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后期復習過程中，曾練過一道有關元代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文字題，其中部分材料如下:至(元)中葉以后，雜劇家悉為杭州人，……蓋雜劇之根本地，已移而至南方，豈非以南宋舊都，文化頗盛之故歟?！w自唐宋以來，士之競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廢之，彼其才力無所用，而一于詞曲發(fā)之。--王國維《宋元戲曲考》。

相應問題為:依據(jù)材料分析杭州成為元雜劇中心的原因。參考答案為:南宋故都;文化繁榮，人才匯聚;廢科舉，儒士移情于詞曲。

題目看似不難，答案從材料中幾乎都能看出，但從學生答題情況來看，絕大部分同學不是寫“廢科舉”，而是寫“沒有考中科舉”從而移情于戲曲。翻翻教材，教材上只是介紹了科舉在隋唐時期產(chǎn)生概況及其進步意義，此外，學生對科舉了解的就是發(fā)展到明清時的“八股取士”了，顯然，在學生頭腦里，從隋唐到明清，科舉制是一脈相承，不斷發(fā)展的。那么元朝實行科舉制度的情況到底如何呢?戲曲的繁榮與元代的科舉制度又有什么關系呢?

一.元朝科舉制度實行情況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shù)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統(tǒng)治全國的封建王朝。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國。1271 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 蒙古貴族是以弓馬取得天下的，他們重武輕文，在元朝建立后，蒙古人并不看重開科取仕，滅宋后一度不舉辦科舉，至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 年)才再次開辦。自仁宗至順帝時滅亡止，科舉時辦時廢，共舉辦過十六次，取士一千余人。但元科舉所選人材通常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在元政府中產(chǎn)生的影響也不大。

(一)元朝科舉制度實行概況

元朝科舉可以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以元仁宗即位為分界線，在這以前為科舉的停廢時期，在這以后為科舉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階段。

蒙古族是一個馬背上的民族。在經(jīng)過四處征戰(zhàn)，建立了一個地跨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后，元朝統(tǒng)治者對自身的軍事和武力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忽必烈一向嫌惡金朝儒生崇尚詩賦之作風，他認為“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 ，加之元初保證財力、增強軍力的現(xiàn)實需求，忽必烈對儒學逐

漸失去原有的熱忱和興趣;此外，蒙元貴族長期處于漠北，對漢族的文武之道非常生疏，他們有的以在征戰(zhàn)中戰(zhàn)功卓著而獲得高官厚祿，有的靠舉薦和特權(quán)做官，一些色目人則靠對朝廷效忠而擔任要職，這些人從維護既得利益和堅持民族歧視政策出發(fā)，對實行科舉不感興趣，有的甚至反對。這些可謂是元初最高統(tǒng)治者對實行科舉制度猶豫未決的主要原因所在。

元仁宗即位，為了整頓吏治，主張以儒治國，重新提出“求賢取士，何法為上”的問題。

皇慶二年(1313 年)末，元廷以行科舉詔頒天下，規(guī)定每三年開科考試一次。然而，進行七次科舉考試后，到元順帝至元元年(1335年)，朝廷里，以伯顏、車里帖木兒為代表的蒙元貴族和以許有壬、呂思誠等為代表的已進入元廷的漢族儒士就是否實行科舉一事開展了一場的激烈，這實際是就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如何實行權(quán)力再分配的問題所進行的斗爭，結(jié)果以后者的失敗而告終，于是，這一年，科舉制被廢止，此一廢就是七年。后來，到至元六年(1340 年)，翰林學士承旨庫庫等人提出:古昔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元順帝才采納他們意見，再度恢復了科舉制度，一直堅持到元末，只是科舉程式稍有變化。

元代的科舉實際上只設進士一科，元代前后共進行了十六次科舉考試，其中有十次是在元朝末代皇帝順帝時舉行的，且每次錄取的名額有限。在元代，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還不到元代文官總數(shù)的 3%;加上科舉考試時民族歧視嚴重，因而元代科舉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遠遠不如以前的唐、宋和以后的明清王朝。

(二)元朝科舉制度的特點

元代科舉制度基本上延續(xù)了唐宋舊制，又吸收了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遼、金實行科舉制度的某些經(jīng)驗教訓，它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漢化進程中主要為籠絡、利用漢族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而采取的一項重大政治舉措，它有著某些先天的不足，表現(xiàn)出了自己固有的一些特點。和實行科舉制度的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元代實行科舉制度的主要特點是:

1.民族歧視政策貫穿于整個科舉制度之

中。如:蒙古、色目人在全國人口中所占比重甚少，漢人、南人占了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但各地參加會試和廷試錄取進士的名額，蒙古人、色目人和漢人、南人各占一半。從考試內(nèi)容看，蒙古、色目人的試題比較簡單，而漢人、南人的試題就要艱深得多。在很長時間里，漢人、南人錄取為進士的，不能擔任尚書、御史和憲司官等要職。

2. 科舉取士不是選官的主要途徑。《元史·選舉志序》說:元之選舉，“仕進有多歧，銓衡無定制?！笨梢哉f，元代的“入仕途徑雜亂不堪，可謂空前絕后”。在科舉未實行前，官吏的選舉有怯薛任官、恩蔭、國子學出身以及一些臨時性的選拔科。在仁宗行科舉之后，卻出現(xiàn)了“由進士入官僅百之一，而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的怪情況。因此，科舉取士僅構(gòu)成元代后期下級官吏的組成部分，它不是元代選官入仕的主要途徑。

3. 把程朱理學規(guī)定為考試取士的標準。規(guī)定以先秦的儒家經(jīng)典為主要內(nèi)容，且又以宋代理學家朱熹、程頤、程顥等人對儒家經(jīng)典的注疏為依據(jù)，實際上就是以程朱理學作為考試出題的范圍。這種采用程朱集注的經(jīng)書作為科舉考試的教材，是元代科舉對后世科舉影響最大的一項變動。程朱學說被明確扶上了正統(tǒng)地位，成為科舉考試的權(quán)威學說，也成了蒙元政權(quán)禁錮人們思想，維護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強有力的工具，對后期封建社會的文化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二.元代科舉與元雜劇的興盛

元代是中國科舉史上最低落的一代，但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情況又促成了元代文學形成自身的一些特點甚至是優(yōu)點，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戲劇藝術(shù)-----元雜劇的興盛。

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體是知識分子，如果知識分子的普遍地位及趣味與大眾有相當差距，那么戲曲這種通俗化、大眾化的藝術(shù)就難以充分發(fā)展興盛。在元滅金宋的過程中，社會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動，儒生被俘掠賣為奴，同民眾一樣遭受殘酷的非人迫害。如前所述，蒙元貴族重武輕文，元朝統(tǒng)一中國后，蒙古貴族把人們分成十個等級:一官、二吏、三

僧、四道、五醫(y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人排在第九位，他們的社會地位比娼妓還低下，比乞丐好那么一點兒。元朝還曾一度廢除科舉制度，許多讀書人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轉(zhuǎn)業(yè)工商業(yè)又非所長，于是把自己的生活道路轉(zhuǎn)向下層社會，走上同民間藝人結(jié)合的道路。他們本身具有較高的創(chuàng)作技巧和文化修養(yǎng)，懂得戲曲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加之熟悉下層人民的生活，了解他們的痛苦，同情他們的遭遇，因此寫下了大量揭露現(xiàn)實黑暗政治的優(yōu)秀劇作，有力地推動

了元代雜劇的興盛和成熟。

此外，元代蒙古貴族的民族歧視政策，元朝科舉制的廢立無常也使一部分文人或自愿或被迫放棄“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道路，把時間、精力和思想情感轉(zhuǎn)而寄托在書畫藝術(shù)上，這又給元代文人畫的發(fā)展帶來了契機，同時又賦予其特有的時代特征。

綜上所述，元代科舉實行時間短,規(guī)模較小,也不是元代選官的主要途徑。但從元代開始，戲曲雜劇在元代得到了繁榮，程朱理學上升為官方哲學，文人畫也由此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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