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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的恥辱，非戰(zhàn)敗之恥，而是不抵抗的窩囊屈辱。
1931年9月18日夜，面對日軍進攻，張學良向東北軍發(fā)出命令：“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一支強悍的軍隊，面對異國軍人的進攻，居然束手待斃，這恥辱至極。要知道，駐守北大營的守軍有8000名，可是進攻他們的日軍只有300名左右。面對手中沒有武器、不敢反抗的東北軍士兵，日軍直接用刺刀扎、用機槍掃射，這是怎樣一種無法想象的屠殺景象。是中國軍隊的束手待斃和懦弱不堪，成就了日本軍隊的勇敢強悍，讓國土、人民、財富和尊嚴喪失殆盡。
這位赫赫有名的關(guān)東王，被蘇聯(lián)和日本皆視為眼中釘，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膽識與手黑，稱其為“壓不倒的小個子”。為了攫取東北利益，日本人拉攏張作霖不成，便使出陰毒手段。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時年53歲。張作霖死后，27歲的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成為東北的事實領(lǐng)導(dǎo)人。一是決然果斷“東北易幟”，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促成中國形式統(tǒng)一。二是收回中東鐵路主權(quán)，與蘇聯(lián)開戰(zhàn)。很不幸的是，與蘇軍作戰(zhàn)時，東北軍慘敗，收回中東鐵路失敗。以中東鐵路為借口，張學良還殺了對自己管束甚嚴的奉系元老楊宇霆。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日本人抓住機會制造了九一八事變。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發(fā)表了馬君武的兩首詩：詩中描述，九一八那天晚上，張學良與電影明星胡蝶共度良宵。盡管如此，挾帶著喪土辱國的滾滾義憤，人們還是把這個謠言傳得神乎其神，成為一樁永遠澄不清的歷史公案。實際上，1931年5月底，張學良就因傷寒住到協(xié)和醫(yī)院。9月初，病情好轉(zhuǎn)后，他仍在協(xié)和休養(yǎng)。“九一八”事變發(fā)生當晚，他招待宋哲元等將領(lǐng)，與夫人于鳳至及趙四小姐到前門外中和戲院看梅蘭芳的《宇宙鋒》。正在看戲之時，東北打來電話，向張學良報告了事變情況，他急匆匆離場連夜處理軍務(wù)。
在家仇國恨面前，少帥不乏義氣血性，可是也欠歷練，少智謀。面對復(fù)雜局勢，年輕的張學良能夠行“改旗易幟”的大義之舉，也會輕易與蘇聯(lián)開啟戰(zhàn)端，更對日本侵略野心缺少警惕。讓人詬病的還有，他是個癮君子，每2小時就必須注射嗎啡才能保持鎮(zhèn)定，毒癮直到1933年才戒掉。所以，九一八后，社會對張學良的非議與不滿不是沒有道理。解析這段歷史，似乎不難理解張學良發(fā)動西安事變的心理和情感動因。年輕的張學良，考慮問題總是直來直去，沒有過多的政治考量。這種性格，顯然不適合掌控復(fù)雜局面，很容易因為沖動帶來災(zāi)難性后果。家庭出身和歷史巨浪把他推上前臺，不得不接受重大事件的考驗。這答卷有好有壞，有對有錯，可惜成本太高，代價太大。
如果歷史可以假設(shè)，如果張作霖還活著，1931年時也不過57歲，日本人還敢擅自發(fā)動侵略行動嗎？或許，張作霖不會輕易與蘇聯(lián)開戰(zhàn)，也不會輕易殺掉楊宇霆等老臣，當然也不會老老實實易幟服從中央政府。可是，日本人肯定會對“手黑”的張作霖有所忌憚，但并不會改變侵略中國的基本國策。那個時代，無論張作霖還是張學良，畢竟都是小集團的地方勢力，他們憑借一姓之私、一家之力，根本無法與舉國侵華的日本進行對抗，也不可能改變國家的命運和走向。這就顯現(xiàn)出國家政體和組織能力的重要性，也是為什么百年來中國積貧積弱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張作霖活著，他仍然逃脫不了被日本人算計的命運，無非是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以什么方式被消滅而已。國家的興衰存亡，不在于哪一個人的英明或魯莽，是多種因素綜合的結(jié)果。積貧積弱、內(nèi)斗不斷的中國，被侵略被欺凌只是一個必然。當然，張學良趕上了九一八，他就必須承擔起應(yīng)負的歷史責任。今天反思九一八，檢視民族的恥辱，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全民的覺悟覺醒和自強，才能有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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