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民族”(nation) , 如何定義, 一向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東西方學術界曾對之作過大量研究, 提出種種解釋, 但眾說紛紜, 迄無定論, 以致一個以研究民族主義著稱的西方學者說 :“我們根本無法為民族下一個`科學的' 定義;然而, 從以前到現(xiàn)在, 這個現(xiàn)象卻一直持續(xù)存在著。” 

費孝通先生曾經(jīng)指出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 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xiàn)的, 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 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 按照這一論斷, 自古以來, 中華民族的形成乃至發(fā)展、壯大是一個自在的漸進過程, 而非自覺過程。作為自覺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非常短, 是近百年來的事情。在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的形成過程中, “中華民族”觀念的提出至關重要, 它是近代民族認同的核心環(huán)節(jié), 它的出現(xiàn)乃至最終在全社會得以確立, 方使得中華民族以自覺面目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從根本上說, “中華民族”概念及其思想觀念的出現(xiàn), 是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不斷加劇的民族危機的產(chǎn)物。各國列強對中國一再變本加厲的侵略擴張, 加重了中國境內(nèi)各民族人民的災難, 同時也逐步喚醒了他們的民族意識, 這一情形, 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尤為明顯。這種民族意識, 在各民族的先進分子中首先得到闡揚, 并使得他們在救亡圖存的政治活動中采取一致行動。1895 年, 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引發(fā)國內(nèi)一片抗議之聲, 康有為聯(lián)合 18 省舉人 1300 余人上書朝廷, 沉痛地指陳了當時嚴峻的民族危機, 要求“破除舊制, 更新大政”, 進行政治改革。一些滿族舉人參加了這次上書。此后, 康有為又領導進行了一系列維新變法活動, 這些活動大都有滿人參與其中, 如滿人壽富等創(chuàng)辦了知恥學會, 壽富親撰《知恥學會總章》、《學會誡言》等文件, 認為知恥方知自強, 借鑒“西學自強之新術”, 才可能擺脫亡國的厄運, 主張通過積極的改革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他在文章中還動情地寫道 :“我中國神明之裔也, 堯舜之遺也, 不思與英、德、法、日并駕齊驅(qū)于五洲, 而坐視黑人、紅人為奴,思執(zhí)鞭而從其后, 吾不可復見五大洲豪杰之士矣!”言辭痛切, 催人淚下, 愛國之心, 躍然紙上。他的號召, 實際道出了中國各民族的共同心聲。眾所周知, 清朝滿族統(tǒng)治者一向標榜“首崇滿洲”的原則, 有意制造“滿漢畛域”, 將滿族置于漢族及其他各民族之上。這一狀況, 使得人們難以形成超越具體民族的國家共識, 更難以形成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意識。所以, 壽富的言論, 不啻超越了狹隘的統(tǒng)治民族利益, 而向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靠攏。而且滿族有識之士強調(diào)“我中國神明之裔也”, 自視為“堯舜之遺”, 這體現(xiàn)出各民族在救亡圖存運動中,已擺脫狹隘民族界限, 逐漸提升大民族主體意識,開始認同一個“民族共同體” ———中華民族。

盡管嚴峻的民族危機和救亡圖存的努力已使“中華民族”觀念浮上水面, 但其真正作為一個詞匯被提出并得到認可, 還是有一個過程的。從現(xiàn)有資料看, 清末率先使用“中華民族”一詞者, 可能為梁啟超。1902 年,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開始提出并使用“中華民族” 這個詞匯,他說 :“齊, 海國也。上古時代, 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 故于其間產(chǎn)出兩種觀念焉 :一曰國家觀, 二曰世界觀。” 不過梁氏雖提出了“中華民族”詞匯, 但其內(nèi)涵與我們今天心目中的“中華民族”還是有差異的。從文章整體來看, 所謂“中華民族”指的仍是華夏族, 即漢種(漢族) , 如文中言 :“中華建國, 實始夏后。古代稱黃族為華夏 、為諸夏, 皆紀念禹之功德, 而用其名以代表國民也 。” 1905 年, 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又數(shù)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 并明確指出 :“今之中華民族, 即普通俗稱所謂漢族者”, 但同時又以事實進行論證, 說明先秦時華夏族之外的各個民族, 最終大都融入華夏族, 從而證明“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 實由多數(shù)民族混合而成?！边@樣的看法表明, 盡管梁啟超仍把“中華民族”作為漢族的代名詞, 但顯然已不把漢族看作是單一民族, 而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這一點至關重要, 因為是用“中華民族”概念談民族混合, 而非用漢族概念談民族混合, 所以即便“中華民族”在這里仍等同于漢族, 但卻從主體民族融化力和各民族不斷融合化入的歷史角度, 明確昭示了主體民族將繼續(xù)與其他民族融合的趨勢。這也就意味著“中華民族”這一概念, 最終必將是未來民族共同體的統(tǒng)一名稱。至少可以說, 在承認“中華民族”代表著歷史上長期由各民族混合而成的共同體方面, 此時的梁啟超已有相當?shù)淖杂X性。

梁啟超之后, 著名立憲派人物楊度也使用“中華民族”一詞, 闡發(fā)他的民族觀念和對于民族問題的看法。1907 年, 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中言:“ 中國向來雖無民族二字之名詞, 實有何等民族之稱號。今人必目中國最舊之民族曰漢民族, 其實漢為劉家天子時代之朝號, 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國自古有一文化較高、人數(shù)較多之民族在其國中, 自命其國曰中國, 自命其民族曰中華。即此義以求之,則一國家與一國家之別, 別于地域, 中國云者, 以中外別地域遠近也。一民族與一民族之別, 別于文化, 中華云者, 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 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 亦且非一血統(tǒng)之種名, 乃為一文化之族名?！视腥A民族為何等民族, 則于其民族命名之頃, 而已含定義于其中。與西人學說擬之, 實采合于文化說, 而背于血統(tǒng)說?！?這樣的認識, 實際是對中國特有的文化民族觀念的現(xiàn)代闡發(fā), 依此, 中華民族非種族概念, 而是文化概念, “乃為一文化之族名” 。所謂漢民族, 源自“劉家天子時代之朝號, 而非其民族之名也”, 其民族之名則為“中華” 。而且此一“中華”, 后來“經(jīng)數(shù)千年混雜數(shù)千百人種”, 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并非單一民族。按照楊度的說法, 與漢族關系密切、文化接近的滿族可以說早已同化到中華民族之中了。所以, 他主張實行“ 滿漢平等 、同化蒙 、回 、藏”的“國民統(tǒng)一之策” 。從楊度的民族觀念與民族認同意識來看, 他的視野似乎更為開闊, 認同的“中華民族”包含的“民族”范圍也比梁啟超所言更廣一些, 甚至有了當今“中華民族”觀念含義的雛形。當然, 由于“中華民族” 在他們那里基本指稱漢族,所謂融入的民族也是與漢族文化最為接近的民族,故而這樣的觀念里, 還是有著大漢族主義的影子,蒙、回、藏三族就因文化上與漢族有距離, 而被楊度視作尚未完全融入“中華民族”中的民族。

梁啟超、楊度等人對于“中華民族”的闡發(fā), 代表著當時社會在中國民族觀念上的一種轉(zhuǎn)變, 即以歷史連續(xù)性、文化包容性看待漢民族形成與發(fā)展的歷史。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 這樣具有包容性的觀念, 有助于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萌發(fā), 從而利于團結中國境內(nèi)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民族力量, 共渡難關。所以, 作為具有時代意義的嶄新名詞, “中華民族”這一概念, 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民族共同體意識萌生的最初體現(xiàn)與重要標志, 盡管此一時期“中華民族”一詞的使用并不普遍, 而且多數(shù)情況下仍指代漢族。

總之, 辛亥革命前, 梁啟超、楊度等思想家已提出并多次使用“中華民族”概念, 朝著中華民族整體認同之路邁出了一大步, 加之立憲運動中朝野各界民族間平等融合的“大民族”意識的增強, 為“中華民族”后來成為中國境內(nèi)各民族的統(tǒng)一族稱作了良好鋪墊。

對于“中華民族”, 各種政治力量形成認同共識,基本是在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的建立時期。這其中革命領袖孫中山的中華民族觀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而中華民國的建立則在體制上確保了中華民族認同的實現(xiàn)。

孫中山的民族觀, 起初具有濃重的排滿革命特征, 他所提出的同盟會革命綱領“驅(qū)除韃虜, 恢復中華”, 就集中體現(xiàn)了這一特征。不過他主張的排滿革命已完全超越了種族復仇主義的狹隘境界, 而把滿族統(tǒng)治者和滿族人民區(qū)別開來, 他反復強調(diào)“我們并不是恨滿洲人, 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 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 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 決無尋仇之理。”這樣的說法, 在策略上把滿族統(tǒng)治者極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有利于爭取和團結各族人民共同投入到反清革命的行列, 是相當明智的。同時它也為后來“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與實踐奠定了基礎, 甚至為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接受“中華民族”觀念, 并付諸革命實踐創(chuàng)造了前提。

1912 年中華民國的建立, 為辛亥革命前已經(jīng)萌生的中華民族觀念的廣泛流傳, 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為國內(nèi)各民族的平等融合與整體化趨勢發(fā)展提供了可能性。民族問題是中華民國建立后臨時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形勢的變化, 自然使得孫中山拋棄了排滿的民族革命任務, 集中精神致力于民族平等與融合基礎上的民權建設與民生建設。民國初期, 孫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作為處理國內(nèi)民族關系的準則。所謂“五族共和”就是“合全國人民, 無分漢、滿、蒙、回、藏, 相與共享人類之幸福”, 民族統(tǒng)一 、民族平等是它的基本原則?！拔遄骞埠汀睆睦碚撋洗蚱屏碎L期以來唯我獨尊的民族關系, 少數(shù)民族在觀念上第一次被置于平等地位, 從而令統(tǒng)一多民族共和思想開始深入人心。不僅如此, “五族共和”思想也十分有助于“中華民族”觀念的流行與推廣。孫中山就反對泛泛而談所謂“五族共和”, 他要求以漢族為主體, 積極團結國內(nèi)各民族, 組成一個大中華民族。他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講中說 :“現(xiàn)在說五族共和, 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nèi)何止五族呢? 我的意思, 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并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 然后民族主義乃為完了。” 很顯然, 這里提到的“中華民族”概念, 已突破當年梁啟超把“中華民族”等同于漢族的局限, 而近于我們今日所言之中華民族。可以說, 實現(xiàn)國內(nèi)各民族的真正平等, 創(chuàng)建中華民族新族體, 是“五族共和”政策的發(fā)展與升華, 也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新的奮斗目標。

“五族共和”外, “中華民國”國號的使用本身,就極大地增強了國人對“中華”一詞所代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內(nèi)涵的認同感與自覺歸屬感。人們開始有意識地用“中華”一詞來命名各種事物, 政黨、團體、報刊、企業(yè)等都是如此, 如“中華革命黨”、“中華職業(yè)教育促進社”、“《大中華》雜志”、“中華實業(yè)團”、“中華書局”等等, 這都說明“中華”概念的逐漸流傳與被接受。《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則以法律形式將人民平等規(guī)定下來, 如第一章總綱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 第三條“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 內(nèi)外蒙古、西藏、青?！? 第二章第五條“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 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qū)別” 。這使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繼續(xù)發(fā)展有了法律上的保護, 至少實現(xiàn)了法律上平等的聯(lián)合。如此的制度保障, 有助于固化思想觀念, 自然也非常有利于“中華民族”觀念的深入人心, 廣泛接受。

對孫中山而言, 從倡導“五族共和”到完全認同中華民族, 是有一個過程的, 1919 年五四運動后,是他談論“中華民族”最為集中的時期。他說:“建設一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之國家, 以貽留我中華民族子孫萬年之業(yè), 庶幾今日乃有可慶祝之價值也?！薄爸腥A民族者, 世界最古之民族, 世界最大之民族, 亦世界最文明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欢钗拿鞲呱兄褡逯髁x者,則以意志為歸也。如美利堅之民族, 乃合歐洲之各種族而熔冶為一爐者也?！礉h族當犧牲其血統(tǒng)、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 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于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定義 ……斯為積極之目的也?！?這樣的言論, 表明孫中山的民族觀已跨越“五族共和”階段, 且已擯棄大漢族主義遺存, 確立起各民族真正平等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觀。所以如此, 五四運動的巨大沖擊, 是關鍵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 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對中國人民合理要求的漠視與蠻橫態(tài)度, 不僅激發(fā)起五四愛國運動, 而且也刺激了一直對帝國主義抱有某種幻想的孫中山, 他意識到帝國主義就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的敵人, 開始拋棄對帝國主義的幻想, 而五四運動中學生與各界民眾所顯示的巨大力量, 則使他看到了全民族的希望所在。這樣他的民族思想由早期狹隘的種族革命、局限在國內(nèi)民族革命而轉(zhuǎn)變?yōu)槊鞔_反帝、具有整體對外性質(zhì)的反民族壓迫的革命, 這也正是其“中華民族”觀完善及確立的明顯標志與最大特色。

與孫中山中華民族觀的演進同步, 五四運動時期, 中華民族一體化觀念在社會各界也處于廣泛傳播階段。各種政治 、社會力量, 各行各業(yè)的人, 乃至少數(shù)民族中的中堅力量, 都將“中華民族”概念貫穿于言論和行動中, 表明大家一致認同“中華民族”是生活在中國領土上所有民族的統(tǒng)一族稱。整個民國年間, 中華民族認同從未動搖過, 尤其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 嚴峻的局勢不僅未動搖這種認同, 反而促使其更為鞏固。

總之, 中華民國建立后, 中華民族認同得以實現(xiàn),這既有賴于革命領袖孫中山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又有賴于民國建立所形成的制度保障。隨著歷史的推移, 這樣的認同越發(fā)穩(wěn)固, 形成全民族的共識。

（編者按：原文并未分部，一、二、三系編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