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關于打天下和王朝合法性的故事。    

有那么幾年的時間，筆者出差很多。

每當早起乘著夜色打車去機場時，腦海里都會浮現(xiàn)出一首詩——

獵獵南風拂驛亭，

五更牽纜上空泠。

慣行不解愁風水，

瀑布灘雷只臥聽。

詩的作者叫王闿運，是齊白石、楊度等一干名人的老師。

他一生的理想是當一名“帝師”。

年輕時的王闿運曾費勁心機勸曾國藩養(yǎng)寇自用。

按照他為曾文正公的規(guī)劃，湘軍應將天下大局逐漸導向三足鼎立之勢，然后徐圖進取，江山易幟。

面對躍躍欲試的幕僚，曾國藩也像那位老人一樣念了兩句詩——“倚天照?；o數(shù)，流水高山心自知”。

自知抱負難以施展，王闿運郁郁而去，晚年以教書育人為生。

同治六年（1867），錯過自立“十字路口”的曾國藩在平定捻軍后回到金陵繼續(xù)干他的兩江總督。

這是曾國藩自起兵以來一段難得的清閑時光。

晚上，不甘寂寞的曾國藩經(jīng)常請自己的親信幕僚一起聊天。

和蔣介石一樣，曾國藩也有愛記日記的習慣。

從曾的日記中后人發(fā)現(xiàn)，這段時間給他思想上帶來最大震撼的，是與幕僚趙烈文的聊天。

有段時間，他幾乎每天都記下“至惠甫處一坐”“與惠甫久談”之類的文字。

兩人最重要一次談話發(fā)生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

在這次談話中，趙烈文質疑了清王朝的合法性，同時做了一個驚人的預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一百多年后的我們，自然是以一種亂世風雨飄搖的視角來看待晚清這段歷史。

但身處其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處在“晚”清。

更何況自1864年平定太平天國后，清王朝聲勢大振，洋務運動如火如荼。

在電視劇《走向共和》中，慈禧太后訓斥皇帝大臣擺功勞的時候常說：

“孤兒寡母，平長毛，剿捻子，辛辛苦苦，開創(chuàng)了同光中興”。

只不過在趙烈文眼中，這是一個“回光返照”的中興盛世。

曾國藩與趙烈文的對話大致是這樣的——

曾：“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zhí)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天下治安，一統(tǒng)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p>

曾：“然則當南遷乎？”

趙：“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

曾：“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趙：“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chuàng)業(yè)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p>

曾：“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君輩得毋以為戲論?！?/p>

這段對話網(wǎng)上流傳的很廣，此處我們也不去考究它的真?zhèn)巍?/p>

僅就事論事，來分析一下。

王朝末年最顯著的特征是什么呢？

窮。

財政窮，民也窮。

所以，當曾國藩作為上層統(tǒng)治階級官員看到京城“明火執(zhí)仗”、“乞丐成群”的時候，他是憂心忡忡的。

這種情況不是朝廷分幾兩銀子能解決的，而是整個國家的經(jīng)濟系統(tǒng)出現(xiàn)了不可修復的問題。

借著曾國藩的話，趙烈文開門見山——

主威素重，風氣未開；抽心一爛，土崩瓦解。

這不就是辛亥革命嘛。

一旦風氣逐漸開化、疆臣勢力上升，清王朝只需要輕輕一點，立刻就土崩瓦解了。

曾國藩顯然不完全同意趙烈文的觀點。

他認為清朝有可能“南遷”，維持“半壁江山”的局面。

當然，曾國藩這里的“南遷”不一定就是向晉、宋一樣到長江以南建立政權，也或許是指北元之類的。

清朝本來就是從關外入主中原的，沈陽作為盛京（陪都）長期駐有重兵，大不了再退出關便是。

面對曾國藩的質疑，趙烈文回答的十分堅定——

“國初創(chuàng)業(yè)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p>

這句話十分關鍵，因為趙在這里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

盡管后來清朝的各位皇帝職業(yè)態(tài)度都比較好，幾乎沒有傳統(tǒng)意義上的“昏君”，但“善惡不相掩”。 

在帝制社會里，王朝興衰和江山社稷的話題既敏感又重大。

不要說同事朋友之間，就是親人甚至夫妻子女之間，也是很少談及的。

尤其是像曾國藩這種身份的人，顯然更不適宜談論這種話題。

不過，從曾自己記錄的日記來看，他和趙烈文不僅反復傾心交談，而且開誠布公。

可見曾與這些幕僚的關系的確非同一般，難怪王闿運連“自立”的事情都敢直接對他講。

行文至此，相信很多朋友都會有一個疑問。

為什么趙烈文質疑了清朝得天下的合法性呢？

解答這個問題，需要把時間拉回到1644年了。

自古以來，華北跟東北靠一條長200公里的遼西走廊聯(lián)通著。

這既是1644年清軍入關的路線，也是1948年東北野戰(zhàn)軍入關的路線。

經(jīng)過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兩代帝王不懈的努力，松錦大戰(zhàn)后，清朝已經(jīng)把這條防線蠶食掉了一半。

明朝在關外的重鎮(zhèn)只剩一座寧遠。

寧遠，也就是當年袁崇煥大破努爾哈赤的地方，在1644這一年由大明關外唯一的總鎮(zhèn)總兵吳三桂鎮(zhèn)守。

吳三桂和多爾袞同歲，是明末遼東的一員勇將。

皇太極一朝，寫給吳三桂的招降信得有幾籮筐；偶爾吳三桂回復一兩封，能把皇太極高興好幾天。

與中國歷史上其他幾次王朝更替不同，明末清初的局面不是“新舊王朝單挑”，而是“三國演義”。

在明朝的大戰(zhàn)略里，對關外的清朝主要靠“死守關寧錦防線”，而主要的精力其實是用在關內剿滅農民軍上。

其實這種中原王朝內亂、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虎視眈眈的場景，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發(fā)生過很多次。

比如秦末漢初的匈奴，宋初的遼國。

故事一般的邏輯走向，往往是新興王朝在統(tǒng)一關內休養(yǎng)生息后，揮師北上討伐少數(shù)民族政權。

有成功的，像漢朝；也有失敗的，像宋朝。

可惜的是，在明末的亂世中，中原大地上的幾支力量全都不堪大用。

什么漢高祖、明太祖，蕭何、韓信、劉基、徐達，通通都沒有。

蓋一個平房和蓋摩天大樓，都是蓋房子，但摩天大樓絕不是把一個平房復制100遍。

同樣，當一個流寇搶地盤糊口，與建立王朝平定天下，也需要完全不一樣的設計。

作為當時最出色的“流寇”，李自成最大的優(yōu)點是運氣好。

粗略估計，他大概死里逃生了幾十次。

李自成的“打法”完全不像是步步為營、要改朝換代的樣子，而是一哄而起，類似洪秀全的風格。

自始至終，李自成就是一個帶頭大哥的形象；準確一點說，他是大哥被剿滅后的“替補大哥”。

率部進京后，李甚至約束不住部下。

山海關大戰(zhàn)前李自成原本是要派二當家劉宗敏去剿滅吳三桂的，劉宗敏當眾叫板李自成：憑什么你在北京城吃香喝辣，老子去拼命。

這樣李自成才不情愿的“御駕親征”山海關。 

李自成攻克北京是一個極其偶然的結果。

1644年的正月，多爾袞以清帝的名義致書李自成，提出協(xié)謀同力并取中原的策略。

在多爾袞的評估中，大明仍然實力強勁，是“主要矛盾”，要聯(lián)合李自成這個“次要矛盾”來協(xié)謀同力。

不過李自成并沒有理會多爾袞的信。

當時拿下西安的李自成看著明軍在山西一帶云集重兵，甚為憂慮，于是出兵北伐大同等地。

返回西安途中，李自成兵臨北京，想跟崇禎要點軍餉。

李自成的條件是一百萬兩，希望能被明朝皇帝列土封王，還愿意主動去幫崇禎對付滿清，為國戍邊。

就是這樣極度優(yōu)惠的條件，崇禎“斷然拒絕”。

正在李自成進退兩難之際，農民軍象征性的攻了一下城，京城叛徒開門，北京淪陷。

就這樣，李自成的農民軍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開始了北京的花花世界之旅。

他們絲毫沒有管理一個帝國的經(jīng)驗，甚至沒有管理一個城市的經(jīng)驗。

在當時這樣一個時間點，全國范圍內仍有大量地區(qū)是明朝統(tǒng)治；尤其是江南一帶，幾乎完好無損。

然而封建王朝的脆弱就在于趙烈文說的“抽芯一爛”。

一旦京城遭遇了“斬首行動”，全國各處的明軍便群龍無首。

天下大亂。

1644年的四月初九，多爾袞統(tǒng)率滿、蒙、漢八旗軍十余萬人，離盛京沈陽西進。

這基本是清朝的全部家底。

放在歷朝歷代，想要改朝換代、一統(tǒng)華夏，這點兵力都是遠遠不夠用的。

需要說明的是，多爾袞出兵的時候只知道中原有點亂，想和李自成夾擊明朝，并不知道北京陷落的消息。

所以按照最初的規(guī)劃，多爾袞大軍還是要繞道長城喜峰口一帶的，因為他沒有心思和信心去強攻寧遠和山海關。

無奈大清的運氣實在太好。

四月十一日，多爾袞大軍至遼河，在這里他接到探報——李自成已于三月十九日攻取京師。

大明朝就這樣稀里糊涂亡了。

多爾袞很尷尬，他原本是要聯(lián)合李自成攻打明朝的。

此時洪承疇、范文同等謀士建議多爾袞，一定要立刻給予李自成軍事壓力。

一旦李自成收編完各路明軍，以關內之力，大清不是對手。

那么問題來了，如何“立刻給予李自成軍事壓力呢”？

正當多爾袞猶豫如何進兵的時候，吳三桂的求援信到了。

作為大明朝地位最顯赫的總兵，崇禎的死讓吳三桂和他麾下的關寧軍瞬間失去了效忠對象。

他們只能從李自成和多爾袞這兩伙討厭的人中選一個投靠。

之所以吳三桂部極為關鍵，除了因為他們戰(zhàn)力強悍，更是因為手握山海關這把鑰匙。

誰得到山海關，萬里長城就是誰家的。

進可攻、退可守。

關于吳三桂為何降而復叛李自成，原因歷來眾說紛紜。

在大順軍直逼京畿時，吳三桂奉命率兵入衛(wèi)京師。

他在路上得知京師已破、崇禎自縊，于是折返山海關。

打下北京的李自成令明降將唐通領兵八千赴山海關招降，吳三桂答應歸順，將山海關交予唐通，自己率軍離關進京。

明朝精銳騎兵形象

古代的通信是極其不發(fā)達的。

多爾袞要是知道現(xiàn)在山海關上是唐總兵，還不高興的趕緊過來祝賀。

吳三桂行至永平西沙河驛，遇到從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父吳襄在京遭農民軍拷掠，愛妾陳圓圓被奪占的消息。

于是他頓改初衷，打著為崇禎帝復仇旗號，拒降李自成。

回師的吳三桂一舉攻克山海關，擊敗唐通部。

李自成聞訊，立即召集他的兄弟們商議。

昔日的泥腿子們此時一個個頂著丞相、大學士、上將軍的唬人頭銜，但腦子里還是停留著土匪的思維。

一番討論后，李自成帶上六萬大順軍精銳（主要是明末西北邊軍），外加幾萬明朝降兵，和劉宗敏一起上路了。

李自成此行并沒有想著要拼命，他還帶上了明朝太子朱慈烺和吳三桂的老爹吳襄，做著招降吳三桂的大夢。

不僅如此，李自成還給留守北京的大順丞相牛金星安排了幾萬人馬。

整個山海關大戰(zhàn)期間，李自成倚重的丞相牛金星一直在北京研究大順官制，沒有派一兵一卒支援。

滿州精銳騎兵形象

得知李自成大軍來伐，吳三桂以大明遼東總兵的身份遣使致書多爾袞求援。

由于這段時間事情變化的太快，吳三桂一時沒反應過來大明已經(jīng)亡了。

清軍在翁后（在今遼寧阜新境）遇到吳三桂使者。

綜合之前北京城陷落的情報，多爾袞立即意識到，爭奪天下的關鍵時刻來了。

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大獎”，歷朝歷代都不曾有過的。

相比于李自成慢慢悠悠從北京到山海關走了八天，多爾袞扔掉步兵和輜重，親率八旗精銳騎兵改道寧遠一線，日夜兼程，疾趨山海關。

清兵自四月初九出發(fā)，四月二十日抵連山，共行軍十三日。

最后一天，多爾袞更是一口氣疾行軍二百余里，全軍疲憊至極。

可以說，多爾袞對吳三桂的求救信給予了相當大的信任。

要是此刻吳三桂此刻以逸待勞襲擊清軍，后果不堪設想。

山海關大戰(zhàn)期間吳三桂多次請求多爾袞出兵，而后者一再拖延，也有休整部隊、等待后續(xù)援軍的考慮。

并非完全是坐山觀虎斗。

山海關大戰(zhàn)古戰(zhàn)場

四月二十二日清晨，清軍進至離山海關城僅二里，當時李自成部已發(fā)動大規(guī)模攻城。

吳三桂見情勢危急，率輕騎飛奔至城東威遠堡清軍營壘，跪降多爾袞。

多爾袞當即“賜坐賜茶，面諭關門為第一功”。

在吳三桂按滿洲習俗剃頭后，多爾袞許諾將皇太極女建寧公主嫁給吳子吳應熊。

當天，多爾袞偕親兄弟和碩英郡王阿濟格、多羅郡王多鐸率八旗精兵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進入關內。

此時李自成已發(fā)現(xiàn)清軍的到來。

由于真正的大戰(zhàn)尚未開始，他完全有時間退回北京，或者堅守營寨不出，再調北京援軍。

或許是因為幾十年造反路上運氣一直太好，亦或許是被之前秒克京城沖昏了頭腦，李自成錯誤的判斷這是清軍小股部隊。

于是他希望在第二天來一場大戰(zhàn)，徹底解決吳三桂。

吳三桂也是這么想的。

1644年四月二十三日這天，決定各方命運的決戰(zhàn)終于到來了。

有了清軍壯膽的吳三桂，索性將關寧軍主力拉出城外，直接與闖軍對峙。

關寧軍與李自成部自從清晨激戰(zhàn)到下午，突然大風驟起，揚塵蔽天。

多爾袞見勢，令阿濟格、多鐸各率兩萬精騎，乘風勢直沖大順軍。

大順軍陣營頓時潰散，陷入清軍和關寧軍的合力絞殺。

回京的路上，李自成殺了吳襄泄憤，后倉惶稱帝逃亡。

僅僅一年之后，他便在南方被老農打死，結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山海關大戰(zhàn)后，吳三桂先是率軍從山海關打到北京，后又從北京一直打到緬甸，官拜平西王。

關于他的故事，還遠未結束。

大清就在這樣一連串的偶然中，以極其微小的代價成功進入北京，走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央。

由于并非是一次“新舊王朝單挑后的顛覆”，所以清王朝統(tǒng)治者對于如何處理大明的遺產，感到非常棘手。

有清一朝發(fā)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比如：順治去哭崇禎的墳，康熙三跪九叩明孝陵，乾隆給袁崇煥平反等等。

與上一個入主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王朝元相比，清朝基本沿襲了明制，漢化程度大大加深。

不過相對漢王朝，大清的統(tǒng)治者們文化自信稍顯欠缺。

他們朝五晚九兢兢業(yè)業(yè)的上朝批奏折。

沒有煉丹的，沒有做家具的，更沒有自封大將軍出去打仗玩的。

如履薄冰，中規(guī)中矩。

所以曾國藩才會認為“本朝君德正”。

但是對于王朝如何建立、如何得天下這一關鍵歷史問題，大清始終不能像前任大明一樣論述的理直氣壯。

因此大清不能像其他王朝開國時那樣搞類似“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的隆重軍功大典。

原因也簡單，因為“開國第一功”是吳三桂這種人，一大半江山是“貳臣們”打下的。

比起平西王的功勞，什么索尼、鰲拜，都得靠邊站。

乾隆年間編寫清朝官方史書時，對于開國這段歷史，清廷很為難。

斟酌再三后，清朝的宣傳部門專門整了一本《貳臣傳》，作為“附件”。

像為滿清入關立下大功的洪承疇等前明降將，都成了“貳臣”。

這無疑是變相承認了“得國不正”。

1905年孫中山在同盟會起事的時候，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作為綱領。

說來也是諷刺。

這個口號是五百多年前吳王朱元璋在應天府出兵北伐檄文中的一句，相傳由大文豪宋濂起草。

歷史來來回回，朱元璋的口號就這樣又被孫中山用了一遍。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

和《少年聽雨歌樓上》中的金王朝一樣，大清的這種道德困境，從吳三桂打開關門的那一刻，已經(jīng)注定。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