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忘于江湖

——不再寫詩的三種詮釋

白長安

徐志摩因飛機失事而死，年僅36歲，令人頗多惋惜，痛惜天嫉英才。而郁達夫卻在一篇追掉他的文章中說他死得恰好，因為詩人如美人，老了就不值錢了，況且他的這一種死法，和拜倫、雪菜一樣不凡。

是的，一個美女最大的恐懼是容顏老去，暗然失色；同樣的道理，一個詩人最大的恐懼是創(chuàng)造力喪失，再不能寫詩敘懷。近日我的一位文友發(fā)微信給我，說他就籠罩在這樣的恐懼中，整天沉思默想：

倘若我再不能寫詩，還能寫些什么呢？那種被生存與死亡折磨過的哈姆雷特式的大腦，仿佛被一個一個的問號填滿，倍感前路渺茫，不知所終。

朋友，如果我再不能寫詩，我將寫散文，偏信一棵樹上開出幾種花。

雖然拜倫早就高傲地宣言，詩人寫散文是一種墜落，但早已墜落過的我，再墜落幾回又有何妨？大路朝天，各走半邊。散文園地耕耘的人成千上萬，我為什么不能伺弄一些花花草草，揮灑一些蜜意柔情呢？

我可以像老者那樣坐在爐邊舊夢重溫，忘掉一些應該記住的事情，記住一些應該忘掉的事情；我也可以像小女人那樣為自己的青春偶像和小貓小狗嗲聲嗲氣甚至眼淚汪汪。

因為散文是自由揮灑的，我將自由地編造夢囈和胡言亂語夾在生硬的歐化句子之間，讓其亂石鋪街，顯示獨特奇異的風格。我將翻開古代的典籍抄一些奇聞鐵事，裝在書袋里顯示知識淵博，并發(fā)感慨模仿智者風度。大化之下有我在，我心已入大化。

朋友，如果我再不能寫詩，我將去寫文學評論。活在這個紅塵上，免不了批評別人也被別人批評。固然有所謂“君子見幾，達人知命”的名士風度，但玩弄一些青白眼之類的把戲，難道不是另一種更特殊的王勃式的大師嗎？而且還玩出了千年的美名。贊美別人并不容易，但是，批評要擺脫“潑婦罵街”的低層次，更需要才華、需要智慧。

當一個人以犀利的目光剝下我們的面具與畫皮，當一個人以理性的手術(shù)刀切開我們?nèi)怏w里的腫瘤，我們承認我們無比痛楚又無比暢快！對一部作品的肯定和否定，也不是偶爾的心血來潮，它源于內(nèi)在的一切，審美觀念的差異，思想傾向的沖突，還有更難以解釋的趣味上的格格不入。

如同你喜歡蘿卜我喜歡白菜，你好酒我愛茶，你喜下圍棋他喜下象棋而我什么棋也不下。看著你們廝殺得難解難分時就感到無限滑稽，這叫做“騎驢捉尾巴，各有各拿法”。——根深蒂固的人性的不同，迫使一些熟愛文學的人赤膊上陣，對一些作品指手畫腳一番。

沒有人是完美的，每個作家都有各自的局限。浪漫主義嘲笑現(xiàn)實主義的庸俗，現(xiàn)實主義指責浪漫主義的空洞，現(xiàn)代主義拒絕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解構(gòu)，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中確立一些經(jīng)典的“標準與尺度”更是一種夢想，連作家之間的理解也顯得無比珍貴，因為他們在更多的情況下無法溝通、無法交流、無法欣賞：一如托爾斯泰和莎士比亞、海明威與?？思{、魯迅與梁實秋，等等。

最后，還有第三條路可走。如果我再不能寫詩，我將什么也不寫，金盆洗手退隱江湖，偶爾在夢里依稀可見當年的刀光劍影。

記得魯迅在小說集《吶喊》自序中說：“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向前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斗的，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然而，我知道，這無法完成的詩已經(jīng)戕害了我、扭曲了我。我可能變得平靜如死水，也可能變得不近人情；我可能變得寬宏大量，也可能變得尖酸刻薄，我將嘲笑那些繼續(xù)寫詩的人是白癡、被時代拋棄的人。

對著一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的詩，我會居高臨下的，一邊慢悠悠地朝煙灰缸里彈著煙灰一邊說：“寫這些無聊的東西干什么，能當飯吃嗎？有價值嗎？有意義嗎？你能超過但丁、歌德嗎？你能超過普希金惠特曼雪萊嗎？你能寫過屈原陶潛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嗎？”當他低下頭默默無言，我心中便充滿了卑鄙的快感。

即便如此，朋友，我還是想對你說：無論詩無論散文無論評論，我都是用心用血一筆一劃蘸著寫的。

些須做得工夫處，不損心頭一寸天。

作者簡介：白長安，男，陜西吳起人，西部散文學會會員，延安市作協(xié)會員。作品散見于《人民日報》《中國文化報》《陜西日報》《延安日報》及《延安文學》《西部散文選刊》《延河》《長征》《今古傳奇》等報刊400余篇，榮獲2016年度《今古傳奇》全國優(yōu)秀小說家30強,部分文藝作品獲省、市、縣期刊征文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