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在烏普薩拉大學博士畢業(yè)后，曾先后兩次參加了1901年至1903年瑞典的南極考察活動，因此名聲大振，安特生被任命為瑞典國家地質調查局局長。

1914年他受聘任中國北洋政府農(nóng)商部礦政顧問，在中國從事地質調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

他的隸屬于由中國學者丁文江和他的同事黃文浩組織和領導的中國國家地質調查局。在此期間，安特生幫助培訓了中國的第一代地質學家，并在鐵礦石和其他采礦資源以及地質和古生物學方面進行了許多發(fā)現(xiàn)。之后，由于中國時局動蕩，地質考察的研究漸趨停滯，安特生也因此把精力轉向了對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

安特生于1918年首次到訪周口店，當時當?shù)厝苏`認了那里豐富的嚙齒動物化石，使他們被帶到一個名為“雞骨山”的地區(qū)。他于1921年返回，由當?shù)夭墒藛T帶領到龍骨山（Dragon Bone Hill），在那里他發(fā)現(xiàn)了該地區(qū)不存在的石英。意識到這可能表明有史前人類的存在，因此他將助手奧托·贊丹斯基安排進行挖掘工作。贊丹斯基1923年返回進行進一步發(fā)掘，并將大量材料運往烏普薩拉進行分析。最終，在1926年，瑞典國王訪問北京之際，安特生宣布發(fā)現(xiàn)了兩顆人類牙齒。這些后來被確定為北京人的最早發(fā)現(xiàn)。

在與袁富力等中國考古人員的合作下，他隨后在河南省黃河沿岸發(fā)現(xiàn)了史前新石器時代遺址。1921年，這些被首次發(fā)掘后的村莊遺跡命名為仰韶文化。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因為至今尚未對中國的史前考古進行過科學考古發(fā)掘以及仰韶文化和其他史前文化的研究。隨后他被稱為“仰韶文化之父”。

在隨后的1923至24年間，安特生以中國國家地質調查局的工作人員的身份，再次與中國同事合作在甘肅和青海省進行了考古發(fā)掘，并出版了許多有關該領域的書籍和科學論文。

1924年初的時候，安特生在蘭州的集市上收購彩陶，機緣巧合的機會，讓他發(fā)現(xiàn)了一位煙販的貨攤上，擺著一只精美但是破舊的彩陶罐。經(jīng)過詢問才得知，彩陶罐來源于洮河河谷。因此，他與隨從馬不停蹄地趕往了洮河流域，同時與當時的甘肅政府取得聯(lián)系，獲得考古許可證書。

他在1929年創(chuàng)立和創(chuàng)辦的《東方博物館》簡報中有許多關于中國考古學的文章，他在那里發(fā)表了自己的最重要的科學報告。

安特生關于他在中國的時間最著名的書是1932年出版的Den gula jordens barn，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包括英語（如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1934年、1973年重印）、日語和韓語。有關安徒生作品的詳盡書目以及對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國的考古研究的全面討論，請參見費斯凱約先生的作品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和陳興燦的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1926年，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建立了東方博物館（?stasiatiska Museet），這是一個國家博物館，用以收藏他在中國期間第一次科學考古發(fā)掘中瑞典部分藏品。安特生擔任外交和歐洲事務部主任，直到1939年他被著名的瑞典漢學家伯納德·卡爾格倫（Bernhard Karlgren）接任。

瑞中雙方達成一項協(xié)議，允許這些最早的考古發(fā)現(xiàn)運往瑞典記錄研究，其中一半可以留下，作為東方博物館的基礎，另一半要退還中國，并于1927-1936年間由安特生完成退還工作。留下的文物標記代表斯德哥爾摩的S字母，而退還的文物標記代表北京的P字母。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或戰(zhàn)后，此批安特生文物的中國一半不幸遺失。歷史背景是由于當時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動蕩時期，國內(nèi)軍閥割據(jù)，社會動蕩使得這批珍貴文物流失海外。

《瑞典人安特生與中國仰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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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的遠東相冊（約1914年至1938年）.By Johan Gunnar Anders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