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的春節(jié)，如此寓意祥和之際，耄耋之齡的乾隆將皇位傳于幾近不惑的十五子永琰（嘉慶），然而之后三年內(nèi)這位太上皇的神操作，卻讓嗣皇帝苦笑不得，只能將忍功發(fā)揮到極致。

有人說，嘉慶會不會對自己的這位太上皇父親有抵觸，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思考。其一，在乾隆禪位到去世之前，嘉慶明面上是個十足的乖孩子，父親說啥就是啥，即使當時已是萬人之上的九五之尊；其二，在乾隆去世之后還未正式辦喪儀之前，嘉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辦了幾件大事，完美體現(xiàn)其內(nèi)心的真實想法。

嘉慶帝畫像

立永琰并非最佳選擇，實在是沒有再合適的人選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58歲的雍正帝駕崩，按照他首創(chuàng)的“密建皇儲”之法，四子寶親王弘歷于九月初三正式在太和殿登基繼位，是為乾隆帝。

一向以孝道著稱的乾隆，很好地將父親的“密建皇儲”發(fā)揚光大。早在1736年（乾隆元年）便內(nèi)定嫡長子（皇次子）永璉為接班人，并不單單是因為自己的寵愛，同時也是源于父親雍正對這位嫡孫的鐘愛有加（親自以“承繼宗器”之意賜名“永璉”），但可惜的是，這位被眾人矚目的皇太子在1738年（乾隆三年）十月十二便因病而亡，年僅9歲。

接著，乾隆又欲立嫡次子（皇七子）永璉為太子，無奈此子又于1748年（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早殤。兩位嫡子的接連早夭，讓崇尚漢家“立嫡”之風的乾隆不禁甚為苦惱，又兼之同年受不了兩位愛子相繼而亡于三月十一郁郁而終的富察皇后，立儲一事便再度被擱置。

乾隆帝劇照

但隨著乾隆年歲的增長，他漸漸明白立儲一事始終是要解決的，故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算在其余諸子中找一位，經(jīng)歷幾年的考察，覺得皇五子永琪“頗類于己”，故在1765（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特封永琪為榮親王，這是乾隆諸子當中生前受封親王最早的一位，足以看出其在乾隆心目當中的重要性。只可惜，天妒英才，永琪在受封親王次年的三月初八便因病去世，年僅26歲。

立嫡不成，立賢又不能，立儲再度陷入僵局。直到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八，經(jīng)歷不住朝臣的勸諫，最終在剩余諸子當中，選擇了時年14歲的皇十五子颙琰為接班人。而當時尚在世的其余諸皇子，老四（永珹）老六（永瑢）出繼，老八（永璇）雖年最長但整日舉止輕浮不牢靠，老十一（永瑆）才氣斐然但不善騎射，老十二（永璂）雖是繼后之子但由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的南巡事件受到母親的殃及成為儲君幾率大大降低，而老十七（永璘）當時才9歲，年齡太小。

綜合相比之下，也只能是十五子永琰在其中尚屬優(yōu)等，此時的“尚屬”，完全是因為嘉慶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相對永璉永琮，他比不過身份地位，而相對永琪，他又比不過文武雙全樣樣精通，足以見得63歲的乾隆當時心目當中是多么得糾結(jié)與無奈，但沒有辦法，自己即將古稀，尚不知多久百年，而立儲一事一拖再拖已然違背祖宗家法，故只能擇定永琰為儲君。

雖萬人之上，但只要為父在，你永遠是“一人之下”

雖然儲君已定，但這只是針對乾隆本人而已，直到1795年（乾隆六十年）的九月初三這一天，方對外公開繼承人是皇十五子永琰。而為什么選擇這一天，就要說到乾隆的一個優(yōu)點，當然這是對外表現(xiàn)出來的，那就是——重孝道。

因為自己祖父康熙帝踐祚61年（1661—1722），故作為他的孫子，乾隆明言斷斷不能超過皇祖的在位年限，所以選擇當時自己繼位的同一日（1735年的九月初三，整整六十年），宣布皇十五子為皇太子的消息出來，既表明了孝道，也體現(xiàn)了仁君的賢德。

乾隆帝畫像

然而，這種“禪讓”跟堯舜禹的禪讓完全不是一碼事。后者是完全退休，大權(quán)全部歸繼任者管，而前者，在規(guī)定了1796年為嘉慶元年的同時，也開始算起了自己內(nèi)心當中的小九九，無法想象這是一位85歲的耄耋老者能想出來的轍。

1796年（嘉慶元年）正月初一，太和殿進行了清代唯一一次受禪傳位大典，86歲的乾隆親自將象征至尊權(quán)威的“皇帝之寶”交到了時年37歲的永琰手中，標志著嘉慶帝的正式即位，乾隆帝“退居二線”成為太上皇，對外的“嘉慶時代”正式開始。

朕仰承昊眷康強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歸政后，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將來知所秉承，不致錯失。

而為何說是對外，這就要說起乾隆的第一個小九九——讓位不讓權(quán)。既然已經(jīng)傳位，那么之前的所有權(quán)力都應(yīng)該歸于新的繼任者，畢竟當時的嘉慶帝已過而立之年，有自己的思維和決斷，完全不需要有乾隆隨時指導。但乾隆自己不這么想，不論從其內(nèi)心還是對外公開的諭旨，都以“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為由，表明自己“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而關(guān)于對嘉慶帝的安排，說得也很明確，“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將來知所秉承，不致錯失”。

滿滿對兒子的“關(guān)愛”和“不放心”，但實際上還是因為他想繼續(xù)掌管國政，心里放不下那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而且在《嘉慶上諭檔》此等記錄嘉慶日常奏批的關(guān)鍵文檔上，竟然還是用著“乾隆”的年號，只因老人家的一句“宮內(nèi)時憲仍用舊法”。再有，1798年（嘉慶三年）四月十五這一天，已經(jīng)88歲的太上皇竟然可以晉封自己的兩位妃子位分，還是以本朝位分而封（穎妃巴林氏晉為穎貴妃，嬪陳氏晉為妃位）。如此換湯不換藥絲毫不顧及嗣皇帝顏面的做法，試想嘉慶帝心里怎么開心得下去。但沒辦法，自己的這個皇位本來就來之不易，還是表現(xiàn)得恭順孝德一些，哄父親開心最好。

嘉慶年間乾隆晉封自己后宮妃嬪位分記錄

所以，在當時，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這樣的場景，八十多歲的乾隆繼續(xù)待在養(yǎng)心殿訓政，而三十多歲的嘉慶每天要準時從皇子的居所（此處是重點）小跑過來聆聽父親教誨。如此讓位不讓權(quán)，即使禪了位改了元，也和乾隆自己當皇帝沒二樣。這正是“雖萬人之上，但只要為父在，你永遠是‘一人之下’”。

來自父親全方位的關(guān)愛，細致入微

如果僅僅是如此，還不足以體現(xiàn)乾隆的不放心程度，就連一向是皇帝自己決定的萬年吉地一事，熱心的乾隆也要好好關(guān)心關(guān)心。

按制，在新帝繼位之初，便應(yīng)開始考慮自身萬年吉地（陵寢）的相關(guān)事宜，而選址尤是重中之重。嘉慶之前的雍正與乾隆都是如此（雍正自1727年【雍正五年】開始選址，乾隆自1738年【乾隆三年】開始選址），兩人都是自己親力親為而定，但嘉慶的吉地卻是父親乾隆“代為指定”，成為有清一代唯一一次“父為子定陵”的孤例。

乾隆裕陵俯瞰

可能有人會有疑問，那是因為乾隆是清朝唯一的太上皇，所以自然他在嘉慶年間所做的決定也會成為孤例。但各位朋友細想，嘉慶本人也老大不小了，有自己的思維，他理應(yīng)有能力也有權(quán)力決定自己未來葬在哪兒，但乾隆并未給他這樣的機會。

我子孫亦思近依祖父，俱選吉京西，則與東路孝陵、景陵日遠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愛慕。嗣皇帝萬年吉地自應(yīng)在西陵界內(nèi)卜擇。著各衙門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謹選建。

嘉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二（1797）這一天，87歲的乾隆帝，以太上皇名義發(fā)布了一道諭旨，直接敲定嗣皇帝嘉慶的吉地選址“自應(yīng)在西陵界內(nèi)卜擇”，說是“自應(yīng)”，實際上就是必須。而關(guān)于東西陵選址一事，乾隆在此道諭旨中也講明了緣由，本來在順治帝“遙擲佩韘”選定昌瑞山且言明“未來子孫宜相近而居”之后，之后的皇帝吉地都應(yīng)選在昌瑞山（東陵）附近。然而僅僅過去兩代，到雍正帝時，因自身嚴苛的標準，最終竟選在了易縣的永寧山。

如此一來，乾隆之前，清代入關(guān)之后的皇帝陵寢便被分在了兩個地方，一東一西。而關(guān)鍵的是，順治帝當時言明所選之地后世亦應(yīng)附近跟隨，但雍正帝另辟蹊徑選的永寧山，卻并無此規(guī)定，這給乾隆本人帶來了很大的難題。首先，作為孝子，自己應(yīng)該“子隨父”葬西陵，但如若開始這樣的傳統(tǒng)，那么后世皆葬入西陵，這顯然導致自己對東陵的祖父和曾祖“不足以展孝思而申愛慕”；而如若建在東陵，又使西陵凋敝，“亦非似續(xù)相繼之義”。故權(quán)衡之下，乾隆敲定了以昭穆來定次序的方式，從自己到東陵開始，后世皇帝宜“承承繼繼，各依昭穆次序，迭分東西”，如此嘉慶自然就去了西陵。

《嘉慶道光朝上諭檔》中關(guān)于太上皇乾隆為嗣皇帝嘉慶卜擇陵址的記錄（重點還以乾隆年號紀元）

這也難為了乾隆帝，畢竟父親當年另辟蹊徑也并未言明后世需遵照此行。不過想法是美好的，現(xiàn)實確實出乎意料的，就在其大美藍圖之下，才延續(xù)了兩代，到孫子輩的旻寧（道光帝）就打破了昭穆次序，當然這是后話。總之，為嗣皇帝嘉慶定位西陵之舉，雖然主要出于孝道的綜合考慮，但其掌控全場的欲望同樣不可忽視。

忍得到位，一擊必中，除和珅只是一個完美的宣泄口而已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乾隆成為太上皇之后，對嘉慶的“關(guān)愛”簡直比之前翻倍不是一點點。就差問這位皇兒“今天該吃啥，明天該穿啥”了，這個放在今天讓我們感到感動莫名的話，在當時那樣的特殊場景下，卻令表面恭順的嘉慶內(nèi)心并不舒服，畢竟自己已經(jīng)身為一國之君，還是個長君，做啥事都有人束手束腳，自然別扭不已。

但嘉慶的優(yōu)點就在于，內(nèi)心多么起波瀾，都不會表現(xiàn)在臉上，尤其在自己父親還在世之時?？梢哉f，他將忍功發(fā)揮到了極致。1799年（嘉慶四年）正月初三，乾隆以89歲高齡崩于養(yǎng)心殿，已經(jīng)年達不惑之齡的嘉慶終于等到了自己親政的一天。

然而，就在正月初三到初七這五天，嘉慶下了十多道關(guān)于為父親上廟號和謚號還有喪儀一概需要注意的事項之外，還做了一件事情的準備工作，那便是—除和珅。眾所周知，鈕祜祿.和珅是乾隆朝尤其是中后期權(quán)勢最為滔天的大臣，沒有之一。其不僅身兼大學士首揆、多部尚書等多項關(guān)鍵性職務(wù)，還在乾隆訓政期間當起了“二皇帝”，在嘉慶上朝時，和珅可以被特許站在乾、嘉二人的中間，達到傳達太上皇旨意給嗣皇帝和群臣的目的，而美其名曰“只有我能聽懂乾隆老爺子的話明白老爺子的心思”。

和珅畫像

面對這樣的話，嘉慶自然是不信的，而且和珅在乾隆朝的諸多劣跡可謂人盡皆知。當然，所謂“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嘉慶表面在父親去世的同一天就下旨令和珅總理喪儀事務(wù)，但實際上只是為了麻痹其神經(jīng)，讓他覺得“太上皇在與否我都會被重用”。任用的同時，已命人暗地搜集關(guān)于其的罪證以便一擊而中。

嘉慶四年正月初九日，奉上諭，和珅獲罪重大，已革職孥交刑部矣。昨查抄京中住屋多有逾制，因思薊州墳塋已恐有規(guī)模僭越及侵占民田之事。著吳熊光轉(zhuǎn)令清河道瞻柱馳赴該處詳晰履勘。將和珅所建墳塋規(guī)制繪圖呈覽并將有無侵占民田寄頓貲財之處逐一詳查。

果不其然，正月初九這一天，嘉慶頒布上諭，稱最近幾日命直隸布政使吳熊光暗查之事已有了眉目，和珅在京的房屋果然多有逾制，因恐其薊州的祖墳亦皆如此，故聯(lián)合順天府尹徹查此事。雖然只是公布了房屋和墳塋逾制的問題，但反饋出來的訊息就是——要動和珅了。果不其然，僅僅過去兩天，嘉慶便又頒諭旨，直接將近幾日的成果公之于眾，列舉了和珅足足二十大罪狀，足以見得前期的準備工作是相當?shù)某浞帧?/p>

嘉慶帝還為正式為父辦喪儀便開始動權(quán)臣和珅的記錄

自此，年近半百的和珅已經(jīng)意識到事態(tài)的嚴重性，但已然太遲了，人總要為自己做的錯事買單，而他的單最后只能用命來買，只不過因為固倫和孝的關(guān)系，斬首改為三尺白綾，家人也幸免于難，一代權(quán)臣就此殞命。

表面看似是嘉慶帝為民除了一害，但實際上是他將和珅當做了長期受父親壓迫之后發(fā)泄的突破口。

史海君說：

很多人對此不理解。試想，如果不是乾隆一直以來的默許，試問借和珅十個膽，他也不會一步步將欲望無限制地擴大。而乾隆一生多么地英明決斷，他自然知道和珅所做的每一件事，之所以不管，一方面來源于中晚年的無為而治，另一方面也因為和珅確實讓他感到很舒服，不僅是拍馬屁方面，南巡途中和珅的另辟蹊徑，使得乾隆再怎么游玩，都不會讓自己的國庫丟失一分錢，試問這樣的高明手段下，乾隆又如何對和珅不寵信。

就這樣，面對和珅權(quán)欲不斷擴張，侵吞手段從暗地變?yōu)槊髅?，乾隆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尚為皇子的永琰早已看出這一點，但當時的他勢單力薄，只能忍。1796年內(nèi)禪的讓位不讓權(quán)，使得嘉慶還是沒有足以與之抗衡的權(quán)力。直到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的離世，讓嘉慶帝終于可以放開手腳一搏。這一搏，看似是為了替朝廷除一大患，但實際上，卻是嘉慶長久以來因忍耐積壓而最終噴薄而出的宣泄。因為在他眼中，如果沒有父親的默許，和珅就不會發(fā)展到現(xiàn)在一發(fā)不可收拾的地步。亦或者，倘若父親愿意禪位的那一天就放權(quán)，自己也不會當了整整三年的木偶，很多事情都會有變好的一面。然而，歷史沒有如果。

嘉慶帝劇照

當然這些都只是他內(nèi)心深處的想法，不論選擇吉地也好，恭聽圣訓也罷，嘉慶表面上都會以極度恭敬的姿態(tài)表明“太平峪吉地系皇考親賜”、“皇考圣訓言猶在耳譐譐縈繞”，這恰恰又反映了他的睿智之處。

參考資料：

《清皇室四譜》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昌瑞山萬年統(tǒng)志》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清仁宗睿皇帝實錄》

趙爾巽《清史稿.高宗本紀》、《清史稿.仁宗本紀》、《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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