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視作品中，我們經(jīng)常能夠看到探子們的駿馬飛奔而來，嘴里喊著：“八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黃沙滾滾，一騎絕塵，大到王公將相，小到布衣百姓，都趕緊避讓，知道有重要的消息需要傳達，耽誤不得！

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雖身處京城，然而無一不重視著邊疆的情報，畢竟這關(guān)系著國家的穩(wěn)定，在沒有手機通訊設備的古代，他們傳遞文書和重要消息也是有一套嚴格的流程和規(guī)范的。

古代驛站設置

在中國古代，傳遞消息主要依靠的是驛站。

驛站職的是古代傳遞官府公文或者是軍事情報的重要場所，也提供出差官員途中食宿和休息的服務。

驛站分為驛、站、鋪這三部分。

“驛”是安排賓客和官府物質(zhì)傳遞的場所，“站”則是傳遞軍事情報和重要消息的機構(gòu)，主要服務于軍事系統(tǒng)；“鋪”由地方的政府或者長官把控，負責公文、信函和民事情報的傳遞，凡是州縣往來公文，都由遞鋪來傳送。

我國的郵驛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早在商朝時期，沿途就有驛站一類的設置，那個時候稱為“堞”或者是“次”，西周的時候稱為“館”“市”，戰(zhàn)國時期稱為“傳舍”，雖然每個朝代的稱呼不同，但是他們的作用都是相同的。

隨著名稱的改變，驛站的經(jīng)營范圍也在進一步擴大，從最初的傳遞重要情報擴展到了接待出差大臣或者巡視官員的重要場所，而這種雙重職能，從秦朝到清朝，一直延續(xù)著，從未改變。

驛站屬于朝廷組織的非營利性場所，對待重要官員都是免費的，而驛站經(jīng)營的費用和資金一般由朝廷承擔。

八百里加急到底有多快

驛站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重要公文和情報的傳遞，是接力傳遞的方式。

在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中這樣記載：

“遞鋪舊法三等，曰急腳，曰馬遞，曰步遞，并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鋪。今總謂之省鋪。”

遞鋪三個等級代表著三種郵驛方式，“步遞”最慢，一般為晝夜兼程日行兩百里，“馬遞”要高一個檔次，日行三百里，“急腳”最快，以駿馬飛馳為主要的傳遞方式，可日行四百里。

除此之外，還有皇帝詔命加持的“金字牌”可以日行五百里。所以，八百里加急即使快得不能再快，也要兩天時間。

在《續(xù)資治通鑒長篇 》卷五十一中，記載：

“詔邊臣日具契丹事宜飛驛 以聞 ，三日遣指使使臣入奏 ?！?/strong>

這里的“飛驛”指的就是有專使傳遞的重要軍情，在遞鋪之間可以免除手續(xù)的交割，以免耽誤重要消息。

各朝各代法律中都有明文規(guī)定，稍有差池，就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比如在唐朝，有重要軍事情報的時候，即使傳遞情報的驛卒身份低下，驛站的長官和工作人員都不敢馬虎。不管是刮風下雨，烈日炎夏，到了一個驛站必須更換馬匹，如果不更換則需要“杖八十”。

同時，在驛站的停留時間也有嚴格的規(guī)定，凡文書在路途中耽擱了行程，晚到一天杖八十，兩天累計，最重的可以判兩年的刑罰，如果是重要軍情，罪加三等；

另外，如果因為軍事文書延誤而遭遇到戰(zhàn)事上的失敗，則處以絞刑，可見其嚴重程度。

《唐國史補》中，就有一位負責簽發(fā)公文的員外郎，本應該向河北、嶺南兩處發(fā)文，因為疏忽大意，只發(fā)了嶺南，河北沒有收到文書，事發(fā)之后，這位官員被免職處分。

不僅如此，驛長需要按照慣例每一年向朝廷申報驛站馬匹的死損肥瘠，驛站的接待數(shù)量和經(jīng)費支出等賬目，馬虎不得。

驛站的管理措施

古代的驛站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套系統(tǒng)的管理政策。

根據(jù)《大唐六典》中的記載，最盛時全國一共有1639個驛站，專門從事驛務的公務人員達到二萬多人，其中驛兵一萬七千人。

同時還分為陸驛、水驛、水路兼并三種，各驛站之間都設有驛馬、驛驢、驛船和驛田。

由于驛站的特殊性質(zhì)，朝廷派遣軍事部門來主管驛站的事務，比如兩漢時期管理驛站的法曹，到了唐代改由中書省負責。

由于古代時期，馬匹是主要的交通運輸工具，所以在對馬匹的管理上，都有相對嚴格的固定，比如唐朝，只有官階在一定地位的人才可以使用驛站的馬匹，在數(shù)量上也要根據(jù)大臣們的官階來設定。

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十六中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

“詔王欽若入朝, 王欽若說，無馳驛之文，但依程即路?！?/p>

文中的“馳驛”，指的是駕馬前行，一般情況下，只有在公文緊急或者是軍情緊急的情況下，才允許駕乘驛馬。

在宋朝時期，要使用戰(zhàn)馬，必須要有官府的相關(guān)憑證，稱為“頭子”或者是“符券”，是一張紙券，后來改為銀牌，但是因為銀牌容易丟失且造價成本較高，所以又改回“頭子”，比較類似于現(xiàn)在的證明。

宋天禧四年（1020）八月，真宗召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入朝，每天要行走60多里，且沒有驛站的馬匹供給，所以，有的官員雖然可以在地方休息，但是也需要遵守一定的規(guī)則，自備馬匹。

歷朝歷代對于驛站管理最為嚴格是明清時期。

隨著管制集權(quán)的進一步加強，行政部門錯綜復雜，對于驛站的管理非常嚴格，在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應合給驛條例》中記載，他規(guī)定“擅自乘驛傳船馬”，違反條例的官員需要受到一定的責罰；

在萬歷年間，張居正宰相在改革中也提出了針對驛站的措施。

非公務人員不得侵擾驛站，來往經(jīng)過的官員也只能夠按照國家的規(guī)定享受一定的服務，同時還規(guī)定非公務離任或請事假等旅途費用，需要自費，不得動用驛站的交通工具等，這幾項措施對于驛站的管理更為規(guī)范和嚴格。

參考文獻：

1，《續(xù)資治通鑒長編》

2，《大唐六典》

3，《應合給驛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