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稱為“烏臺詩案”，大概內(nèi)容就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主張變法，觸及了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地主階級的利益，而蘇軾對兩派持中間態(tài)度（即抗拒司馬光的守舊派，又指出變法派在實施新法的漏洞，總之兩邊不討好）最后被變法派抓住了其在抨擊變法缺漏時作的詩，污蔑其頂撞皇帝，而該詩所作之地叫烏臺。

司馬光也不是一開始就反對變法的，作為傳統(tǒng)士大夫誰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可惜王安石脾氣倔，聽不進司馬光提出的變法中的問題和意見，認為司馬光就是反對他。最可惜的是兩個人的意見矛盾發(fā)展成政治站位也就是黨爭，這東西是不管對錯只管站位的。

蘇軾的不得志和性格有很大關(guān)系，新法推行時蘇軾沒有處理過地方事務(wù)，有屬于貴族出身不理解新法雖然愿意介紹新法但是不支持一次性的徹底改革。而舊法重新上臺后的蘇軾已經(jīng)處理了多年基層事務(wù)，這時的他看到了新法對于百姓的好，對于舊黨完全廢除新法的活動開始不屑一顧，這種或正直或灑脫的性格造成了蘇軾的不得志。

蘇軾在變法的問題上，他是認可變法圖強的，問題是新黨本身在他眼里是一堆小人（我們眼里因為新黨亡國所以都打成奸臣了），而舊黨當政的時候，他會去說王安石的法律確實有挺好的地方，我們還是可以用的。這里其實他是真的想變法圖強，認為里面有幾條是確實挺好的可以采用的，但是在真正的新舊黨眼里已經(jīng)是非黑即白了，而且這里王安石變法里對中央集權(quán)都產(chǎn)生了很深遠的影響。蘇東坡政治智商很低，而且大嘴巴，幾次都是禍從口出。單論詩歌才華，前有李白，后有蘇軾。王安石確實是北宋后期的政治支柱，一定程度上給北宋續(xù)了命，但北宋的問題是積重難返，嚴重抑武，士大夫階層固化，寒門雖然偶爾能掌權(quán)，但依然斗不過士大夫群體。

“烏臺詩案”首先是政界上一些人物，挖空字句去故意整蘇東坡，目的就是要逼死蘇東坡。但同時也應(yīng)該看到，在烏臺詩案前幾年的蘇軾，確實是相當心高氣傲，在詩詞中基本都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自己對朝廷的不滿了。朝廷采用青苗法，給農(nóng)民發(fā)（對當時來說）低息貸款，蘇軾偏要寫農(nóng)民拿著貸款去城里逍遙快活，大半年不回家，甚至連小孩都學(xué)會了城里的口音。

朝廷開掘河道發(fā)展經(jīng)濟，蘇軾偏要寫勞工工作淤泥滿身。朝廷嚴禁私鹽販賣，蘇軾偏要寫老頭挖竹筍根舔甜味，因為“家里三月食無鹽”。當時的蘇軾是文壇領(lǐng)袖，大家競相傳頌，一時新法民怨四起?？梢哉f在當時的蘇軾眼里，看不到良辰美景，看到的都是窮苦百姓，非要和新法杠到底。而烏臺詩案之后，在鬼門關(guān)里走了一遭的蘇軾，不再著眼于政治上民生上的局部困境，而是放眼于普世的人生的大困境。他自己成了自己曾經(jīng)筆下的“窮苦老農(nóng)”，“人人知我囊無錢”，但這一次他不再是牢騷滿腹，而是和老農(nóng)一樣揮著鋤頭，不改其樂。

總之，“烏臺詩案”固然是一場政治浩劫，但劫后余生的蘇東坡，卻完成了自己思想境界上的蛻變。蘇軾在經(jīng)歷了這么多波折沉浮人情冷暖后已經(jīng)看開了，但他還是有一個文化人應(yīng)有的氣節(jié)，就算之前因為上書被打壓，在回京城復(fù)官后看到舊黨打壓新黨的不公后依舊上書直言，這確實達到了一個讀書人達到的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