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國學，在今天已經(jīng)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按傳統(tǒng)的分法，國學的經(jīng)典可分作四大門類，即所謂“經(jīng)史子集”。經(jīng)是指古代社會中的政教、綱常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教條，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四書五經(jīng)就是典型的經(jīng)。史自然是史學著作，比如《史記》《漢書》一類的書。子是春秋戰(zhàn)國以來諸子百家的學問，比如《墨子》《莊子》等等，也包括宗教學說著作。集是文學作品集，主要是古代的詩文辭賦，比如《全唐詩》?？v向來看，國學的范圍也很廣，從先秦諸子，到兩漢經(jīng)學，到宋明理學，都有涉及，對常人而言，要想比較系統(tǒng)的掌握國學的體系，非常困難。

今天筆者分為三個重點帶領大家從史學演變的角度來看國學的百年演變及其內(nèi)涵：

第一個重點是，國學的初期發(fā)展，包括孔子和先秦諸子以及秦始皇對思想的打壓。

第二個重點是，國學的中期變動，包括兩漢時期的爭論、魏晉的清談以及隋唐的經(jīng)學著述。

第三個重點是，國學的晚期成熟，包括宋明理學和清代的考據(jù)學以及晚清民國的思想。

一、國學的初期發(fā)展，包括孔子和先秦諸子以及秦始皇對思想的打壓。

孔子是中國學術中最大的權威，而他的權威，就是從他生前刪定和整理的六經(jīng)中體現(xiàn)出來。即《詩經(jīng)》《尚書》《儀禮》《樂經(jīng)》《周易》《春秋》，六經(jīng)的作用各不相同?！对娊?jīng)》記載的是當時的詩歌，有官方詩歌也有民歌，孔子認為詩歌“溫柔敦厚”，可以作為文學書和道德教育書來讀?！渡袝分饕枪糯恼暮蜎Q策，孔子把它作為政治書來看待，讓弟子們研究《尚書》以加強實際的執(zhí)政能力?！吨芤住肥侨航?jīng)之首，孔子認為學習這本書可以讓人“潔靜精微”，也就是像僧侶一樣平靜自省，洞察世事，這是哲學書?！稑方?jīng)》記載的是“詩之音節(jié)制度物數(shù)”，是和《詩經(jīng)》配合起來讀的，它不僅是音樂書，也有熏陶品格的作用?！秲x禮》則能夠讓人“恭儉莊敬”，成為禮樂藝術的有力實踐者?！洞呵铩穭t是歷史書，孔子用它進行歷史教育，并諷喻現(xiàn)實。這六經(jīng)，除了《樂經(jīng)》在后來亡佚以外，其他五經(jīng)都保存了下來，并成為儒家的重要經(jīng)典。

在孔子活躍的時代，還有諸子百家的各類鮮活思想。在周代，君和師是一體的，國家把持著教育機構和文化傳播的路徑，天子本人就是最權威的學者，而先秦諸子的產(chǎn)生，是和周朝中央王權的衰落密切相關的?！蹲筠D·昭公十七年》中，孔夫子就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本褪钦f自從周王室東遷以來，官學就衰落下去，私學興起了。這個私學，就是諸子百家之學，于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先秦諸子的學術討論重點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開始是孔子和墨子等人活躍的時代。這一時期的討論重點是“禮”，也就是沒落貴族階級如何“克己復禮”，以恢復他們的權力正當性來源。之后的討論重點主要是代表平民的“士”階層和舊貴族階層之間，應當如何分配權力與資源。最后的重點是“治”，即輔佐國家變法征戰(zhàn)，以實現(xiàn)霸業(yè)。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韓非。

也可以從階層分化的角度來看先秦諸子，這樣可以分作兩類，一個是“儒者”，即有貴族化傾向的思想家。另一個是“墨者”，即有平民化傾向的思想家，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而道家講無為而治，墨家，法家這種講嚴刑峻法的，實際上源出于儒家，像韓非就是荀子的弟子。但是，這樣的分法，也并不能完全概括諸子百家的豐富性，因為還有一些偏重技術性的思想家，如兵家，農(nóng)家，縱橫家，陰陽家。或許應該在儒家和墨家之外，再加一個雜家。

“竹帛煙銷帝業(yè)虛，關河空鎖祖龍居?！碧迫苏马僭缇驮凇斗贂印芬辉娎飳η厥蓟实奈幕咦龀隽松羁痰呐小Ｇ厥蓟释ㄟ^法家改革，加強了秦國的實力并成功統(tǒng)一了六國，因此，法家思想就成為了秦帝國的指導思想。法家思想的文化方針是獨裁專制的，其基本目標是“使天下無異議”，法家認為只要大家不敢講話了，天下大治的局面就達到了。此外，一些令人討厭的儒家學者也激怒了秦始皇。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陽宮舉行的酒宴上，儒者淳于越跳出來批評秦始皇，說他“事不師古”，也就是不懂得吸取歷史經(jīng)驗，居然不分封子弟，這樣天下會亂的。丞相李斯建議說，儒者“道古以害今”，老是借古諷今，影響政治穩(wěn)定。秦始皇表示同意，就命令把天下的諸子百家著作全給集中起來燒了，“敢偶語詩書者棄市”，誰敢談論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的學問，要遭到嚴懲。這是焚書。

焚書令之后一年，又有坑儒一案發(fā)生。始皇帝三十五年，有兩個儒生被派去替秦始皇采長生不老藥，他們覺得秦始皇貪求權勢，采長生不老藥根本不靠譜，就譏諷了秦始皇一頓，逃走了。秦始皇氣急敗壞，部署了大規(guī)模的殲滅儒生運動，但其實雷聲大雨點小，只坑殺了咸陽的四百六十個儒生，至于其他地方的儒生，并沒有再作處理。因此，有人說秦始皇坑殺天下儒生，這個說法也不一定全對。也有人說，坑殺的其實不是儒生，而是替秦始皇采藥的方士，因為這些方士一直工作不力，惹怒了秦始皇。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政策固然殘暴，但其實并沒能完全斷絕儒學的血統(tǒng)。西漢初年，漢朝政府下詔求書，那些老儒生又站了出來，把他們的秘藏書籍獻給政府，或者憑記憶復述書中的段落，就這樣，兩漢輝煌燦爛的學術局面即將到來。

二、國學的中期變動，包括兩漢時期的爭論、魏晉的清談以及隋唐的經(jīng)學著述。

兩漢的學術爭論，主要是經(jīng)學上的今古文之爭。經(jīng)學分為幾個不同的流派，可以是三分法，即西漢今文學，東漢古文學，宋學。這里是今文學和古文學的斗爭。

今文指的是漢代的隸書寫成的新經(jīng)，而古文指的是小篆寫成的先秦舊經(jīng)。西漢政府為了推行儒家經(jīng)典，便將舊經(jīng)用隸書重抄，以便大家學習。在東漢時期，有一些經(jīng)學大師開創(chuàng)了古文經(jīng)學，與今文分道揚鑣了。

今文學是以孔子為政治家，比較功利，也比較脫離現(xiàn)實，喜歡發(fā)表一些狂妄的議論。古文學則是把孔子當成歷史學家，把六經(jīng)當成古代史料，就是鉆書堆，搞考據(jù)，雖然文字功底很扎實，但會有些繁瑣。

今古之爭，從西漢開始，一直持續(xù)到東漢結束。在范圍上，除了《論語》和《孝經(jīng)》基本上沒有起爭端以外，在別的儒家經(jīng)典上都有激烈的辯駁，甚至會出人命，漢武帝就曾經(jīng)因為討厭群臣爭論學術觀點，而殺了兩個大臣，這兩個家伙“以爭儒見殺”。

東漢中晚期，大思想家王充寫了《論衡》一書，此書書名的意思是“對當今主流思想的評價”，實際上是反對當時的傳統(tǒng)思想。首先，它批評唯心主義的儒家學說，認為天人感應論、圣人先知之類的儒家教條，純屬騙子學說，難以自洽。天人感應論是西漢董仲舒提出的儒家學說，大致含義是偏向神秘主義的，比如，皇帝只要修德自省，只要誠心地祭天，上天就會風調雨順，古代的皇帝就靠這一套來自欺欺人。王充能夠揭示這種東西的騙人本質，是需要很大勇氣的。此外，它反對陳腐的章句之學，要求儒者多投身現(xiàn)實。

東漢晚期政局較亂，儒生們壯游天下，各有名士風度，清談之風由此開啟。魏國的何晏、王弼是當時的清談大師，爾后有西晉的王衍、樂廣等人，接續(xù)清談的潮流。在東晉遷居江左以后，此風仍然盛行，直到隋朝才基本斷絕。

清談的學者們主要講的是老莊學說，罷黜儒家，他們談論的話題也非常玄妙高遠，當時的人喜歡爭論“無累”“無名”“無物”一類的辯論題目，經(jīng)常能夠就這些極度玄乎的話題，談論好久都不休息，同時也有大量的著作問世，以便進行學術討論。此外，名士們也非常注意個人風度，像當時的宰相王衍，在他清談的時候，一手握著玉拂塵，他的手白皙修長，以至于人家分不清哪里是手，哪里是白玉。這樣的清談風度，的確是非常迷人的。

不過，這些清談的話題雖然高妙，卻是不務正業(yè)的。它對于現(xiàn)實政治毫無益處可言。偏偏喜歡清談的又基本上是高官，這就讓西晉的政治陷入極度腐敗當中，正是這個玉人一樣的王衍，對帶兵打仗一竅不通，面對敵人毫無辦法，西晉王朝就葬送在他的手里。

隋唐的經(jīng)學著述標志著經(jīng)學逐漸走向完備和精致。隋唐是繼承了南朝學派的血統(tǒng)，仍然是將道家和儒家的思想繼承了過來。唐代學問家孔穎達對五經(jīng)做了一番注疏，被唐代統(tǒng)治者采用，成為科舉考試的正式參考書。唐中期以后，五經(jīng)成了九經(jīng)，最終達到十二經(jīng)，添加了《爾雅》《論語》和《孝經(jīng)》一類的書。

這些經(jīng)文有高下之分，比如《禮記》《左傳》就是大經(jīng)?！对娊?jīng)》《周禮》是中經(jīng)?！吨芤住贰渡袝窞樾〗?jīng)。當然這個不是按經(jīng)文的重要性分類，而是按字數(shù)多少分類，尚書這種短的經(jīng)典，就是小經(jīng)。此外，這些經(jīng)典都已經(jīng)有了完備的注疏，這意味著對經(jīng)典的解讀達到了新的層次。比如，《論語》是魏人何晏所注，《周禮》是東漢人鄭玄所注，唐代統(tǒng)治者根據(jù)需要，選擇了不同的注疏版本。這讓注經(jīng)之學在當時大為盛行。

三、國學的晚期成熟，包括宋明理學和清代的考據(jù)學以及晚清民國的思想。

國學在提倡文治的宋代逐漸發(fā)展到了高峰，這一高峰上的明珠，就是著名的宋明理學。理學是將儒道佛三家結合起來的哲學思想體系，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理學的基礎已經(jīng)和孔子的儒學不一樣了，它建立了一種獨特的宇宙本體論，再由這種本體論推到實踐論的范疇，即“人生正道”，告誡大家應該怎么做，才符合作為宇宙本體的“理”。不同的理學家對理的本質認識有差異，周敦頤就認為宇宙本體源于陰陽，張載則認為本質是“氣”。但不管理的本質是什么，由天理到人心再到道德這一套完備而精密的理論體系，是極為重要的思想成就。

統(tǒng)治者們很快就發(fā)現(xiàn)理學可以利用，因為理學涉及現(xiàn)實的政治和道德問題，號召大家遵從“理”的教導，實際上也就是控制了社會的道德導向。程朱理學在這一時期產(chǎn)生了。程朱理學是由程頤、程顥開創(chuàng)，并由朱熹繼承發(fā)展的，它強調外部的“天理”，是客觀唯心的。人為了避免偏離天理，就必須收斂私欲，存天理滅人欲，就是從這里來的。

南宋學者陸九淵對朱熹的觀點并不認可。他更強調人的本心的作用，要求“致良知”，即人心本善，每個人心中都有良知，只不過是被私欲遮蔽了罷了，只要開發(fā)出良知的潛力，那么就可以戰(zhàn)無不勝。一切學問修養(yǎng)，無非就是為善去惡罷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事。這種觀點后來被明代的大思想家王守仁加以繼承發(fā)展，世稱陸王心學。這就是理學的兩大派系。

清代的學術，發(fā)展變化比較大。經(jīng)學原本是統(tǒng)治理論，歷朝歷代都有人研究并借此指導現(xiàn)實政治，但到了清代，由于政治思想管束收緊，以及清朝統(tǒng)治者大興文字獄，學者們紛紛轉入考據(jù)派，以大量的古代典籍和文字學方面的知識來研究經(jīng)書。清代的考據(jù)學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的。

王國維說過，乾嘉之學精?？紦?jù)學大盛于乾隆、嘉慶年間。這一學派有兩個分支，蘇州學派和徽州學派，即所謂“吳派”和“皖派”。蘇州學派的代表人士是江藩，他們提倡漢學，以漢儒為師，主要搜集古代的史料和傳統(tǒng)加以考證。徽州學派的代表人士是戴震，他們的哲學意味更濃，更注重文字學和音韻學。其中，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就有《說文解字注》一書，為我們留下了文字學上的寶貴成果。

由此，這種重證據(jù)、重實用的實證主義學術方法，自然而然地產(chǎn)生了經(jīng)世致用的學術思潮。顧炎武和黃宗羲是經(jīng)世致用的祖師爺，黃宗羲寫了《明夷待訪錄》，這是一本經(jīng)世致用的實用性書籍。該書涉及范圍廣泛，有兵法、農(nóng)業(yè)、水利、錢谷，無所不通。顧炎武也是從小就關心時事，寫有《天下郡國利病書》，這本地理通志著作背后，是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宏偉愿望。

嘉慶以后，學者們愈發(fā)轉向現(xiàn)實，龔自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考據(jù)學漸漸為新學所取代，西方學問的加入，無疑為中國傳統(tǒng)學術帶來了挑戰(zhàn)，但同時也是機遇。

民國時期，出現(xiàn)了舊學與新學并行的局面。這一時期，講舊學的主要有胡適、梁啟超，還有研究甲骨文的考據(jù)派，也有把東西哲學綜合起來的梁漱溟。講新學的，有西方現(xiàn)代自然科學，有介紹翻譯外國著作的。民國最重要的文化標志是新文化運動，這一運動從提倡新文學下手，是把文學革命當作旗幟，逐漸擴展到社會生活和政治領域去，要求在社會上改進思想道德，在政治上推行民主。

但是，這一運動在后來有所變味，某些青年借著新文化運動的旗號，放縱生活腐敗墮落。而原本的文學青年也逐漸打入政治領域，由于缺乏實際的政治經(jīng)驗，因此反而幫了倒忙。

中國的學術浪潮也就被政治裹挾進來，成為了那個時代的一個特色。但如果我們回過頭去看，從孔子的克己復禮，到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再到為統(tǒng)治者所用的理學，有哪一種學術是和政治完全不沾邊的呢？實際上，中國傳統(tǒng)的學問，是與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相輔相成、互為表里的。

四、總結

第一個要點是，國學的初期發(fā)展，包括孔子和先秦諸子以及秦始皇對思想的打壓。孔子刪定并整理了六經(jīng)，六經(jīng)即《詩經(jīng)》《尚書》《儀禮》《樂經(jīng)》《周易》《春秋》，它們是儒家最重要的經(jīng)典。先秦諸子包括儒者和墨者。儒者是有貴族化傾向的思想家。墨者代表關注民生的平民思想家。在秦實現(xiàn)統(tǒng)一以后，秦始皇根據(jù)法家的文化政策，執(zhí)行了焚書坑儒計劃，對文化造成了沉重打擊。

第二個要點是，國學的中期變動，包括兩漢時期的爭論、魏晉的清談以及隋唐的經(jīng)學著述。兩漢的學術爭論，主要是經(jīng)學上的今古文之爭，即西漢今文學和東漢古文學之爭。范圍很廣，甚至有人因此被殺。魏晉清談則是源于東漢天下大亂，學者們多遷移各地，就有了清談之風。但是，這種脫離現(xiàn)實的哲學討論，最終讓西晉付出了亡國的代價。進入隋唐以后，經(jīng)學逐漸趨于嚴密和完備，對經(jīng)典的解讀達到了新的層次。

第三個要點是，國學的晚期成熟，包括宋明理學和清代的考據(jù)學以及晚清民國的思想。理學建立了一種獨特的宇宙本體論，再由這種本體論推到實踐論的范疇。理學分為兩大流派，即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清代的考據(jù)學是被文字獄逼出來的，它包括蘇州學派和徽州學派，重證據(jù)，講技術，不輕易下結論，由此產(chǎn)生了經(jīng)世致用的思潮。進入民國以后，新舊學同時并行，新文化運動強調科學和民主，在文化上又開一代新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