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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為近年來文學作品的語言發(fā)生了哪些顯著的變化？ 臧棣：近十年來，文學語言發(fā)生的最顯著的變化是，語體的同一性出現(xiàn)了大量的裂痕、折痕、褶皺、縫隙。和80年代相比，文學語言在語體上呈現(xiàn)出來的確定性不復存在了。簡單地說，文學語言顯露出一種充滿矛盾的多樣性。雖然，多樣性不一定意味著豐富，但它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文學語言自身的活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學語言的個性化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拓展，甚至語言的個人標記也開始出現(xiàn)了。當然，這樣的語言狀況也會令人感到困惑。比如，在對文學作品的閱讀過程中，人們會感到文學語言的典范性越來越難以把握了，文學語言似乎喪失了整合、塑造民族語言的社會功能。好的文學作品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多，而衡量文學語言的尺度卻顯得游移不定。從寫作的角度看，我以為還有更深層的文學原因。在過去，中國作家使用的文學語言大致可以說一種習得語言，也就是說，他們的語言技能是從對經(jīng)典作品的閱讀和模仿中獲得的，達到運用自如之后，他們很少再會對它做新的嘗試。至多，只是從風格的層面來添加一些個性。但80年代中期以來，文學寫作在中國發(fā)生很大的變化。一些作家開始有意識地疏遠語言的習得性，文體的慣性，并將他們的語言放置在一種寫作的開放性之中。換句話說，在他們寫作的時候，語言不再是既成的，而是處在一種自身不斷游移、沖撞的變異狀態(tài)里。這種不確定反映了中國作家在對待文學語言上的成熟心態(tài)，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作家與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的加強。 2． 年來文學語言變化的正面現(xiàn)象和負面問題。（最好能例舉出具體作家和作品） 臧棣：此外，從語言的活力的角度看，我以為余華，莫言，葉兆言的文學語言很有代表性。其實，更年輕的作家，比如長篇小說《斯巴達》的作者康赫也相當有闖勁。李師江的小說語言顯露的特色也非常不錯。知名的作家中，格非，李洱，韓東，畢飛宇，朱文，李銳等人的敘事語言，在我看來，都取得了相當?shù)某删?。而從語言的靈敏和活潑的角度看，曹文軒的小說語言可以說相當引人入勝。另一方面，由于文學市場的出現(xiàn)，寫作的機會比以前大大增多了。作家的習徒期也大大縮短了。從儀式的意義上講，文學作品的發(fā)表在近十年中已失去了以往的嚴肅性。發(fā)表作品不再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比如，在過去，只是習作的東西在今天卻冠之以“作品”發(fā)表了。這種狀況實際上加劇文學語言在評判標準上的混亂，雖然并不像有的人想象得那樣，它降低了文學語言的水準。 3． 言學角度來說，常有許多讀者感到困惑：包括名家作品在內的許多文學作品的語言，多處出現(xiàn)語法和修辭方面的錯誤，也就是說，作家的語文基礎知識并未過關。作家輕易邁入文壇“門檻”，除了市場經(jīng)濟機制的作用，是否也反映了報刊、出版社編輯人員的業(yè)務水平和責任心問題？ 臧棣：在此問題上，我覺得語言學的標準不適合衡量文學語言的成就。它可以是一個批評角度，也可以指出作家作品的語法缺陷，但假如僅僅依靠它，還不足以評判語言的成就。我舉幾個例子。上個世紀初期，馬克吐溫的小說語言，在很多具有良好的語言學修養(yǎng)的美國批評家看來，語質粗糙，病句連篇。德萊塞，在他們看來，也一樣。屠格涅夫的文學語言被認為是俄羅斯文學的代表吧，可他旅居法國時，福樓拜認為他的句子也是很成問題的。語言學有它自己的獨特的使命，但它的標準常常不適合小說。太嚴格的話，就沒有文學了。這就好比在一個醫(yī)生眼里，我們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毛病。好的寫作者，都是酷愛學習語言的，所以不必擔心他們的語文基礎問題。而對缺少天賦的作者，我們怎么談論語文基礎，也是對牛彈琴。 4，您認為如何解決不良文學語言誤人子弟、污染社會文化的問題？在當今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純潔祖國的語言文字”這一口號是否仍具意義和可能性？ 臧棣：從文學的角度，我覺得對提倡諸如“純潔祖國的語言文字”這樣的說法要慎重。因為它很容易蛻變成一種社會壓抑。從人類和語言的關系角度看，語言是無法純潔的。所以，它最多只能作為一種文學理想來倡導。另外，好的文學，其實在它的內部都包含著某種清潔的作用。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被獎勵得太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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