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遠逝的貨郎鼓聲

古磨盤州人 20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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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通、撲通、撲通......”

聽到三聲一個節(jié)奏的“撲通”聲，村子里瞬間就熱鬧起來了。

女人從家里各個角落拿出事先屯下的雞毛、雞肫皮、牙膏皮、破銅爛鐵，以及一切貨郎可以收的東西，以便能換個針頭線腦。

孩子們翻遍衣服上所有的口袋，將先前積攢的分幣全部拿出來，因為，他們早就眼饞貨郎擔子里售賣的寶塔糖、糖豆、糖果，男孩子還會盯著貨郎擔里的釣魚鉤、魚線、玻璃彈球，或者玩具槍用火藥之類的；女孩子會想著貨郎擔里的紅頭繩、發(fā)夾、橡皮筋。

看見人來，貨郎連忙找一個開闊的地方歇下?lián)?，開始進行交易。

貨郎擔子分成兩個部分，平時挑在前面的是個玻璃柜子，柜子里劃分了很多小格子，格子里擺放了各種各樣的小零碎。后面的一般是個稻蘿，賣貨前放著一些家什，以平衡擔子的重量；收到物品后，貨郎會將稻蘿里面的東西騰出來，不斷地放置收到的物品。

貨郎是那時候的流動百貨公司，其實，貨郎售賣的東西，碼頭上的供銷社都有，人們喜歡貨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貨郎的東西非常全，貨郎就像個變戲法的，家里需要的東西，貨郎的擔子里差不多都有；貨郎非常靈活，供銷社賣東西是不打散賣的，比如縫衣服的針，一買就是一包，而在貨郎處可以一根根地買；貨郎都很貼心，他知道農(nóng)民沒有現(xiàn)錢，貨郎處不是買東西，一般是兌換東西，即將家里的廢品跟貨郎換東西。

70年代早期，應該是沒有貨郎的，因為貨郎會被認為是搞“投機倒把”，這是犯法的事，后來，政策慢慢地松了，貨郎也就出來了。

在計劃經(jīng)濟年代，無論是貨郎賣出的物品，還是他收回去的廢品，價格都是固定的，貨郎幾乎不議價，那貨郎怎么做生意呢？其實，貨郎還是看到了幾個差別：交通上的差別，離縣城或者集鎮(zhèn)的地方，貨郎一般去的要少一些，因為那地方交通方便，很多人去百貨公司或者供銷社買東西；零售上的差別，這里說的零售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零售，在供銷社買一包針也叫零售，但貨郎可以將一包針打開再零散地賣，這是供銷社不愿意做的生意；三是支付上的差別，貨郎有市場跟他們以貨易貨的交易方式有很大的關系，農(nóng)村人常年手頭沒有現(xiàn)錢，貨郎可以讓農(nóng)民家的雞毛、雞肫皮等廢品變成寶貝。

有次，一個玩伴請我吃了好幾顆糖，我問他是從哪兒弄來的，他說是從貨郎處換來的，我非常奇怪，他的父母竟然給他零錢買糖吃。當天晚上他被父母暴打了一頓，因為，他將父親新買的牙膏擠掉，用牙膏皮換了一些糖。

貨郎看似跟農(nóng)民明碼實價地兌換，他做的是不賺錢的生意，其實不然，他絕對不是學雷鋒。貨郎賺的四舍五入差額，假如一包針10根需要1毛8分，你買一根針，貨郎就得收你2分錢，積少成多，貨郎就會因為一包針賺2分錢；貨郎賺的是賣廢品的溢價，從你這邊按照一毛錢一兩的銅，他到廢品收購站會賣一毛五分一兩。別看分文不多，貨郎賺的也是積少成多的錢。那時候，一個勞力一天就一個工，一個工不過幾毛錢。

貨郎大多來自浙江義烏，那地方因為人多地少，在土地里刨食幾乎不能養(yǎng)活一家子人，所以，那里的男人只好選擇外出當貨郎以營生。一副擔子輕則也有七八十斤，一挑就是一天，除了偶爾地歇下來交易。在行走的過程中，他們會有戒律地搖著他們的撥浪鼓。撥浪鼓分大小兩種，小的撥浪鼓他們會舉過頭頂搖，大個的撥浪鼓，他們會垂在下面搖。我不知道搖鼓方式的不同，是否因為貨郎來自不同地方？

貨郎擔子一停下來，邊上立即就被一群孩子圍住了，無論是買東西的或者不買東西的，都爭著看貨郎架子里有什么新鮮東西，以便將來能攢夠可以購買的錢或者廢品。貨郎一肚子生意經(jīng)，他知道不同時候，村民和孩子們最需要什么？夏天的時候，貨郎擔里會備著各種魚鉤和魚線；冬天的時候，他們會備著各種各樣的玩具槍火藥，或者玻璃彈球，或者就是紅頭繩，這是男女孩子的最愛。夏天的時候，孩子們一般都是拿廢品兌換，到冬天的時候，孩子們兜里都有了幾個分幣，甚至還有人裝了“毛票”。

貨郎長期在外見多識廣，因此，貨郎天黑的時候借住就不成問題，很多人家都愿意讓貨郎住在自己家里，這不僅是因為貨郎會給點柴火錢，更為重要的是，貨郎會給他們講很多天南地北的故事，在那個信息極度不發(fā)達的年代，貨郎在一些人的心里占有非常高的地位。

更多的時候，貨郎不受人歡迎，這不僅僅因為嚴查外流人口的政策，更為重要的是，貨郎的油腔滑舌容易讓主人家生起事端，貨郎拐走人家閨女，或者誘騙小媳婦的事也是時有發(fā)生。

貨郎歇息人家，常常會引起孩子們的注意，大部分孩子都是盯著貨郎擔子里的貨物，在孩子的心中，得不到能多看一眼也覺得是非常開心的事。有些貨郎好像怕我們將他的東西看丟了似的，玻璃柜門上總是蓋上一層布，這些綢絨布蓋的太密實，里面什么也看不到。也有不蓋絨布的，孩子們趁貨郎不在，就盡力地摳玻璃柜的縫隙，總期望能用細細的手指從柜子里摳出一點什么，最后都是以失敗而告終。

八十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制度的深入，農(nóng)村里也到處都有了小市場，買東西非常方便，更重要的是，農(nóng)村人也都有錢了，買個針頭線腦去供銷社也不是什么大問題。貨郎慢慢地就消失了。

查閱資料得知，那些來自浙江的貨郎，他們也看不上付出千辛萬苦掙到的那點小錢，他們有人在家開廠子，有人開始做批發(fā)生意，漸漸地在浙江義烏積聚，義烏成為全國最大的小商品批發(fā)集散地。那些年，貨郎日漸地少了，我們似乎忘記了貨郎的存在，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變得忙起來了。

貨郎，這個曾經(jīng)比較有面子的一份職業(yè)，甚至是一個符號，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它淹沒到塵埃中了，它已經(jīng)成為我們這代人永遠的記憶。無論我有多好的表達能力，估計我都無法向我女兒描述清楚，貨郎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回蕩在鄉(xiāng)村馬路上“撲通、撲通”的鼓聲，曾經(jīng)是我們連續(xù)多日難以入眠的期盼，也曾經(jīng)是封閉社會的一絲清風，甚至是貧瘠生活的一種樂子。最終，它們像風一樣，來過，又走了，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