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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家事顯赫，是飛將軍李廣的長孫，而他自己也是西漢名將、文學(xué)家。 李陵年輕時便文武雙全，帶兵有方，頗得漢武帝的欣賞，認為他有李廣的風(fēng)范。后來，漢武帝命李陵隨李廣利大軍征戰(zhàn)匈奴。李陵主動請纓，率五千步兵，從居延出發(fā)，向北孤軍深入匈奴腹地。 但怎料，在浚稽山遇單于主力，被三萬多匈奴騎兵包圍，經(jīng)過浴血奮戰(zhàn)，終因寡不敵眾，而投降匈奴。鮮嘗敗績的漢武帝大怒，他生氣的不是李陵戰(zhàn)敗，而是認為李陵應(yīng)該戰(zhàn)死沙場，不是茍且偷生。回去報信的李陵軍的軍侯陳步樂，直接被漢武帝逼的自殺了。 整個朝堂人人激憤，換著花樣罵著李陵，附和著盛怒的漢武帝。他不但在群臣面前為李陵求情，還認為主將李廣利也有責(zé)任，影射漢武帝用人不當(dāng)。 漢武帝大怒之下，將司馬遷壓入大牢，治其大不敬的重罪，要將其斬首。依照漢律，有三種情形可免死罪，一是功勛之后，憑“丹書鐵卷”可免死；二是上交巨額罰款，以罰代死；三是宮刑，絕了后代。司馬遷要想免于死罪，完成巨著，只能選擇第三種方式。 按理說，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并非聽不得逆言之流，為何對司馬遷如此殘暴，趕盡殺絕？司馬遷的地位太特殊了，他當(dāng)時的官職是太史，世人尊其為“太史公”，《史記》的全稱是《太史公記》。 太史相傳在夏朝就已出現(xiàn)，在漢朝時，太史掌管天文、立法、典籍、載錄。記載歷史只是太史工作職責(zé)的一部分，地位極高，與丞相不相之上。但與丞相不同，太史不受皇權(quán)限制，也不是皇帝任命，而是通過世襲。這種獨立于皇權(quán)之外的世家，也保證了史官的公正性。 在先秦時，由于科技發(fā)展受限，史官還掌控巫術(shù)占卜卦象，部落首領(lǐng)和國王認為他們可以參悟天意，所以對其非常尊重。但隨著商鞅變法、秦王掃六合，成為始皇帝，占卜卦象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逐漸被諸子百家的思想所代替。史官的地位就尷尬了，他們既可以制約皇權(quán)，但又實用性不強。 這對于權(quán)力欲望極強的漢武帝，這是難以忍受的。要是司馬遷平時比較聽話還好，但顯然，司馬遷在漢武帝看來實在太清高，難以溝通。 漢武帝出手便是大手筆，他的目的可不是一個小小的太史令。 既然史官是世襲的，那就以絕后患，所以司馬遷被漢武帝“按律當(dāng)斬”，即使是司馬遷選擇宮刑，只有一個女兒的他，想得到官方的世襲認可是不可能了。而從司馬遷開始，在皇權(quán)與史官的對抗中，皇權(quán)一步步取得勝利，士官則逐步淪為“寫書匠”。 司馬遷死后，史官的世襲壟斷制被徹底打破。漢宣帝時，進一步削弱太史職責(zé)，成為九卿之一太常的屬官之一。魏晉時期，太史的職責(zé)一分為二，歷法由太史負責(zé)，寫史的任務(wù)交給了著作郎，僅比縣令高一點。 到了唐代，千古一帝李世民，又開啟了干預(yù)史官的先河。負責(zé)書寫歷史的著作郎，是從五品上的小官。宋代時，專職史官地位進一步降低，比縣令還要低半級。 所以，大部分朝代要為前朝修訂正史時，都需要成立專門的機構(gòu)，由地位較高的文臣牽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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