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連載（75）

  第七章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民族性特征

（三）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融合，體現(xiàn)在人生價值觀上，主要是圍繞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生意義展開的。

［天下為公］ 語出《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痹馐?/span>指天下是公眾的，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鬃影烟煜聻楣纳鐣枥L為權力和財物公有、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一心為公、人人各得其所、社會安定有序的“大同”景象。這樣的社會成為中華民族追求的一種美好的社會政治理想。凡事出以公心，被視為高尚的品德。

近代以來，孫中山把建立“天下為公”的社會作為民主革命最響亮的口號，在傳世的孫中山題詞中，最多的是“天下為公”這四個字。他為之奮斗的理想與實踐，就是對“天下為公”的畢生追求。這四個字，也因孫中山的推崇而廣泛深入人心。

中國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來認識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領導中國人民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找到了一條實現(xiàn)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的正確道路。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決定了它是一個以“天下”為“公”的黨。1941年，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qū)參議會的演說中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jiān)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nbsp;（《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1頁）改革開放以來，根據黨所處的“長期執(zhí)政”和“領導市場經濟”的新的歷史方位，以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如何提高執(zhí)政能力”、“如何防止腐敗”的嚴峻考驗，黨進一步明確地把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作為自己的執(zhí)政理念。2001年，江澤民在建黨八十周年慶祝大會上指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是我們黨同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根本區(qū)別。”（《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279頁）胡錦濤進一步強調：“對于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來說，堅持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實現(xiàn)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發(fā)揮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來發(fā)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始終是最緊要的。”（《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

堅持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黨員領導干部要率先垂范。面對新的嚴峻考驗，黨員領導干部必須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把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當做自己的座右銘。一要堅持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的高度一致性，從根本上端正對人民群眾的態(tài)度，始終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都要以人民群眾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支持不支持、贊成不贊成為最高標準，切實為人民群眾辦好事、辦實事。二要堅持秉公用權，廉潔從政。古人說：“夫居官守職以公正為先，公則不為私所惑，正則不為邪所媚?！?/span> （明·汪天賜《官箴集要》）領導干部行使職權，一定要以公道正派為準繩，公正處事，公道用人，絕不能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來為個人、親友和少數人謀取私利，絕不能在糖衣炮彈和各類歪風邪氣的面前丟掉根本，喪失原則。明代有位知縣叫郭允禮，志向遠大，治政有方，為官清廉，修養(yǎng)正身，曾題書“居官座右銘”一則：“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則吏不敢慢，公則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nbsp;其書法飄逸遒勁，鐫刻于石，傳之后代，為世人嘆服和仰慕，也值得每一位黨員領導干部深思之，細品之，常念之，篤行之。三要堅持權利和義務相一致的原則，把權力的行使和責任的擔當統(tǒng)一起來。要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絕不能當敷衍應付、得過且過、四平八穩(wěn)混日子、遇到矛盾繞道走、碰到困難往后退的庸官、“太平官”。四要堅持用權受監(jiān)督的原則，自覺接受組織監(jiān)督、群眾監(jiān)督、民主黨派監(jiān)督和輿論監(jiān)督。鄧小平在講到“共產黨要接受監(jiān)督”時指出：“共產黨員謹小慎微不好，膽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黨，二怕群眾，三怕民主黨派，總是好一些。謹慎總是好一些?！保ā多囆∑轿倪x》第1卷，第271頁）作為一名領導干部，干工作要膽子大一些，勇于開拓創(chuàng)新，而在行使權力上則要謹慎而行，常懷敬畏之心、戒懼之意，嚴格依紀依法辦事?？傊?/span>黨越是處于執(zhí)政地位，黨員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越大，越要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當好推進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帶頭人，當好為民造福、為民解難的貼心人。

公與私的關系問題，是中國倫理思想史的重要范疇。公，通常指公道、公正、公平、公共利益；私，與“公”相對，通常指私心、私欲、私事、私人利益。在先秦時期，公與私往往同義與利相聯(lián)系。先秦儒家認為，“義”就是按一定的規(guī)范行事，就是維護公道、公正、公平、公共利益；“利”是指某種好處、益處，是私心、私欲、私事、私人利益。儒家的主張是義利相濟、義然后??；先義后利、以義制利。先秦儒家并沒有把公與私、義與利對立起來。然而到了宋明時期，公與私不僅同義與利相聯(lián)系，而且還同天理人欲相并提。理學對儒家思想的傳承和發(fā)展有貢獻，同時也使儒家思想走向僵化和空談。理學家們把“義”和“天理”視為“公”，把“利”和“人欲”視為“私”，主張存天理、滅人欲，把公與私、義與利、天理與人欲絕對地對立起來，割裂開來。由于理學在南宋以后700余年間的巨大影響，這一主張嚴重窒息了人們思想的活力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動力。

歷史的教訓值得記取。公與私、義與利是辯證的統(tǒng)一。只有正確認識和處理二者的關系，才能制定符合社會實際、符合人的實際的正確政策，才能把思想道德建設置于現(xiàn)實的、切實可行的基礎之上，才能防止唱高調、說空話、圖形式、走過場之類脫離群眾的不良現(xiàn)象的發(fā)生。十四屆六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若干問題的決議》，明確提出要“形成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又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個人合法利益的社會主義義利觀”。這里的“義”，主要是指崇高的精神理想追求和一心為公、克己奉公的道德行為，而“利”則是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和國家的整體利益，以及在此前提下合法正當的個人利益。社會主義的義利觀既反對重利輕義、見利忘義的思想和行為，又反對離開利而空談義的道德說教。

集體主義是公民道德建設的基本原則。在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當家做主，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這就使集體主義成為調節(jié)三者利益關系的準則。崇尚集體主義，既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體現(xiàn)，又是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關于“天下為公”、“克己奉公”、“泛愛眾”等傳統(tǒng)美德的繼承和弘揚。然而實際生活告訴我們，如果背離了公與私、義與利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只注重全體人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不注重不同地區(qū)、不同部門、不同方面群眾在具體利益上的差別性，就會在政策的導向上產生種種偏差，挫傷人們的積極性，反而不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xiàn)?？偨Y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黨把統(tǒng)籌兼顧作為科學發(fā)展觀的根本方法。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要統(tǒng)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tǒng)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統(tǒng)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形成了科學發(fā)展觀關于統(tǒng)籌兼顧的豐富內容。按照統(tǒng)籌兼顧的要求，一方面要充分強調全體人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大力弘揚集體主義精神，提倡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當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反對小團體主義、本位主義和損公肥私、損人利己的極端個人主義；另一方面，也要正確反映和充分兼顧不同地區(qū)、不同部門、不同方面群眾的具體利益。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要善于發(fā)揮兩個積極性，既堅持全國一盤棋，保證中央政令暢通、令行禁止，又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工作。在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上，要統(tǒng)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正確處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現(xiàn)階段群眾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體的特殊利益的關系，善于兼顧和統(tǒng)籌不同方面的利益要求。實踐證明，在我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fā)展中大國，只有堅持統(tǒng)籌兼顧，才能真正處理好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關系，真正處理好全體人民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群眾具體利益的關系，從而把人們的積極性充分發(fā)揮出來，更好地推進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結出了許多優(yōu)秀傳統(tǒng)美德的碩果，“天下為公”無疑是其中最絢麗的一個?！疤煜聻楣笔窃杏褡?/span>之魂的精髓，是建設兩個文明的基礎，是塑造民族形象的支柱，是創(chuàng)造大同世界的前提。中國要富強，要民主，要文明，要和諧，就必須大力弘揚天下為公的精神，以此激勵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是廣大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為了祖國的強盛和人民的安康而竭誠奉獻，不懈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