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隆基《孝經(jīng)·序》原文

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于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笔侵⒄?，德之本歟？

《經(jīng)》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于百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于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于漢，傳之者皆糟粕之余。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圣逾遠，源流益別。

近觀《孝經(jīng)》舊注，蝽駁尤甚。至于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yè)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jīng)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jīng)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jīng)，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于將來。

且夫子談經(jīng)，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shù)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于疏，用廣發(fā)揮。

二、李隆基《孝經(jīng)·序》譯文

我知道在其上古的民俗風氣淳樸而行事簡略，雖因心之不言而行已經(jīng)萌發(fā)，然而天生尊重之道德規(guī)范猶其簡要，涉及到仁義也就有了，親近父母之名聲更加顯著。故之圣人知道不言而行之身教可以教育其人，因此由于嚴格用以教育尊重之道德規(guī)范，因此事親以教育仁愛。于是以先后之序改變誠心盡力之道而顯著，立身揚名之道義明顯?？鬃釉f：“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為在《孝經(jīng)》?！笔且驗橹洳谎远姓?，這不是道德之根本嗎？

《孝經(jīng)》中說：“從前圣明的君王是以不言而行之神道治理天下的，即便是對極卑微的小國的臣屬也不遺棄，更何況是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不這樣做行嗎？”我曾經(jīng)再三反復思考這句名言，佩服從前圣明的君王而踐行先前哲人之道，我雖然沒有用道德引導百姓，或許將近，差一點廣泛喜歡用刑于國內。哎！，孔夫子不在而微言大義也不見，異端邪說起而之大義卻不名正言順。何況“孝”毀滅于秦之焚書，得之者皆燒灰之末端；注釋古典發(fā)端于漢朝，注釋“孝經(jīng)”之文，均是其糟粕之剩余。因為魯史之《春秋》，其效法開啟左氏 、公羊 、 谷梁 、 鄒氏 、 夾氏 五家五傳；猶如《詩經(jīng)》被后世分為《國風》(一)、《雅》(二)、《頌》(三)，并且對《詩》分為四《詩》一樣。去除孔圣人之志孝精神越來越遠，殊不知源與流之區(qū)別就更大了。()

近來觀閱對《孝經(jīng)》過去之注解，與“孝”的本義相背，其錯誤之論說尤為嚴重。至此於蹤跡相尋，源于漢初孔安國對《孝經(jīng)》之著述，言近且上百家，名目其多。從事“孝經(jīng)”著述者自作主張獨立門戶，自成一家，猶其是將“孝”之事親推行到家家戶戶。未入門就希望升夫子之堂者，必擅自開門鑿戶。今注解《孝經(jīng)》者，攀附孔夫子神速之道，必馳騁於懸殊之距而不知無所其從。是以對“孝”其義之小見解所遮蔽，其花言巧語之夸張，遮蔽住了孔子所論“孝”之大道。。并且以注解“孝經(jīng)”之意為其經(jīng)旨；以旨之裁斷，則必然以說理為主。最恰當?shù)膽撌菤w於“孝”之核心一，“孝”的精妙之義，不言之教獨一無二。何不去繁就筒，而擇其要抓其綱？況且著解《孝經(jīng)》則以通暢其經(jīng)旨為其重要。

韋昭、王肅，是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等而下之。

劉炫闡明明孔安國之注本，陸澄譏笶鄭玄“孝經(jīng)”之注釋。

。鄭玄“孝經(jīng)”之注是否在理或恰當，何必責難人？現(xiàn)因特舉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這六家，其注之異同，再綜合《詩經(jīng)》《尚書》《禮記》《周易》《春秋》五經(jīng)之旨意；五經(jīng)言言簡約而且互通，其意思明顯。經(jīng)注雖然分章不同，其理不錯亂而條理一貫。今言以此所注《孝經(jīng)》刻在玉石之上，則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缎⒔?jīng)》一章之中，凡有數(shù)句者；一句之內，其意思既有本句之義，又有本章之義，二者兼之而明確。其作注之本則繁瑣，若簡略之“孝”之大義又不能體現(xiàn)。現(xiàn)存所疏之義，對其“孝”之大義予以充分之發(fā)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