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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但是回答起來相當復雜。 從普遍看法來分,詞牌就分成豪放派和婉約派。既然已知蘇東坡、辛棄疾是豪放詞的代表人物,那么剩下的所有名聲顯赫的詞人,全都是婉約詞的代表。 何為婉約?含蓄委婉即為婉約。 中國的古詩詞文化在文言文和融情于景的表達方式之下,可以說除了直抒胸臆的喊口號,其它的都是婉約之詞。 這是修辭文化進步的必然選擇。 打個比方,咱們年輕的時候不懂事,說話直來直去,這就是豪放派的作風,可到了一定的年紀,開始講究說話的藝術,于委婉、含蓄中不傷和氣地把話說出來,既表達了意思,又讓人覺得悅耳,豈不美哉? 人長到一定的年紀,就會自然領悟這個道理。 和人一樣,中國的詩歌文化到了曹植手上,并不是忽然覺得應該修辭了,而是文化自我成熟到了這個地步。同樣的,隨著盛唐過去,情景交融的寫作方法成熟,晚唐文人們開始鉆研如何更委婉地、構思精巧地、讓人費心思去猜地抒情,增加讀者的參與感,讓讀者獲得特殊的美感以及成就感,從而達到共情——這就是朦朧詩派的誕生。 說起來,李商隱算得上婉約派的祖宗。 同一時期,詞牌逐漸從曲子詞上升到文人創(chuàng)作。和李商隱不同,大多數文人開始將詩上升到一個正統(tǒng)的高度,而把宴樂、調情的功能交給地位相對低下的詞牌。 也就是說,詞牌從一開始,就是用來抒發(fā)文人小情調的作品,加上都是由歌女演唱,自帶了閨怨、相思、纏綿等屬性,所以詞牌這種文體格式,在幾乎所有文人的眼中就是用來表達閨閣之情,羈旅之思的。 詩剛強,詞柔弱。 這種理念從一開始就給詞牌打上了標簽,一直到李清照形成《詞論》,成為婉約派詞人的綱領。而蘇東坡,辛棄疾,以及宋朝南渡之后的大批愛國詞人的作品和思想轉變,相對生而婉約的詞牌來說,只不過是一種歧路而已。 蘇、辛之后,雖然詞牌的書寫主題不再受限,但是文人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下意識地會用詞牌來寫婉約內容。這是與生俱來的,很難改變的共同意識。 至少大部分人的看法和李清照一樣,蘇子學際天人,然他的詞作大多是句讀不葺的詩句罷了。 很多人認為李清照是在批評蘇軾的豪放,其實并非如此。李清照只是說蘇軾的詞不合音律,不適合演唱,不能算詞牌中的精品。因為“詞別是一家”——這是宋朝大部分詞人的看法。 為什么今天我們覺得李清照的批評不正確呢?因為所有詞牌的音樂已經喪失,所有詞牌到了今天都已經獨立出音樂成為吟誦體。在沒有音律的考校這一條件下,自然就是看作品的內容、修辭、主題思想,而這些都是蘇東坡遠勝其他詞人的地方,因為主題開闊。 是以,蘇東坡的詞牌地位才得以飆升。 那么,到底哪些詞人能算是婉約派的代表呢? 婉約派下面還可以細分,如晚唐溫韋的花間派,李煜父子、馮延巳的南唐派,北宋初期上層的晏歐派,下層的柳永長調婉約派,周邦彥、吳文英的格律派,姜夔的清空派,各有特色。但是就如前面所說,這些都不是豪放派,那么就都可以歸入婉約派。 這些詞人全都是婉約派的代表,不過風格各異。 韋莊、溫庭筠韋莊、溫庭筠是花間詞人代表,當時的詞作還停留在歌女代言體,大都是閨閣之詞,結合晚唐頹艷文風,都是唯美小令。
二李一馮李璟、李煜、馮延巳的南唐詞風,逐漸在詞作中代入詞人自身情感,并成功地將下階層和文人作品層次拉升到帝王將相。 雖然沒有完全擺脫歌女代言,但是個人情感開始深刻植入,詞牌逐漸成為詞人情感表達的載體,特別是李煜滅國之后的作品,傷春悲秋的心思加上國滅身死的歷程,讓詞牌哀婉、悲傷的格調幾乎成為定局。
柳永北宋初期下層的柳永,是婉約派最正宗的代表人。他開創(chuàng)長調,開創(chuàng)新的敘事格式,讓詞牌從小令的情感詠嘆中展開,為后期詞人打開題材做好了文體準備。 他的作品清勁奇麗,情感婉轉,既通俗易懂又文采風流,為詞牌的流行推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婉約派的代表人,柳永是最正宗的一個。但是正如李清照所言,身在勾欄之中,很多作品難免“語出塵下”,但那只是他的謀生途徑,不能代表他真正的文學水平。
晏歐、秦觀上層的晏殊、晏幾道、歐陽修派承續(xù)了南唐詞風,但是因為生存環(huán)境不一樣,所以多為清空、閑適的作品風格,更類似于閑相馮延巳。不過即便他們愛好寫詞,卻依舊看不起這種作品格式,只不過把它作為宴樂時的文字游戲看待。 歐陽修的詞作那么好,卻在編輯自己作品集的時候不予收錄,同時他主導了天下文風、詩風的歸正,唯獨對詞風置若罔聞。
論到晏歐派,秦觀不可不提。雖然是蘇軾門生,他的作品不但走的晏歐派路線,而且因為心思細密,走得更加女氣——這自然合了李清照的胃口,所以李清照在《詞論》中將所有詞人都批判了一遍,唯獨對秦觀下手甚輕。 因為秦少游知音律(相對于蘇軾而言),而且詞風和她契合。
周邦彥至于周邦彥,作為大晟府詞人,完全屬于技術型領導,精通音律,對詞牌的格律要求極其嚴格。他借助官方對詞牌名進行了規(guī)范,對格律要求細分到“平上去入”,這一點和李清照對詞牌格律的要求是一致的。 周邦彥的詞小則精致,長則婉轉,格律精研,意境幽深。只不過文學結構復雜,反不如柳永、蘇軾的作品在民間流傳更廣。
李清照的批評文學中,提都不提周邦彥。 一是政敵關系,二是很有可能沒法批評,畢竟周邦彥的“詞中老杜”稱號不是白給,而且她創(chuàng)作手法非常近似清真先生,甚至會有師從的感覺。 李清照作為經歷了柳永、蘇軾、周邦彥三大家對詞牌發(fā)展、改造、規(guī)范之后的詞人,李清照在詞牌創(chuàng)作上其實是開了倒車的。 并不是她一個人如此,在南宋紛紛擾擾的愛國之風過后,詞牌的創(chuàng)作塵埃落定,依舊走入婉約一派,詩詞合流以失敗告終,最終還是各走各路——詩言志,詞抒情。
李清照當然也是婉約派的代表,無論南渡前還是南渡后,她的作品描寫內容和主題并沒有改變,改變的是她自己看世界的態(tài)度。 雖然我們將她歸入愛國詞人,但實際上她在創(chuàng)作上的愛國是客觀的。她詞牌所寫內容依舊是小情調的,在國難之下的小情調契合了大時代的悲歡離合,也表達了廣大人民群眾思念故土故國的情思,抒發(fā)了愛國情緒。 但無論如何,她也是婉約詞人。這一點就不同于南渡之后的男詞人,如張孝祥,張元干,葉夢得,辛棄疾,這些人從南渡之前的蘇東坡式曠達清空直接轉入南渡后的慷慨激昂,成為豪放派的中堅力量。 陸游以詩名,雖然《釵頭鳳》哀婉動人,但是他豪放愛國詩人的身份明顯重于詞人身份,就不列入了。
姜夔、吳文英白石道人的詞清空高潔,極富想象,語言靈動自然,有很高的藝術成就,自成“清空”一派,不過走的依舊是周邦彥格律派的路子。而吳文英則更進一步,稱得上是加強版的周邦彥。 到了他們這里,格律派成為正統(tǒng),表現(xiàn)內容雖然題材放開,但是表達方式仍舊歸于婉約一派。 姜夔的“清空”也好,吳文英的結構突變也好,都只是表現(xiàn)形式上的遞進,無關粗豪,只有婉約。
納蘭性德宋之后的婉約代表,納蘭性德一人足矣。
這個被王國維稱為宋之后第一詞人的貴公子,其作品清麗婉約,哀感頑艷,格高韻遠,獨具特色。
詞牌在北宋之后就已經走入高端化、規(guī)則化,實際上和晚唐詩一樣,逐漸走入末路。 雖然千百年來一直有人在填,在創(chuàng)作,但正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化”,高峰過去了就過去了,再怎么回光返照,也無法對其體裁、風格做出革命性改變。 古詩止于唐,詞牌止于宋。 不是今天不能再寫,只是文化的巨輪滾滾向前,昨日的榮光永遠無法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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