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能產(chǎn)生萬物，人類能創(chuàng)造文化。因此天地人，被稱為三才。天地屬于自然，人類同樣是從天地中產(chǎn)生出來的，因此人也屬于自然的范疇，不能脫離出來。

整個自然界是沒有什么目的的，就像太陽為什么會升起，地為什么會轉動，水為什么會流，風為什么會吹，這都屬于自然，豈不是確實沒有什么目的可言。但從自然界演進而有了生物，生物就有目的了。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維持和延續(xù)生命。求食求偶，吃喝拉撒，都是為了這一目的。不過這目的總歸還是單純的，僅僅是為了生存。然后生物演進有了人類，自然賦予人以最高的智慧，而最高的智慧激發(fā)了最多的目的，引發(fā)了最大的欲望。

不光要生存，還要更好的生存。目的的復雜性，造就了人性的復雜性。要么用智慧主導欲望，要么用欲望主導智慧，成為了人生的一個重要選擇。智慧主導的人生稱為人道，欲望主導的人生稱為獸道，因為無論如何，人總歸還是不希望被欲望控制的。

智慧即人性，欲望即獸性。如何弘揚人性，抑制獸性，成為中國文化關注的中心。荀子認為“惡”和“偽”是人性中壞的動物本能，無法避免，并且往往占據(jù)主導地位，因此需要后天不斷的教育和嚴格的管理來壓制。所以荀子的學說更多的側重于如何利用外部環(huán)境阻礙人走上獸道。“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 ”，孟子甚至認為人和動物的差別微乎其微，人的獸性占據(jù)了絕大部分，只剩下那么一點點的人性。這似乎于儒家的性善論背道而馳，反而趨近于荀子的性惡說。但兩者的根本不同之處在于孔孟認為雖然兩者的差別很小，但那一點點的人性卻是占據(jù)主導地位的。只要在后天給予適當教育，很容易將人引導上人道的。

我信奉“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說“性惡”，因此需要教育和法律。但是自然產(chǎn)生了人，并沒有產(chǎn)生文化。人類的一切文化，都是慢慢從人的自身中發(fā)展出來的，教育和法律也是如此。如果按荀子的講法，獸性主導人性，那么社會必定是越來越壞的，文化也不可能產(chǎn)生。這樣的話，何來教育，何來法律？正是因為人之性善，社會才有了進步，才有了文明，才得以區(qū)別于動物。就好像在很遠的過去，是沒有教育的，更別說學校了，但向善的人性使人們覺得需要通過學習來提升自我，并且在這之中感受到了滿足與喜悅，這種想法慢慢發(fā)展，就有了教育，產(chǎn)生了學校。人類社會的種種演進都是如此，都是先從人性中生發(fā)出來，然后再產(chǎn)生行為，這個過程，就是踐行人道。

儒家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總結為 “五達道”。因為這五種關系，是在人一生下來，就無法避免的，而這些品德，是處理這些關系最好的方式。并且這五條大道，到處都是行的通的，所以稱為“達道”，之所以到處都行的通，也是因為人性本善。

雖然人性向善，但依然會有失道之人，因為獸性不可忽視，正因為它占據(jù)了絕大部分，所以往往率獸性而為比率人性而為要更簡單些，舉個例子，對于很多事，我們明明知道怎么做更好，怎么做不對，但依然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往往會去選擇那種最舒服最簡單而不是最正確的方式。

古人未嘗不知道做對的事情會遇到很多的困難，所以提出想要真正的走好五條大道，還需要輔以智仁勇“三達德”。智是智慧知識，仁是人與人之間感情上的誠意，勇是勇往直前。而要鑄三達德，行五達道，最好的方式便是反求諸己。從自己的身上找問題，自盡己心，自盡在我，不去跟外面爭取什么。陸象山說過“使我不識一字，也能堂堂地做一人”，也是這一個道理。不管外界如何，我只去做我認為對的事情，沒有什么東西可以阻擋我，因為心是我自己的，也只屬于我自己。

在當代社會，人們更傾向于向外追求物質，而忽略了向內自省本心，這造成的最大惡果便是向外追求的目的永無止境，欲望也永無止境，欲望永無止境，那么智慧便無處安放，導致欲望壓倒智慧，獸性主導人性。這樣下去，外在物質越來越好，內心世界卻越來越貧乏。物質雖然越來越好，也終究是身外之物，逃不了消失殆盡的結局，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可以傳承下去的絕不會是物質，精神方能不朽。

若等到哪一天，我們丟棄了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來的東西，而又沒有了可以傳承下去的東西，也就意味著我們的歷史，像那無數(shù)消散的偉大文明一般，走到了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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