道德，更不要指望別人對自己好，想要生存下去，想要更好地保證自己的生活空間，那么，就必須學會防范，學會保護自己。

之后韓非由人推及到國家，認為一個國家也需要防范，畢竟真正的君子圣人都是少數(shù)的，這些人自己就有自己的底線，不需要其他規(guī)則的約束，同時壞人又是很多的，一個國家要想安定，就必須防范這些壞人做壞事，防范他們破壞社會的和諧和安定，防范他們侵犯別人的正當合法權(quán)益。

那么，就需要有法律，就需要有規(guī)則，就需要有硬性制度的約束，而這也就是韓非的法治，更是韓非思想中最為深刻獨到的地方。

雖然時至今日，人們對于法家的種種行為和理論都有質(zhì)疑的聲音，認為他們的方式方法太過于粗暴，更加忽略的人的重要性，實際上以人為本，以德治國，雖然沒有問題，但是一個國家，每個人也必須要擁有底線，對于在底線之上的人和事可以用道德去約束。

可是在底線之下也必須有一個規(guī)則，讓壞人得到應有的懲罰，如此才能夠保證社會的公平，才能夠保證絕大多數(shù)人的合法權(quán)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