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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死的時候才四十歲，他死得很冤，“海內(nèi)之士，莫不痛之”，事后連司馬昭也“悟而恨焉”。這是《晉書·嵇康傳》中說的，雖不知所據(jù)何本，我卻相信其言之有據(jù)，并非出于房玄齡等人的杜撰。
嵇康之冤，冤在哪里？他是因為呂安案而入獄的。呂長悌奸污了弟弟呂安的妻子，卻倒打一耙，反誣呂安“不孝”，把他送進了監(jiān)獄。嵇康站出來為呂安作證，于是受到牽連，這當然也是一冤。但光是呂安案，嵇康是死不了的。致他于死地的是他的那篇《與山巨源絕交書》，在許多人眼睛里，這簡直就是嵇康討伐孔教禮教與司馬氏集團的戰(zhàn)斗檄文，他也就成了反對孔教禮教的英雄，專與司馬氏集團作對的斗士。用鐘會的話說，叫做“害時亂教”、“非毀典謨”。事情果真如此，這也是一大冤案，也應為之平反昭雪——為什么孔教禮教就反不得，為什么司馬氏集團就碰不得？用現(xiàn)在的話說，這是他的基本人權(quán)。然而，如果耐著性子去讀這篇“絕交書”，你或許就會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莫大的誤解。嵇康之冤，也就冤在這里。
“非湯、武而薄周、孔”是嵇康最致命的一條?！督^交書》中出現(xiàn)的這句話，一直都被人看得很重，簡直就無異于反對孔教禮教的戰(zhàn)斗號角，似乎他在那時便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其實，嵇康說的只是，我這個人呀，口無遮攔，平時常會有“非湯、武而薄周、孔”的言論，因為是山野草民，也沒有什么大礙，一旦顯山露水當了官，那些“禮法之士”還能饒得了我嗎？可見，這只是嵇康陳說自己不宜當官的一條理由。嵇康也確實沒有一概地否定孔夫子。在《絕交書》中就有兩處提到孔子，一處說“仲尼兼愛，不羞執(zhí)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他是把孔子當“君子”的；另一處說“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也將孔子此舉作為“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的一個實例。此二者就都沒有什么貶意。在我看來，嵇康所謂的“非湯、武而薄周、孔”，也只是不想以孔夫子的是非為是非，不想“從來都這么說”他就這么說，不想讓孔教禮教束縛了自己的手腳。比如孔夫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卻在《難自然好學論》中說，人是并不好學的，現(xiàn)在人之好學，是由于習慣和不得已。比如管叔蔡叔，一向被公認為壞人的。嵇康卻在《管蔡論》中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說起來，這也都是學術(shù)問題，“學術(shù)無禁區(qū)”，在學術(shù)問題上有一點自己的不同看法，就是反對孔教和禮教么？凡此種種，都能證明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并沒有舉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他在那里面說的“非湯、武而薄周、孔”，更不是什么戰(zhàn)斗的號角。
嵇康也根本沒有任何推翻司馬氏集團的政治企圖。他在《絕交書》中所說的“不堪者七”與“甚不可者二”（其二就是“非湯、武而薄周、孔”）確乎對當時的官場大為不敬，但與前面說的一樣，他只是在陳說自己不宜當官的理由。比如，在官場之上，要畢恭畢敬地穿戴官服官帽去揖拜上官，同僚之間要作書酬答，還要經(jīng)常為人去吊喪，還要與俗人相處，如此等等，都是他所不喜歡的，但這又是“人倫之禮、朝廷之法”，人在官場，身不由己，只能“降心順俗”，不喜歡的也得喜歡，這更是他所不堪忍受的。尤其是他“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對官場上的丑惡現(xiàn)象與奸佞小人嫉惡如仇，這更是官場之大忌。這些話，說的其實全是他自己，即使揭露了官場的庸俗與丑陋，也在不經(jīng)意間。嵇康是當過官的，既是魏宗室，又曾為魏中散大夫，人稱“嵇中散”，這“不堪者七”與“甚不可者二”在相當程度上含有他對曹魏時期官場習俗的切身體驗，并非是專門針對司馬氏集團的。恰恰相反，對于司馬氏集團，他倒是留了幾分面子的。例如他說，已經(jīng)修煉到“口不論人過”的阮嗣宗（阮籍），尚且還使那些“禮法之士”必欲除之而后快，要不是“大將軍保持之”，早已落得一個可悲的下場，何況我沒有阮籍之賢，你讓我去當官，能有好果子吃嗎？他這里說的“大將軍”就是司馬昭，不但沒有直呼其名，稱道的也是“大將軍”保護阮籍的善舉，怎么看也不像是在煽動對司馬氏集團的不滿。
嵇康說得不錯，他確有“好盡之累”。什么話都要說透了，生怕自己有任何隱瞞，生怕別人有任何誤解，因而總是言無不盡。他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就是這樣向山濤袒露心跡的。他說的那么多話，歸納起來，也無非是說：我這個人散慢慣了，既不想當官，也不宜當官。當然，不宜當官是不想當官的前提，因為不宜當官，他才不想當官，才只想游山澤，觀魚鳥，守陋巷，教子孫；才只想濁酒一杯，彈琴一曲，親舊敘闊，陳說平生。他說他這個人有許多毛病，不僅是性格上的，身體也不好，不想當官并非是他的高尚，甚至還自比已經(jīng)失去了性功能的“黃門”（太監(jiān)），但愿別人不要“見黃門而稱貞”。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很低調(diào)的，用現(xiàn)在的話說，或許還是一份相當深刻的“自我剖析”材料。說他狂傲，都未免有點冤。
從《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可以看出嵇康的基本格調(diào)。以我之見，這種基本格調(diào)可以歸納為這樣三個方面。其一，嵇康思想新穎，他不想受傳統(tǒng)禮教的束縛，每每能說出使人耳目一新的話來，敢于提出“從來如此，便對么”這樣的質(zhì)疑，而決不會說出“趙太爺家里田地就有三百畝的，他說的還會錯么”這樣的混賬話，他不唯上，不唯書，不是“凡是派”。其二，嵇康蔑視權(quán)貴，他是從官場出來的，對官場中的眾生相太熟悉太了解了，且早已沒了當官的欲望，當然不會對官場中人點頭哈腰誠惶誠恐，即使惹不起那些炙手可熱的權(quán)貴，還可以避開他們，不與他們?yōu)槲?；其三，嵇康不入世俗，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直性狹中，多所不堪”，他煩透了那些俗人俗套，絕不以“今天天氣哈哈哈”這樣的圓通方式處世，絕不戴著假面具做人。在我眼中的嵇康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按照自己的性致去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這或許與中國的禮教傳統(tǒng)和當時的社會尤其是當時的官場格格不入，卻沒有招誰惹誰。在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你無論如何也得不出這樣的結(jié)論，說他專門以孔教禮教作為攻擊的目標，專門以司馬氏集團為敵。
毋庸諱言，嵇康與那些所謂的“禮法之士”并沒有什么共同的語言，這種“禮法之士”是專門用祖制用經(jīng)典用圣人之言去對付別人的，他們自己從來就不想去真正實行。就像那個呂長悌，自己禽獸不如，卻以“不孝”的罪名將無辜的呂安送進監(jiān)獄；嵇康對馬氏集團也沒有什么好感?！八抉R昭之心，路人皆知”，卻還振振有詞地說什么“朝廷之法，人倫之禮”呢！但與“禮法之士”并沒有什么共同的語言和反對禮教孔教終究不是一碼事，對馬氏集團也沒有什么好感與反對司馬氏集團也有很大的區(qū)別。他不想“處朝廷而不出”，不食朝廷之奉祿，當然不可能進入司馬氏集團的“體制內(nèi)”去搞什么改革或效法司馬氏搞政變；他“入山林而不反”，只想當他的山野草民不再回頭，并不是要在司馬氏集團的“體制外”去拉起什么隊伍，去發(fā)起什么運動，或者去鬧起什么革命。何況，“絕交書”只是私人通信，寫給對方看的，那時候也不像現(xiàn)在有各種媒體，可以公開發(fā)表，即使站在司馬氏集團的立場上，實在構(gòu)不成“顛覆政府罪”。
然而，司馬氏集團還是如臨大敵，視嵇康為洪水猛獸。鐘會是這么對司馬昭說的：“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你看看，嵇康居然成了司馬氏政權(quán)的最大隱患；鐘會接著說：“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圣賢去之?？蛋玻导达?，安即呂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憋涤殖闪恕昂r亂教”、“非毀典謨”的罪魁。鐘會固然是因為有宿怨而乘機進饞落井下石，但司馬昭居然也不加思索就“昵聽信會”。于是嵇康就只好命歸西天了。假如嵇康真的反對孔教禮教并以司馬氏集團為敵，司馬氏集團把他置于死地，這興許可以說明司馬氏集團之殘忍和蔑視人權(quán)。然而，他們殺害的其實只是一個但愿“離事自全，以保余年”的嵇康，這就不僅是殘忍和蔑視人權(quán)，而且還神經(jīng)脆弱過敏以至于錯亂了。
這樣一來，嵇康還真的當了一回英雄，這是司馬昭集團成全他的：你看他在行刑前是等何等從容：“顧視日影，索琴彈之”，一曲《廣陵散》，就這樣成為千古絕唱。記得曾有人作《李贄傳》，稱李贅是我國第一個思想犯。其實，這“第一”是輪不到李贄的，嵇康才是中國第一個思想犯呢。
嵇康去世時，魏祚未除，晉文帝這個謚號，是司馬炎稱帝后給司馬昭加上去的，他活著的時候，只是“大將軍”而不是“晉文帝”。但我忖度，自司馬昭殺嵇康起以至于整個晉代，嵇康其人其事，怕是讓人諱莫如深的。你看虞預的《晉書》寫到嵇康的只有幾十個字，說：“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為嵇民，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于其側(cè)，遂氏焉1?！贝笾轮皇墙淮淖婕c出生地。你再去看虞預的《晉書》寫到山濤，字數(shù)是多得多了，但與嵇康有關(guān)的，也只是說“好老莊，與嵇康善”，而矢口不提他以后與嵇康分道揚鑣那回事。這是可以理解的，虞預是晉代人。然而直到唐貞觀年間，房玄齡等人編撰《晉書》作嵇康傳，雖然引錄了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卻還是整段地刪去了包括“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內(nèi)的“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而在那篇文章中，那段話其實是最不應該刪去的?？梢姡词归_放如大唐貞觀年間，即使大度如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忌諱嵇康那些話的，因為那些話，終究與封建專制統(tǒng)治者的“人倫之禮”和“朝廷之法”格格不入。
在封建專制統(tǒng)治者那邊，嵇康就這樣一直被當作“敏感人物”，與此相對應，在思想不太安分的知識分子那邊，嵇康也就成了“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先驅(qū)，反對封建禮教的英雄，專與封建專制主義作對的戰(zhàn)士。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也就成了一篇戰(zhàn)斗的檄文。
但這樣一來，嵇康的另一篇文章《家誡》就變得不好理解了：“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魯迅語），這不是一個很大的矛盾么？其實，只要低調(diào)一些去讀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不要把它當做是什么“戰(zhàn)斗檄文”，此二者之間的矛盾是不難統(tǒng)一的。他的《家誡》教兒子如何處世，并不是要他兒子如何附炎趨勢，如何左右逢源，只是教他兒子不再像他那樣“輕肆直言”，不再有他自己那種“好盡之累”。嵇康是有一條道德底線的，他固然希望自己的兒子不要卷入過多的是非之中，然而，他又說，實在避不開時，“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偽薄之言故也?！彼膊皇且桓诺嘏懦馐送?，讀讀他的《太師箴》，看看他對“居帝王者”的“師臣司訓”，例如“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于驕淫”以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虛心導人，允求讜言”等等，便可知他通曉古今治亂得失，對帝王之術(shù)頗有研究?！包S門”之不事女色，因為已經(jīng)沒有了那種功能。嵇康有經(jīng)倫濟世之才干，卻因為他自己所說的種種原因而不能有更多的社會擔當，他是有大痛苦的。他當然不想讓兒子再像自己那樣的生活。嵇紹人生道路與嵇康不同，卻沒有違背嵇康的《家誡》，他日后舍生取義，血濺御袍，恰恰正是踐行了嵇康在《家誡》中所說的“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之“忠臣烈士之節(jié)”。至于他用自己生命救護的卻是那個在老百姓吃不上飯時說“何不去食肉糜”的晉惠帝，則是另一碼事了。
嵇康對山濤確實相當不滿且多有譴責。原以為他與山濤氣味相投，能互為知已的，卻突然發(fā)現(xiàn)他們二人乃是兩股道上跑的車，難免有上當受騙之感，心中大為不快。于是直言：聽說你升官了，我卻既憂且懼，實在高興不起來；于是挖苦：我怕你是羞于獨自當庖人，而要我去作尸祝呢；于是反唇相譏：我以前總以為能兼善天下而又耿介孤直的人在這個世上是沒有的，現(xiàn)在看來倒還真有這樣的人呢。但這畢竟不是他這篇文章的主題。還有一點應該弄清楚，山巨源薦嵇康以自代，他是聽顯宗和呂安說的，而且是“前年”的事。嵇康到底沒有出仕替代山巨源，并非是因為他“拒薦”，而是因為山巨源根本就沒有薦成。嵇康之所以要寫這封信，也并非是要“拒薦”——早已沒有薦成了，還有什么可拒——他只是想與山巨源說個明白。這是“絕交書”開頭就說了的。結(jié)尾時也只是說：“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边@“并以為別”的意思，也可以理解為“就這樣告別吧”。盡管按照嵇康的性格，他日后不會再去找山濤敘舊，那有攀附之嫌，但這并不意味著“絕交”，在嵇康的“絕交書”中，也斷不見“絕交”二字。我甚至懷疑，《與山巨源絕交書》這個標題，興許還是別人加上去的。不信，你去看看他的《與呂長悌絕交書》。呂長悌與他弟弟呂安都是嵇康的朋友，呂安相信嵇康而沒有告發(fā)禽獸不如的呂長悌，呂長悌卻惡人先告狀了，這使嵇康感到極大的憤怒。聽聽嵇康在《與呂長悌絕交書》的結(jié)尾時是怎么說的：“今都（呂安）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丑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那才叫“絕交書”呢！
（寫于2005年6月17日 原載2006年第3期《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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