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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的“覺醒時代” 說到1915年是國人的覺醒時代，其實也是勞倫斯思想的覺醒時代。一次世界大戰(zhàn)讓世界覺醒。勞倫斯因此覺悟大開，不僅跟羅素聯手要改良英國社會，還真正成了獨特的文學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為節(jié)約紙張大戰(zhàn)期間出版社半年內不再出版新書，將年輕作家的書都做退稿處理。而出版社正對《虹》不滿，就借機“名正言順”退了他的小說。勞倫斯無法得到預期的版稅，立時陷入貧困境地，靠朋友捐助維持生活。對這次物質主義加帝國主義的戰(zhàn)爭，勞倫斯和許多文學藝術家一樣持反對態(tài)度。但他此時卻因身無分文及意大利可能卷入戰(zhàn)爭而無法離開英國回意大利，只能困居英倫。戰(zhàn)爭及由于戰(zhàn)爭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和個人際遇，令他正在寫作的《哈代論》“一怒之下”脫離了哈代研究主題，寫成了一部大隨筆，成了一部他自稱的“我心靈的告白”甚至是“我心靈的故事”，幾乎“除了哈代”，無所不論：哲學，社會，政治，宗教，藝術等，洋洋灑灑地展開去，一發(fā)而不可收，可說是一部“文不對題”的奇書。這樣的文藝隨筆為他以后犀利恣肆、談天說地的隨筆風格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還有，它為勞倫斯寫作其史詩般的小說《虹》找到了哲學根據，他的創(chuàng)作肯定與《哈代論》有強烈的“互文”互動，其重要性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 在這部長篇文藝隨筆里，勞倫斯有兩大發(fā)現或曰心得。其一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作家的觀念與創(chuàng)作之間的矛盾問題：一部小說必須有一個形而上的哲學框架，沒有哲學理念的作品不成其為大作品；但如何讓這個理念的框架服務于和服從于連作家本人都難以理喻的無意識藝術目的而不是相反，最終決定了作品的成功與否。在他看來，哈代和托爾斯泰的小說每當理念大于小說時，都失敗了。勞倫斯的這個理論與后來大家熟知的馬列主義文藝觀里“作家世界觀與創(chuàng)作之間的矛盾”及弗洛伊德主義里意識與無意識的沖突理論是不謀而合的。其二是藝術家自身的“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沖突問題：勞倫斯認為每個作家在寫作時都經歷著內里兩性的沖突，其“男性”代表著理性、意識，決定著作品的形而上的理念形成，而其“女性”則代表著無意識的生命沖動，決定著作品的藝術流向。只有這種兩性的沖突和互動才能催生出優(yōu)秀的藝術作品，只有當這兩性的沖突和斗爭達到某種和諧狀態(tài)時，作品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品。勞倫斯的這個理念與后現代理論對于“性別學”（gender study）的癡迷關注是一致的?？紤]到勞倫斯在1914年就對此有了如此的真知灼見，即使這本書拖延到身后的1936年才發(fā)表，在時間上都可以說勞倫斯在這一點上是開了“后學”之先河的。 但這畢竟是以哈代研究為目的而開始的著作，書中還是有相當篇幅專論哈代的小說創(chuàng)作及理念，顯示出勞倫斯是哈代最好的知音和繼承者。這些洞見如此鞭辟入里，以至于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頗有見地地指出，勞倫斯甚至在自己的哈代研究中按照自己的體會挖掘出了更深層次的哈代性，看似是哈代在“模仿”勞倫斯。還有論斷說，如果哈代晚生一代，很有可能就是另一個勞倫斯。[3]這本書中涉及哈代創(chuàng)作的一些章節(jié)具有很高的文學欣賞價值，完全可以是優(yōu)美的書評和散文，其中論及哈代與自然的關系的段落富有強烈的詩歌節(jié)奏，應該說是最美的書評了。 與此同時勞倫斯積極地投入當時的反戰(zhàn)活動，倡導社會革命，在結識羅素后兩人有一段成了莫逆之交，甚至準備共同在倫敦開辦講座。在這段時間里勞倫斯寫下了一系列的社會隨筆，其中以《皇冠》為代表作。但很快他和羅素就從意氣相投到互不相容，關系破裂，共同的講座流產，不僅分道揚鑣，日后還成了敵人，特別是羅素對勞倫斯恨之入骨。日后勞倫斯還斷斷續(xù)續(xù)寫過諸如此類的隨筆。這些隨筆因其強烈的政治性和哲學性而難以納入其文藝性散文隨筆加以考量，實質上是與其文學創(chuàng)作密切相關的隨想錄或通俗的journalism，如這個時期創(chuàng)作的長篇巨制《戀愛中的女人》里主要人物伯金的一些言論干脆就直接來自《皇冠》中的文章，這至少說明伯金的思想體系的來源，雖然不能說明這些隨筆對小說寫作有決定性影響。現在這些隨筆一般是被納入勞倫斯的社會思想范疇內加以研究的。一個青年作家的社會政論，處處閃爍靈光，珠璣四濺，難能可貴，并非每個大作家都能有如此之高的哲理寫作起點和理性思維的高度。但作為思想的整體來看，應該說是不成體系的，對它的欣賞還是重在其璀璨的思想火花和行云流水的文筆，還是其文學價值。因此有些篇章如《鳥語啁啾》和《愛》作為文學散文經常收入勞倫斯的散文集中,這也是種瓜得豆，出人意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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