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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塑記憶與認同：《更路簿》的保護與傳承

哈布瓦赫在有關集體記憶的論述中曾經指出，群體的記憶是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并且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自身，但是個體只有通過把自己置身于群體的位置才能夠得以回憶。也就是說，個體記憶有賴于集體記憶，缺少集體記憶框架的支撐，個體記憶會很快在時間的迷霧中散失。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更路簿》是海南漁民世代相傳的一種生活實踐，是漁民在與海洋互動過程中以及應對歷史變遷過程中集體創(chuàng)造的產物，是屬于漁民的集體記憶，同時也 是漁民賴以建立與祖先和南海的連續(xù)感和認同感的歷史記憶，所以《更路簿》的傳承根本上就是漁民集體記憶的代際傳遞。也因此，在《更路簿》的保護與傳承工作中，我們應該重點關注作為集體記憶的《更路簿》該如何傳承，如何去修復和彌合已經存在的集體記憶斷裂問題，以及如何重塑漁民群體對于歷史、傳統(tǒng)以及海洋的集體認同。 具體到操作層面上，筆者以為應該重視以下三個方面。

3.1  轉變主體與自覺傳承 

現代遺產運動根本上就是以國家為主體承擔遺產保護與傳承責任的實踐。 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規(guī)定中，明確指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工作原則是 “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明確職責、形成合力；長遠規(guī)劃、分步實施，點面結合、講求實效” ，這里的“政府主導” 是對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誰是主體以及誰發(fā)揮主導作用的定位。在政府為主體的遺產實踐過程中，政府通常會在遺產原生主體之外建構一套權威的知識體系來重新確認遺產的價值與意義，如此一來的結果必然是強化政府主體在遺產表述及保護工作中的話語權，與此同時，作為遺產原生主體的地方社區(qū)和遺產持有者群體在這場遺產運動戰(zhàn)中的地位則會被進一步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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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從靜態(tài)展示到活態(tài)傳承

非物質文化遺產很多時候表現為一種歷史記憶，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族群歷史記憶的代際傳承。 然而，當前我們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過于關注其制度和形式，忽略了歷史記憶的動態(tài)傳承。 另外，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強調的“ 活態(tài)文化” 保護的概念在現實生活中并沒有深入人心，因此民俗文化和傳統(tǒng)更多只是被當做“物” 來加以保護。 在實際的遺產保護中，現代博物館式的搜集整理陳列展示活動成了主流，現代化的公共文化空間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主要依托。 魏愛棠認為，真正的“原生態(tài)” 遺產保護不應是“活化石” 式的保護，也不應是“博物館式”的保護，而應把遺產當做其原生主體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表達，在尊重遺產多種“ 真實性” 樣態(tài)的基礎上，以遺產原生主體為焦點，透過一個遺產研究、保護與展示的實踐過程，去培育被忽略的遺產原生主體的尊嚴與認知，去彌合遺產原生主體記憶社區(qū)的裂痕，并建構一個適合于多元“真實性” 表述的遺產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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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建記憶社區(qū)與遺產認同

集體記憶的維持和再現通常需要依靠一個群體內部的關系網絡，通過這個關系網絡，我們不僅可以回憶過去，還可以反思和重構集體記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化群體認同。 人類學家卡特爾( M．G．Cattell) 和克里莫(J． J． Climo） 將這個匯聚了豐富互動記憶的群體關系網絡稱之為“ 記憶社區(qū)” （memory community）。 在卡特爾和克里莫看來，“記憶社區(qū)”是一個客觀的群體存在，也是一個充滿深刻情感認同體驗的人群互動網絡，群體成員共享的集體記憶和共同經驗的生活實踐構成“記憶社區(qū)” 情感認同的強大紐帶。 透過“共同的實踐” 與“ 共同的記憶” ，群體成員得以與過去和彼此重新建立聯系，從而使個體認同在不斷建構集體記憶的過程中轉化為群體認同。 不同于以往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踐對個體、技藝保護等的關注，“記憶社區(qū)” 強調的是一種人類學的整體性視角。 這種整體性視角不僅體現在“記憶社區(qū)” 重視共時結構中遺產認同多元表述之間的關系，也體現在“記憶社區(qū)” 關注文化變遷的歷史脈絡，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視為群體成員在其所處社會歷史情境中實現集體記憶再生產的過程。 “ 記憶社區(qū)”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操作概念，它強調將保護的焦點放在遺產持有者群體認同的彌合上，以遺產持有者群體整體性網絡建設取代個別性的傳承人保護，以保護作為現在生活方式的遺產概念來取代保護作為過去遺留物的遺產概念，以為未來重建“記憶社區(qū)” 來取代為現在搶救傳統(tǒng)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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