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zhàn)爭之后，閉關鎖國被打破，清朝學者逐漸開始睜眼看世界。作為東西方交通的要道，中國學者官員前往歐洲，往往都要經(jīng)過埃及，那么在經(jīng)過埃及時，中國學者如何看待世界級奇跡金字塔？

出人意料的是，清朝學者沒有感到金字塔有何偉大，沒有震撼于金字塔建造不易，反而從金石學角度判斷金字塔中發(fā)現(xiàn)的埃及文明不會早于中國，甚至其中一位更是推斷古埃及人當為“黃帝氏之苗裔”。

鴉片戰(zhàn)爭之前，最早見過金字塔的中國人，可能是唐朝的杜環(huán)、元朝的汪大淵與明朝的鄭和，但因為他們沒有留下記載金字塔的文字，所以后人無法肯定他們是否見過金字塔。單就有文字記錄而言，最早見過金字塔的中國人，應該是一批晚清赴歐的中國學者官員們。

斌椿與張德彝：埃及文類似鐘鼎文或鳥篆

清政府組織了斌椿為首的考察團，赴歐洲進行考察，當時蘇伊士運河尚未浚通，中途必須換乘火車，期間斌椿與張德彝便參觀了金字塔。

斌椿的《乘槎筆記》中記載，“又十余里，至古王陵。相連三座，北一陵極大，志載基闊五里，頂高五十丈，信不巫也?！苯又?，斌椿與張德彝在土著導游帶領下，尋找到一個石洞，兩人進入了金字塔內(nèi)部，見到了古石棺，“洞口高十余丈，橫石刻字，計十行，約百余字，如古鐘鼎文”。那時還沒有金字塔一說，因此斌椿稱之為“古王陵”。

張德彝的《航海述奇》中，對深入金字塔內(nèi)部的描述更為驚險。張德彝大概是從破損的裂縫中進去的，進口又陡又窄，里面一片漆黑，只能秉燭前行，里面步步驚心，“一步一跌，時虞顛撲”、“石震有聲”、“神魂失倚”、“趨前失后，退后迷前”。最后，進入金字塔墓室內(nèi)部，看到了古石棺，“一石棺無蓋，形如馬槽， 擊之鏗然，放于壁角”。出來之后，不知是太疲倦，還是其他原因，張德彝自稱“出則一身冷汗矣”，多年之后張德彝回憶時還說“至今思之，為之神悸”。

對于金字塔里的文字，斌椿判斷其狀“如古鐘鼎文”，而同行的張德彝判斷更類似于“鳥篆”。之后，張德彝將這段金字塔探險單獨發(fā)表，將“鳥篆”改為“象形”。

斌椿與張德彝應該是世界上前兩個參觀金字塔并形成文字的中國人，可能也是首次進入金字塔內(nèi)部的兩個中國人。在他們的視角里，埃及文字與上古鐘鼎文或鳥篆有相似之處。在他倆之后，清代官員學者薛福成、張蔭桓等，在歐美博物館參觀金字塔文物時，都認為與中國的篆書相似。

王韜：古埃及人是黃帝后裔

王韜（見上圖）是近代學者，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家，由于1862年上書太平天國，為太平軍剖析攻打上海的利弊等，被清政府發(fā)現(xiàn)之后逃亡香港，五年之后西游歐洲。

客觀地說，王韜并未見過金字塔，但在法國巴黎見到了從埃及掠奪回的方尖碑。方尖碑上面的文字，給了王韜一定的聯(lián)想，王韜認為埃及文字“有若云形”。而在《左傳》中有“昔者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云名”的記載，因此王韜推斷古埃及人是“黃帝氏之苗裔”。

無獨有偶，十余年后，郭嵩燾從歐洲返回途徑香港時，與當時香港總督軒尼詩爵士有過一番交談。軒尼詩爵士（愛爾蘭人）堅持“中國文字傳播世界論”，即：中國的文明起源最早，然后向西傳播到埃及，再西傳播到愛爾蘭，埃及文字屬于中國文字的遺存。以這一邏輯來看，王韜的古埃及人是黃帝后裔之說，也就不那么突兀了。

當然，對于軒尼詩爵士的言論，郭嵩燾也未多表態(tài)，只是稱其“附會近理”而已。

郭嵩燾：古埃及造字原則與中國相同

1876年，郭嵩燾（見上圖）因馬嘉理案向英國道歉，并出任正式的駐英法公使。根據(jù)郭嵩燾記載，途經(jīng)埃及時，使團成員上岸參觀，有人在當?shù)刭徺I了“埃及古跡圖”數(shù)張，其中有克萊奧帕特拉方尖碑正面和左后方兩幅，碑上能看出有刻字。隨后，郭嵩燾讓人臨摹下來，仔細研究之后，發(fā)現(xiàn)這些埃及文字有像鳥、像馬、像眉目等各種形狀者。

郭嵩燾由此推斷：古埃及造字原則與中國相同。進一步推斷認為，世界各地的上古人類，在文字初創(chuàng)階段，無非就是采用象形、會意兩種造字方法。

抵達歐洲后，郭嵩燾與歐美諸多學者交流，通過埃及文字與中國文字對比，判斷埃及古文字和中國金文類似，至今不過三千余年歷史，因此埃及文明不會早于中華。

近代以來，歐美學者一直認為中華文明史只有三千余年，但在上世紀良渚遺址出現(xiàn)之后，讓世界看到了更早的中國。前幾年，歐美主流學者終于將良渚文化升級為良渚文明，認為中國是與古埃及“等量齊觀”的古文明。郭嵩燾的判斷，在如今終于被證實被認可，古埃及文明并不早于中國。

除了以上幾位之外，1905年參與考察歐洲憲政的端方，對金字塔與古埃及文物也非常感興趣，路過埃及時親自參觀考察，甚至還帶回數(shù)十件文物原件?；貒?，端方“摹拓其文”制成畫幅、扇子等，大量送給友人，學者俞樾得到一件，感慨古埃及文字難以理解，“中國文字猶難通，況在大荒西經(jīng)中”。1912年，上海有正書局出版了《埃及五千年石刻》，其中很多就屬于端方所藏的摹繪或拓片。

埃及與中國都是文明古國之一，擁有悠久璀璨的歷史，當這兩個國家在近代碰撞之后，中國學者并未像西方學者那樣“震撼驚詫”，反而非常平淡，其中固然是對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自信，固然因為歷經(jīng)古人留下的長城、大運河、都江堰等龐大工程的靈魂洗禮，也是因為學者實事求是的治學態(tài)度。事實證明，清朝學者對古埃及與古中國文明的對比判斷，基本上是正確的。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這些學者對古埃及文字的研究，還屬于傳統(tǒng)金石學范疇，即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偏重于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jīng)補史的目的，屬于古代的考古學。所以，當時清朝學者并不怎么關注金字塔本身，而更關注金字塔里的文字資料。1923年之后，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從美國畢業(yè)歸國，掀起了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