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中國人對公元663年沒什么感覺，但是對于日本人來說，那是充滿恐懼的一年；當時，日本第38代天皇——天智天皇剛登基幾年；而在他登基之前，就曾每年派越國守阿倍比羅夫北征蝦夷和肅慎，使齒田、亭代、津輕三郡的蝦夷歸服；同時在渡島的蝦夷的向?qū)?，擊退了來犯的肅慎兵卒。

但是素有雄心的天智天皇并不滿足，他渴望得到朝鮮半島，當時新羅經(jīng)常受到百濟和高句麗的攻打，于是請求大唐出兵，共同“征罰”百濟。在公元660年的時候，百濟在大唐名將蘇定方的鐵蹄下被滅國了，百濟國王和太子都成了俘虜，百濟派遣使臣向倭國求援。

當時的日本，還沒有意識到大唐帝國究竟有多強大，猜測最多也就和他們一樣，就在他在積極籌備的時候，他那年邁的父親不堪重負去世了；公元662年，天智天皇頒布了日本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將大化改新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公元663年，依百濟之請，天智天皇總計派出四萬兩千余人的軍隊和規(guī)模達千艘的船隊遠征。而當時鎮(zhèn)守百濟的是大唐帝國名將劉仁軌，劉仁軌得知日本大軍將至，于是劉仁師、劉仁愿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劉仁軌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濟王子扶余隆率水軍，從熊津江出發(fā)，水陸并進，直趨白江口，準備合軍直搗固周堅城。

劉仁軌水軍率先行至白江口；但很快，日本水軍四百余艘也綿延駛至。寬闊水面上，唐、日兩路水軍對峙。雙方合戰(zhàn)。唐軍四戰(zhàn)皆捷，水陸連勝。雖然唐軍軍船在數(shù)量上占絕對劣勢，但隋唐時期中國的造船技術還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堅，設計精良，日本的兵船與之相較，自然簡陋寒酸。

當時，日本還未從中國偷師學藝，技術方面落后得很，兵將甲胄質(zhì)量又不好，唐軍箭雨之下，往往被射得透心涼。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劉仁軌自然通曉“火燒赤壁”之事，日本當時還不像唐以后那樣精通中華典故、兵書，四百多艘破木船全擠在一起，被唐軍連發(fā)火箭，一時間“煙焰漲天，海水皆赤”。燒死嗆死外加棄船跳水淹死，上千日本兵全都沉到白江口水底。

海上大敗，百濟、日本陸軍也抗不住唐、新聯(lián)軍的進攻，被殺得人仰馬翻。扶余豐脫身而逃，唐軍最終是“獲其寶劍”，這個“百濟王”竟不知所之，人間蒸發(fā)了。周留城內(nèi)拒守的百濟王室扶余忠勝、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勢已去，率城內(nèi)守軍、士女以及未被殺掉的日本兵將，“一時并降”。

當時，而當時的日本人好像還沒形成武士道精神，一系列小矬個子軍將，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聽憑唐軍與新羅軍發(fā)落。最終幾乎全軍覆沒，此戰(zhàn)給天智天皇打擊實在太大了，也讓其企圖在朝鮮半島南部恢復支配地位的希望化為泡影。但之后天智天皇的表現(xiàn)，又讓人不得不由衷的欽佩。

在被唐朝輕松的擊敗后，天智天皇從僥幸逃回來的人中，得知了大唐帝國的繁榮和強大，在痛定思痛之后，決定全面學習大唐帝國；或許我們會說他是一個“小偷”，但對于日本人來說，他卻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天智天皇之前的日本和之后的日本，已經(jīng)完全不能相比了。

當時的日本，以空前的規(guī)模移植大唐帝國的先進文化，促成了日本社會發(fā)展的躍進。從此，日本進入了一個高速發(fā)展的時期，告別了以前“刀耕火種”的原始人生活方式；雖然他打了敗仗，但是若論對日本的貢獻，日本明治天皇也要排在他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