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史”是近十年來興起的一個新史學流派，是介于社會史和文化史之間的新興學科，也是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交叉學科。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李長莉
　　近二十年來，中國史學界經(jīng)歷了一個劇烈變動時期，基于對本國以往史學的反省，而出現(xiàn)了史學變革，進入了一個史學發(fā)展的新時期，并呈現(xiàn)出繁榮景象，一些新學科和新流派出現(xiàn)，其中“社會文化史”就是近十年來興起的一個新史學流派。
概念的提出
　　社會文化史，是介于社會史和文化史之間的新興學科，是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交叉學科。作為一種新的史學研究視角，它是在經(jīng)過80年代中國史學的變革，文化史和社會史相繼復興的基礎上，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提出來的。
　　首先開始復興的是文化史，這是由思想解放運動所直接引發(fā)的。人們由思想解放和現(xiàn)代化的需要，開始對與現(xiàn)代化有關的許多文化問題進行反省，這就引起了人們對以往的文化，包括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近代以來的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進行思考。由此在80年代初在中國文化學術界出現(xiàn)了“文化熱”，由這種文化反思熱潮，自然引發(fā)了對以往文化史，特別是近代文化史的回顧反省，因而出現(xiàn)了文化史的復興。1982年12月，在上海召開了“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會議呼吁大力開展中國文化史研究。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文化史學術研討會。會議還決定并在1984年正式創(chuàng)刊發(fā)行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和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共同主辦的建國以來第一份文化史研究刊物——《中國文化》研究集刊。1982年的會議及1984年正式創(chuàng)刊的《中國文化》研究集刊，可以說是新時期中國文化史學科開始復興的標志。此后，文化史研究蓬勃開展起來，成為80年代史學界的一個熱門學科。
　　隨著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開始感到，決定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因素除了文化這一精神層面的因素之外，還有更為廣闊、更為深厚的社會因素，因而必須通過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才能求得對中國現(xiàn)代化問題的深入認識。于是，一些學者又開始關注中國社會史的研究，社會史成為繼文化史之后復興起來的又一學科。其標志就是1986年10月，由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編輯部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發(fā)起召開了首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呼吁大力開展社會史研究，史學界響應熱烈，中國社會史遂迅速發(fā)展為一個熱門學科。
　　文化史主要研究社會的精神領域，社會史主要研究社會生活領域，二者各有側重，又互相補充，成為新時期歷史學復興的兩翼。然而，到80年代后期，隨著文化史和社會史的持續(xù)發(fā)展，也顯露出一些問題。如文化史往往只注意精神層面，特別是精英思想層面的研究，而忽視大眾觀念及與社會生活之間的聯(lián)系；而社會史又多注重社會結構和具體社會問題的描述而或顯空泛，或顯細碎，缺乏對人這一社會主體的關注，及與觀念領域的聯(lián)系。因而，一些學者開始思考文化史與社會史相互結合、相互補充的可能。
　　首先提出文化史與社會史相結合問題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劉志琴。她在1988年發(fā)表《復興社會史三議》一文，首次論述了文化史與社會史之間的連帶關系。在這篇文章中，她首次提出了社會史與文化史相交織的“社會文化”及“社會的文化史”這一概念。她在同年發(fā)表的另一文《社會史的復興與史學變革——兼論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榮》中，對這一看法進一步加以闡發(fā)。在這兩篇文章中，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社會文化史”這一學科概念，但致力于社會史與文化史的相互結合，以及將“社會文化特質(zhì)”和“民族文化心理”作為研究的重心這一基本思路已經(jīng)形成。因此，劉志琴1988年發(fā)表的這兩篇文章，可以說標志著“社會文化史”這一新學科概念的最初形成。
　　此后，在劉志琴領導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室，開始明確提出以社會史和文化史相結合的“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為以后一個長時期的主攻方向，并開始進行系列性長期研究計劃，組織編寫多卷本《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套書。1990年，在成都召開的中國社會史第三屆年會上，筆者發(fā)表了《社會文化史：歷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明確提出了“社會文化史”這一學科概念。1992年，北京召開“社會文化史研討會”，學者們圍繞建立社會文化史學科的意義、研究對象和內(nèi)容、研究方法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對于“社會文化史”這一新的研究視角給予了認可。1993年，劉志琴又發(fā)表了《從社會史領域考察中國文化的歷史個性》一文，提出以社會史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化問題的思路。
　　總之，“社會文化史”這一新的學科概念被明確提出來，便在學術界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此后至今的十余年間，社會文化史的學科理論建設和研究實踐逐漸展開，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吸引了越來越多研究者，特別是年輕研究者的興趣，使這一新學科日漸發(fā)展成熟，也日益得到學術界的關注，并作為社會史的一個分支學科而得到認可。
理論與方法
　　自從“社會文化史”作為一個新學科概念被提出來以后，有關學者對于這一新學科概念的理論和方法曾有過一些討論，這些討論主要集中在社會文化史學科概念的內(nèi)涵與定義、研究的對象和內(nèi)容，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下面分別作一評述。
　　關于社會文化史學科概念的內(nèi)涵與定義，繼1988年劉志琴提出社會史和文化史相結合的“社會文化”概念之后，經(jīng)過十余年的發(fā)展之后，2001年的“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研討會上，學者們對社會文化史的內(nèi)涵和定義又進行了討論。筆者提出，社會文化史作為一種研究視角，可以定義為：“凡是從文化史的視角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問題，或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文化問題，都可稱為社會文化史；把社會生活現(xiàn)象與思想觀念結合起來的方向，把民眾和社會這些可變的社會現(xiàn)象，與觀念形態(tài)和文化思想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都是社會文化史?！弊笥窈訌娬{(diào)社會文化史的獨特視角，即“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中國文化，從思想史的角度對社會史的內(nèi)容進行闡釋，強調(diào)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黃興濤提出社會文化史內(nèi)涵可概括為兩個方面：“既是對文化現(xiàn)象的社會考察和探究，同時也是社會生活的文化提煉和抽象。”
　　雖然學者們的表述不盡相同，但對于社會文化史是社會史和文化史相結合的交叉學科或交叉視角，應當打通兩種學科，綜合運用兩種學科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點已取得了基本共識。
　　關于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和內(nèi)容，學者們也有不盡相同的表述。劉志琴在1988年提出“社會史實際上是文化的社會史”這一論題時，曾提出這種意義上的社會史，其研究對象應當是“圍繞人的生存發(fā)展的環(huán)境、習俗、生活、群體結構、文化觀念的變遷”。到了上世紀90年代后期，她又提出：“社會文化史是以大眾文化、生活方式和社會風尚的變遷為研究對象?！惫P者在1990年提出，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對象是歷史上的整體社會生活，如“社會組織、制度、教育、法律、風俗習慣、文化傳播方式、娛樂消閑方式等等”，這些內(nèi)容與社會史有所重合，但社會文化史“主要研究歷史上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之間的相互關系，它關注的是隱蔽在人們社會行為后面的精神因素……主要揭示社會的精神面貌?！痹?992年的“社會文化史研討會”上，學者們對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和內(nèi)容形成了三種意見：第一種觀點，認為是歷史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反映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第二種觀點，認為是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的相互滲透，精英文化的社會化過程，以及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文化意識。第三種觀點，認為可分為社會結構、人際關系、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社會心理等六個方面，以及這六個方面的互動、連動關系。
　　以上表述的具體內(nèi)容雖不盡一致，但也可以歸納出一些基本共識：即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和內(nèi)容可以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來說，可以視為是一個學科領域的劃分，即凡屬社會文化交織領域如風俗習尚、教育、宗教、文化傳播、生活方式、大眾文化、民眾觀念等，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都屬此范圍。狹義來說，可以視為是一種研究視角，即社會生活、大眾文化與觀念的聯(lián)系，及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互動。
　　關于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劉志琴在1988年發(fā)表的《社會史的復興與史學變革》一文中，就提出了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相互補充、相輔相承的研究方法。筆者在1990年《社會文化史：歷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中，提出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主要運用文化學及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更注重社會現(xiàn)象各元素之間的聯(lián)系，它們的相互關系，及其各元素所反映的某種具有共性的、隱藏其后的精神因素。它主要運用分析和比較的方法進行綜合性研究?！痹?992年“社會文化史研討會”上，有學者提出，社會文化史應當“把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結合起來，進行開放性的、有機的研究。”有學者提出，要“注重考察各種社會現(xiàn)象之間的文化聯(lián)系”，有的提出，應當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將一種文化現(xiàn)象放到整體的社會文化結構關系中去研究。此外，還有學者提出，除了運用歷史學、社會學、文化學的研究方法之外，還應當借鑒人類學、傳播學、跨文化比較等學科方法。在2001年“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研討會上，又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提法。如葛兆光提出，應當注意社會和文化諸因素的有機聯(lián)系。趙世瑜提出，社會文化史研究有一個“立場轉(zhuǎn)移”的問題，“實際上是自下而上看歷史，站在大多數(shù)民眾的立場來觀察整個社會，包括制度史、甚至精英思想史，看待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备呦鑴t認為，“把求信和求是結合起來，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要求。既要弄清當時場景下的民眾文化心態(tài)，對它做出客觀的事實描述，還要弄清為什么具有這種文化心態(tài)，給它一定的價值判斷?！?br>　　此外，社會文化史在技術方法層面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民間史料為主，即主要利用非官方的歷史記述材料，如家譜族譜、文集筆記、報刊傳單、戲劇唱本、蒙學讀物、民間善書、神話傳說、民諺俚語、野史小說等，包括實地調(diào)查，即使利用一些官方資料，也主要是從中搜求有關民間的記述，如方志、判案記錄及近代以后的社會調(diào)查報告中的民間情況。這是由社會文化史主要關注民眾這一特點所決定的。
　　由上述關于社會文化史研究方法的種種說法，歸納起來有這樣幾點共識：第一，社會文化史需要綜合運用社會史、文化史及其他多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進行綜合靈活的研究。第二，社會文化史應當注重各種社會和文化因素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和互動關系。第三，社會文化史應當區(qū)分民眾與上層立場的不同，及當事者與研究者立場的差異，排除歷史上及史學家形成的不符合歷史客觀情況的“話語霸權”的影響，同時注意歷史的客觀性與價值性的辨證關系。依筆者之見，社會文化史學科可以定義為：它是一門社會史和文化史相結合的新興交叉學科，是要綜合運用歷史學、社會學、文化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等人文社會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生活、大眾文化與思想觀念相互關系變遷歷史的史學分支學科。
問題與展望
　　社會文化史作為一種新興交叉學科或?qū)W派，從現(xiàn)狀來看，存在著以下幾方面有待解決的問題：
　　第一，這方面的歷史資料數(shù)量龐大，但非常分散、蕪雜，以往也十分缺乏整理，因而需要進行一定的資料整理，以方便研究者利用，盡量減少重復勞動。第二，這一新學科總體上來說還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相當多的研究者尚缺乏運用新視角、新理論、新方法的自覺性和經(jīng)驗積累，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建樹，還需要有既具有鮮明學科特點、又具有較大影響力的高水平研究著作，需要比較集中的學術園地，以促進這一新學科盡快成長。第三，在學科理論方法上，需要形成一些比較規(guī)范的體系，形成一些可以不盡相同，但有一定規(guī)范體系的學派，由此才能支撐起這個新興學科，促使其成熟發(fā)展。
　　展望社會文化史今后的發(fā)展，大致可以預計有以下幾種趨向：
　　第一，社會文化史由于其綜合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優(yōu)勢，給研究者開辟了一片新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具有十分廣闊的開掘和發(fā)展空間，因而必將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其中，會成為史學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的生長點。第二，關于這一學科的理論方法會有進一步的清理和討論，但有可能是幾種觀點并存，如宏觀體系和微觀體系并存，而且研究者們不會太看重學科理論方法的爭論，而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實際的研究工作中，而隨著研究實踐的積累，對理論方法的認識也會不斷深入和精細化。第三，這一學科的發(fā)展，主要還會表現(xiàn)在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現(xiàn)，并在這一發(fā)展過程中，依研究的領域或方法而形成不同的流派。如地方文化史學派、社會生活與觀念互動學派等。這也標志著這一新學科將日益走向豐富和成熟。
　　環(huán)顧世界史學界，我們還欣喜地看到，在其他一些國家的同行當中，也有一些與我們的思路相接近的動向。如西方史學界近些年出現(xiàn)的以“社會與思想互動”為特征的觀念史、語境論等史學方法，以及英國學者彼得·伯克致力于民眾態(tài)度和價值觀念研究的“新文化史”等。他們的研究路向，可以說與我們社會文化史的視角是一致的?？梢?，這種關注社會與觀念的互動、民眾生活與觀念的互動，是各國史學家在致力于史學深入發(fā)展中不約而同選擇的一個重要取徑。所以，我們以后更應當加強與各國史學界的廣泛交流，借鑒其研究成果，吸收適合于研究中國歷史問題的理論和方法，并根據(jù)研究中國歷史的需要，創(chuàng)造出一套適合于理解和分析中國社會文化歷史變遷的理論和方法，形成具有中國學術特色的“社會文化史”，或叫做“社會文化史”的中國學派。 

來源于團結報2010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