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人生理想，首先是“達則兼善天下”，但大家不要忘了前面的一句：“窮則獨善其身”，也很重要。

打開鳳凰新聞，查看更多高清圖片

可以講，“達則兼善天下”是中國古代文人們夢寐以求的最高理想，而“窮則獨善其身”則是不得已而為之。

中國古代的文人，開始讀書的時候，無不以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最終目的，無不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為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

年幼時，自然是由長輩們向他們灌輸這一思想；等年齡稍大一點，他們便自覺地以治國為己任，認為憑個人的才能取卿相之位易如反掌，輔佐天子、平一天下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以杜甫為代表的“詩圣”們的理想自然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以陶淵明為代表的一群隱居文人照樣念念不忘“大濟于蒼生”；一生沒有當過官的孟浩然也曾向丞相張九齡遞上一首《臨洞庭湖贈張丞相》，以表達自己“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的艷羨之意；就連迷戀神仙的李白也立志“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

“修齊治平”是幾乎所有的古代文人為自己設計的人生第一步?？墒?，能把這個第一步走好的人，又有多少？

文人們少年時氣盛，不知世道的艱難，幻想以布衣直取卿相；待到仕途初步，才發(fā)現(xiàn)原來四面皆壁。

他們屢起屢蹶，屢蹶屢起，直到焦頭爛額，幸運的士子方謀得一官半職；然而宦海沉浮，危機四伏的仕途生涯又使他們戰(zhàn)戰(zhàn)兢兢，提心吊膽。

與世俯仰、同流合污非良心所安，堅持孔孟之教而又舉步維艱。仕途成功后的幸運文人這才發(fā)現(xiàn)，夢寐以求的宦海，原來也是一片苦海。

以崇儒著稱的杜甫晚年就曾發(fā)出這種不無憤激的呼聲： 儒冠多誤身。

面對這些抱怨，孔老夫子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也會委屈。因為孔子為士人設計的人生道路，除了“出”之外，還有“處”。

孔子在政治上多次失敗之后，就曾發(fā)出這樣的感嘆：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有人說，西方的文人自殺的多，而中國的文人自殺的少，形成這一現(xiàn)象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有莊、禪 ，而西方?jīng)]有，西方文人在精神領域里缺乏一塊像莊子、禪宗這樣的緩沖地帶。

應該說，這種看法絕對是有道理的。不過，不光是莊、禪，其實孔、孟也開辟了這樣一個緩沖地帶，只不過他們的“緩沖思想”被他們積極進取的思想言行所掩蓋了而已。

人生的道路是艱難的，仕途是險惡的。面對這樣一種客觀現(xiàn)實，任何人，特別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在生活中應該多一些伸縮性。如果，只知伸而不知縮，或只知縮而不知伸，注定要在社會中到處碰壁的。

從屈原的一生，就可以得到許多的啟發(fā)，屈原曰：

“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自視甚高，是知識分子的通病，而在屈原那里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在屈原看來，整個社會中，只有他一個人是清醒聰明的，別人都是糊涂愚蠢的；只有他一個人是清白高尚的，別人都是污濁骯臟的。

當一個遍體潔凈無纖塵、且患有潔癖癥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一群臟如泥豬的生物之中時，那種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賈誼的遭遇也與屈原相似，所以司馬遷把他們二人合為一傳。不僅如此，他們二人的才能、志向和心胸也差不多，用蘇東坡的話說，他們都是：

“不善處窮”，是“志大而量小”。

也就是說，他們有才有志而沒有一個宏闊的胸懷。屈原愛哭，賈誼也愛哭，一個動不動就流眼淚的男子漢，充其量可以成為一個多情的詩人，不可能成為一個堅強的政治家。

屈原受到北方文化的影響，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他用莊子思想進行自我安慰的痕跡。而賈誼有點不同，在他最為苦惱的時候，寫了一篇著名的《鵩鳥賦》，借莊子思想來發(fā)泄心中的郁悶。

實際上，蘇東坡本人的遭遇比屈原和賈誼更慘，屈、賈都只是被貶到長沙一帶，而且賈誼還是長沙王太傅，可蘇東坡卻是一貶、再貶、三貶，最后被貶到了海南島。

但蘇東坡一生都能保持一種比較樂觀的生活態(tài)度，這實在是因為他得力于莊子和儒家的獨善思想。

蘇東坡與莊子可以說是異代知音，《宋史·蘇軾列傳》記載：

比冠，博通經(jīng)史，屬文日數(shù)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嘆曰：

“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p>

蘇軾對莊學、佛學皆有極深的研究，尤其對莊子的齊萬物、片面觀運用自如，在他不高興時，總能借莊子的一只眼看世界，總能在無邊的痛苦中找到快樂，哪怕這種快樂只不過猶如寂寞荒涼、茫茫無邊的沙漠中的一根小草，他便視黃沙而不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這根小草上，于是心中就充滿了綠意和希望。

相較之下，屈原苦惱得自殺了，賈誼苦惱沒有自殺，蘇東坡苦惱少而愉快多。所以，他們的心態(tài)好壞是與他們心中莊學的多少相一致的。而莊子思想就是儒家“窮則獨善其身”思想的一個變種。

屈原的生活態(tài)度是寧肯撞南墻也不愿拐彎，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雖九死其猶未悔”。這種執(zhí)著而不知變通的處世態(tài)度可敬并不可取。因為，執(zhí)著得不是地方。

屈原的一生是可敬的，也是可悲的。當然，漁父的生活態(tài)度顯得太靈活了一些，有同流合污之嫌，也不是一種很好的生活原則。

最好的生活態(tài)度，還是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社會把你安排到了公卿的位置上，你就想公卿該想的事，做公卿該做的事；社會把你安排在塾師的位置上，你就想塾師該想的事，做塾師該做的事；社會把你安排到農(nóng)夫的位置上，你就想農(nóng)夫該想的事，做農(nóng)夫該做的事。

一個塾師或一個農(nóng)夫，做好了塾師或農(nóng)夫分內(nèi)的事，也就算是盡了“匹夫”之責。如果身為塾師或農(nóng)夫，卻非要去想公卿的事情，去做公卿的工作，這不僅是在為難自己，也是在為難社會。

屈原和賈誼的不明智之處，就在于他們身為“匹夫”，卻硬要去承擔帝師、丞相的責任，別人拒絕他們承擔，他們就痛苦，就流淚，就投河去了。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對自己有清醒的定位，免得徒增煩惱。

當然，儒家還有許多思想值得我們現(xiàn)代人學習。比如，“為尊者諱”、“無可無不可”等等，都具有極強的伸縮性，是處世的良方。

孔子有一段話，可能對我們年輕人會有所啟發(fā)：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我所好。”

“執(zhí)鞭之士”是指手拿皮鞭在市場上維持秩序的人，在古代，這種人的地位非常低下，被視為賤役。而孔子坦率地承認，如果能夠得到財富，即使執(zhí)鞭之士自己也愿意當；如果不能，就去干一些自己喜歡干的事情。

在孔子那里，沒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成的，除了弒君弒父之外，也沒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所以孟子稱贊他是“圣之時者”。

孟子也說過：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孔子和孟子，都把“修齊治平”作為人生目的，但他們同時又做好了另外的思想準備，并沒有把治理天下看作唯一生活樂趣和生活目的，這就使得他們在政治失敗之后，能夠很快適應新的環(huán)境，不會產(chǎn)生絕望情緒。

儒家的人生理想就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