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之戰(zhàn)， 賈似道臨危受命，苦戰(zhàn)8個月，擊退忽必烈大軍侵攻，令南宋轉危為安。因此護國大功，賈似道得以在宋理宗、宋度宗兩朝為宰相二十年，被理宗稱為“師臣”，朝野敬稱“師相”，德高望重無以復加。然而一片歌功頌德聲中，身為帝國主宰的賈似道清醒意識到，國家依舊在危急存亡之時。

此時的南宋，土地兼并極其驚人，田畝都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之手，貧者幾無立錐之地；加上連年戰(zhàn)爭和蒙軍入寇，對湖廣地區(qū)的破壞摧殘，原來的“天府之國”四川又大半落入敵手，因此政府財政危機持續(xù)惡化，不得不大量增發(fā)紙幣（會子），又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如此惡性循環(huán)下去，國家財政早已瀕臨破產(chǎn)，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南宋軍隊的吃空額喝兵血現(xiàn)象，從立國之初便習以為常。即使許多名將亦不可免，如韓世忠麾下滿額七萬，實際戰(zhàn)兵常年不過三萬，像岳飛這樣嚴格律己，麾下大軍全額滿編的將領，近乎鳳毛麟角。

到了宋末，宋軍空額高達近五分之四，每年撥給五萬人所需軍費，實際兵額不過一萬一千；闊端攻四川時，川陜宋軍滿額定員十萬，實際只有曹友聞部兩萬余人死戰(zhàn)于陽平關，于皆不見影蹤；池州水軍滿額定員三千，實際兵丁只有一千，去掉老弱病殘，可上陣者不足二百……

兀良哈臺率領一萬余蒙古軍，從云南殺到湖南，號稱轉戰(zhàn)三千里，大小十三戰(zhàn)，殲滅宋軍竟高達“四十萬人”，如此軍事史上的奇跡戰(zhàn)績，正建立在南宋八成所謂“軍隊”都只有純粹紙面意義的前提下。

因此正如當時明智大臣所言：「國家版圖日蹙，財力日耗……聞主計之臣，歲入之數(shù)不過一萬二千余萬，而其所出，乃至二萬五千余萬，財用空竭猶之氣血凋耗，亦足以斃人之國。」

為救國家，救百姓，賈似道毅然以半生功業(yè)為賭注，不顧各方面利益集團阻擾反對，推行了抑制土地兼并、打擊地主豪強的“公田法”和整頓軍隊財政、約束不法將領的“打算法”。

公田法限定了每戶可占有的最大地產(chǎn)數(shù)，將其余部分地由國家收購變成“公田”，然后將公田的收入去償付軍需，并禁止富戶囤積谷物，減少紙幣流通，以穩(wěn)定物價、壓制通脹。賈似道自己捐田萬畝為公田，在他的以身作則和強力推行下，國庫得以大大充實，財政收入和軍備所需得以極大改善。南宋其后十余年抗蒙戰(zhàn)爭所需軍備，皆源于此。

然而由于王朝晚期官僚政體的腐朽，公田法在執(zhí)行過程中也同樣不可避免地走形，違背了設計初衷，下層官僚借機巧立名目，肥私利己，平民百姓亦深受其害，紛紛破產(chǎn)，因此民怨四起，令賈似道人心漸失。

打算法便是對各地軍隊進行大規(guī)模的財務審計，那些習慣于貪瀆枉法的將領，許多獲罪下獄。然而，南宋特殊的軍權下移至地方、中樞僅掌握財權的軍制，在打算法這一催化劑的激化下，中樞和地方將領的矛盾亦因此極大激化。

瀘州守將劉整在中樞正要審核其軍前錢糧時，害怕中飽私囊的劣跡東窗事發(fā)，竟率軍叛投蒙古。劉整雖無德行氣節(jié)，本身卻能力出眾，洞悉宋朝詳情。他向忽必烈力主南征，并獻上主攻襄陽、訓練水軍之計，成為南宋最后滅亡的導火索。

導致南宋滅亡的關鍵叛將：劉整

而賈似道當年得罪各方、苦心孤詣為宋朝中樞積攢的眾多“公田”，被蒙元侵略者收為戰(zhàn)利品，用來論功行賞，江南百姓因此免遭中原百姓那樣的種族滅絕之災，卻并非真的因為忽必烈如何大發(fā)善心。

誠然，賈似道雖然功勛卓絕，敢于擔當，但確實并非如諸葛亮、岳飛那般品行高潔的圣賢君子，政治品性和生活作風不無可詬病處。他確有專斷國政，假公濟私，打擊異己的權臣通病，此外更生活奢靡，擬比帝皇，對宋度宗亦算得上跋扈不禮，曾因小事大發(fā)雷霆，竟逼得皇帝讓寵愛的貴妃出家，才算作罷。

襄陽戰(zhàn)事緊急，賈似道本是去前線統(tǒng)籌協(xié)調諸路軍馬的最佳主帥人選，他卻因為害怕領軍出外時，會被朝中政敵攻擊，丟失相位，因此并不愿親領大軍迎戰(zhàn)，私下暗示皇帝下詔挽留，最終戰(zhàn)局崩壞，誤國誤己。

賈似道又好斗蟋蟀，著有《促織經(jīng)》二卷，分論賦、論形、論色、決勝、論養(yǎng)、論斗、論病等，對蟋蟀進行了詳盡的論述，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專著，完全可以算得上古代的昆蟲學家，被時人譏刺為“蟋蟀宰相”，并不冤枉。

賈似道信任的將領良莠不齊，既有奮戰(zhàn)不屈殉國的李庭芝、張鈺；雖有嚴重戰(zhàn)略失誤但畢生抗敵至死的呂文德，又有苦戰(zhàn)經(jīng)年卻艱難唯一死、晚節(jié)不保的呂文煥；更有丁家洲之戰(zhàn)臨戰(zhàn)潰退，將他坑死的夏貴和孫虎臣；還有先坑南宋再坑蒙古，東征日本全軍覆滅的草包元帥范文虎。

就連文天祥，早年也曾是賈似道看重、欲作為嫡系培養(yǎng)的人才，卻因為看不慣他的生活腐化和專權跋扈，最終分道揚鑣成為政敵。

然而，南宋的滅亡，歸根結底是自身體制積弊太多，和蒙元帝國軍力差距太大，賈似道縱有經(jīng)天緯地之才，行飲鴆止渴之公田法、打算法，亦最終無力挽救，卻和他的個人私德品行并無多大相干。

即使換了是人品高尚如文天祥去做二十年宰相，也依舊不可能解決南宋的土地兼并、通貨膨脹、財政危機、軍隊空額等諸多迫在眉睫的現(xiàn)實問題。這就和鴉片戰(zhàn)爭再打十次，清朝也一定會輸一樣，不論主事的是道光皇帝還是林則徐，最終結果都并不會有什么改變。

宋末宰相：文天祥

將國家和王朝敗亡的原因僅僅歸結于某個臉譜化的奸臣誤國，以此簡單化歷史，正是古今論史的一大通病，也因此將真正值得后人反思的政體弊端都掩蓋了，絕對達不到“以史為鏡”“讀史以明智”的初衷。

公允持平而論，賈似道更像是個不幸生逢末世的張居正。同樣談不上對學生皇帝唯命是從，卻同樣無爭議地忠于國家、民族、社稷和皇室，同樣為了救國救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和既得利益集團宣戰(zhàn)。

明朝首輔：張居正

之所以賈似道沒有和張居正一樣，功績在后世得到充分肯定，反而被丑化成禍國奸臣，變成了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留下千秋罵名；既是將他列入《宋史·奸臣傳》的蒙元史官的刻意抹黑，根本原因還是他的公田法和打算法，觸動的是士紳集團和武將集團的根本利益：

一個既不許文官兼并土地，又不許武將吃空額喝兵血的執(zhí)政者，不論何朝何代，又怎么可能不被丑化，不被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