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襦的說法最早出現(xiàn)在西漢，《漢書?霍光傳》中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shù)百人皆持兵，其門武土陛戟，陳列殿下”的描寫，可見珠襦也是用于生前的裝束，而且是比較正式和奢侈的“盛服”。廣州南越王主墓室曾出土一套由數(shù)以千計的玻璃珠、玻璃貝、金花泡、金素泡、鎦金銅泡、銀泡縫綴起來的珠衣，作為基底的織物已經(jīng)腐朽，但珠子和花泡上大多殘留有絲絹的痕跡。這也許就是與《漢書》中“太后被珠”類似的裝束，很可能基主人也用于生前穿著，死后跟隨一起入葬。

       這種生前穿著的珠橘在考古資料中并不常見，廣州南越王墓或許是一例。而專門用作葬具的珠橘卻時有發(fā)現(xiàn)，除了滇文化墓葬中的珠橘，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上的資料也很典型，四川西北部的茂汶縣牟托鎮(zhèn)的戰(zhàn)國時期石棺葬中，出土了用數(shù)千顆紅色瑪瑙珠、藍色費昂斯管子珠子、綠松石珠、玻璃珠等穿綴起來的珠襦，覆蓋于棺中的木板上面，這些珠子當初也可能是釘縫在織物上的，因為在散落珠子的位置可見絲、毛和麻織物。西漢時期云南、廣西、廣東范圍內(nèi)的南方民族也多有“珠襦”的葬俗，1969年和1972年在廣西西林普馱發(fā)現(xiàn)的以銅棺、銅鼓入葬的漢墓，銅鼓墓用四面相互套合的銅鼓做葬具，隨葬品主要是銅器和玉石瑪瑙器，一部分散布在銅鼓周圍，部分放置在銅鼓之內(nèi)，最內(nèi)層置放用玉管、瑪瑙串珠子、綠松石珠等穿綴成的“珠襦”包裹的尸骨，墓主人可能是漢代句町族“的首領，墓葬是二次葬”。

       與珠橘相關的葬具是玉衣。同樣是《漢書?霍光傳》，“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賜金錢、增家、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藏槨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由于霍光的特殊身份，他死后享有的是“黃腸題湊”這種“乘奧”(皇帝)等級的葬具，穿著有“玉衣”?！逗鬂h書?禮儀志》記載了玉衣的等級，“大喪……黃綿、提繒、金縷玉柙如故事…諸侯王、列侯、始封費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續(xù);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脊刨Y料證實了文獻記載的這種驗葬形式，與等級有關的“金縷”、“銀”、“銅縷”之分的實物資料也基本與文獻相合。西漢劉歆的《西京雜記》也記錄:“漢帝送死皆珠橘玉厘，厘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梓宮內(nèi)，武帝口含蟬玉，身著金縷玉匣。匣上皆鏤為蛟龍彎風魚麟之像，世謂為蛟龍玉匣?！边@種使用玉片串聯(lián)起來的鎧甲式的玉匣、玉柙就是穿在死者身上的玉衣，與覆蓋在棺或死者身上的用珠子穿系起來的珠襦是不同形式的兩種葬具，它們或者可以同時出現(xiàn)，或者分別出現(xiàn)在不同的基葬中。盡管文獻中經(jīng)?！爸殚儆裣弧边B稱，但從現(xiàn)在的考古資料看，玉衣和珠橘同時出現(xiàn)的情況并不常見，中原使用玉衣較多，而西南和南方邊地民族使用珠橘較盛

       漢時盛行的玉器貼身之葬，源于當時迷信玉衣能夠保存尸骨不朽的說法。據(jù)《漢書?楊王孫傳》記載，“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為枯脂”。滇文化的珠橘在內(nèi)涵上很可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而在形式上借用了西亞的傳統(tǒng)，這可能跟古滇國對于中原人而言屬蠻夷而無佩玉等級的傳統(tǒng)有關，也跟當?shù)爻霎a(chǎn)的材質和地方風俗有關。同時不可忽略的是，古滇國是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在西漢以前，它與西方的貿(mào)易活動比同中原的聯(lián)系更多，貿(mào)易交流的同時也帶來了文化的交流，西方葬俗對“珠襦”在形式上的影響比較明顯，滇文化的“珠襦”中有不止一種珠子的形制與西方珠飾有關，除了從印度中亞舶來的珠子和我們在上一節(jié)提到的卷片狀的金珠子，還有一種被西方裝飾品研究專家稱為“ quadruple- -spiral beads＇”的黃金珠飾，在李家山出土的珠糯中也能看見(圖173)。這種所謂“四方纏繞”形制的珠子最早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的蘇美爾和伊朗高原，并在數(shù)千年的時間里在廣泛的地理范圍包括在北方草原和南亞被模仿和復制出來。 Lois Sherr Dubin在《珠子的歷史》中專門談到了這種珠子，他認為這種珠子流傳的時間和地域之廣的現(xiàn)象表明，這種形制具有重要的宗教意義，雖然我們已經(jīng)無法了解當初的意義，在以后的數(shù)千年里，這種珠子又經(jīng)歷了材質的多樣選擇，除了黃金、銀、鉛錫合金，還有玻璃、費昂斯和瑪瑙等。這種現(xiàn)象表明，由種固定符號支撐的美術形式，其形制的變化往往比制作它的技術變化要慢得多。這種現(xiàn)象在古代中國的玉器形制和珠飾中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