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學是在濃郁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中展開的，從詠史、懷古詩的大量出現(xiàn)，再到時間、生命乃至功名意識的加強等，無一不存有社會歷史的印記，加之受當時的文化風氣的影響，初唐詩人在創(chuàng)作時極具時代特色，這不僅體現(xiàn)在詩歌題材、聲律、辭采方面，而且在用《世說新語》典故方面也有著不一樣的風格特征。

縱觀整個初唐時期，詩人使用《世說新語》典故有著哪些深刻的因素，本文將對此進行簡單分析。

一、社會歷史原因

初唐時期，國力逐漸復蘇，帝王思想較為開放，這一時期對隋朝的科舉制度有了進一步的繼承和完善，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權(quán)的進一步強化與門閥貴族世襲的不良風氣，但仍然存在門第觀念。

初唐時期的科舉制度為想要入仕為官的文人擴展了追求功名、實現(xiàn)理想的途徑，增強了入仕信心，激發(fā)了他們建功立事、立身揚名的熱情。但由于朝廷建立之初期的社會制度還不完善，使得殘存的門第觀念限制了一部分士人入仕晉升的機會，如初唐四杰，他們始終名大而官小，仕途坎坷，起起落落，但卻又不甘心隱居遁世，胸中的不平之氣油然而生，以致于他們的部分詩歌流露著悲慨哀痛之情。

這也正是他們偏愛使用《世說新語》中'竹林七賢'、'玉山傾頹'、'習家池'等典故的原因。也可以說，在當時這些名士因社會形勢所迫，空負才華，卻郁郁不得志。為了逃避現(xiàn)實，他們借酒消愁，以詩詠志，以此來抒發(fā)胸中的不快和對當時社會的不滿。這些正是初唐詩人對魏晉風度的贊揚與傳承，駱賓王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唐初，掀起了'修史'大潮，據(jù)《唐會要》記載，從高祖開始，大約百年的時間，有 67 人之多參與修史工作，其中還不包括參與修史的帝王與后妃。可見初唐對修史極為重視，尤其唐太宗對歷史的重視與興趣可以說是前無古人。

帝王對歷史的重視，增強了初唐詩人的歷史意識，這種歷史意識侵染著整個初唐時期的文學，表現(xiàn)在詩歌中則是'援史為例'，將歷史化作現(xiàn)實的隱喻以此來強化自己對政治的認識和對仕途的渴求，往往帶有前瞻性。

帝王強調(diào)修史，士人、文人則重視讀史、論史，在此過程中必然會掌握大量的名人軼事及其言談風尚，這些也是典源之所在，文人在創(chuàng)作時會有意無意的將它們運用到詩作當中，詠史、懷古類題材的詩歌多用此類典故。詩人將詠史、懷古與個體生命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或是詠嘆身世，或是抒寫抱負，亦或是感慨遭遇。

如盧照鄰的《詠史四首》，分別吟詠了四位漢代的著名歷史人物：季布、郭林宗、鄭泰、朱云，他們絕非等閑之輩，都是正氣凜然永葆生氣之人，故而盧照鄰有詩句曰：'凜凜千載下，穆然懷清風'，借用《世說新語˙品藻》中的語典，既吟詠歷史，又抒寫懷抱。

歷代文人皆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儀容、風度尚佳之人有贊揚傾慕之意，初唐也不乏這樣的詩人，他們對像樂廣那般風神朗澈之人、許詢那般善談玄理之人等贊嘆不已，因而在酬唱贈答詩、惜別送別詩中頻頻使用'披云樂鏡'、'芝蘭玉樹'。

初唐詩人用典《世說新語》等典故，一則贊嘆友人風采卓然，二則為有這樣的友人而高興不已，三則為他們的遭遇感慨萬分。可見，魏晉風度對初唐詩人的影響之深廣。

總之，不完善的社會制度帶來的'不公平'以及初唐帝王對'修史'的重視，催促初唐詩人借以用典來抒發(fā)自己心中不快，對有相同經(jīng)歷的先賢名士有莫名的'親切感'。至于魏晉時期寒門出生的文人，他們孜孜以求，以文籍學業(yè)為進身之資，他們當中有不少被賞識而成功的，如樂廣、張華、山濤等人，他們大多風采卓然，這也正是初唐詩人以他們的風采來要求自己的原因，希企有同樣的機遇，以此被賞識。

二、初唐文化風氣的影響

初唐時期，用典成為普遍現(xiàn)象，崇尚用典已經(jīng)成為初唐時期的文壇風氣，尤其貞觀時期，出現(xiàn)了大批圍繞在唐太宗身邊的宮廷詩人，他們共同追求詩歌的華麗典雅，多作應(yīng)制奉和、詠物之作，這些詩歌典故堆砌、辭藻華麗。

加之初唐時期帝王強調(diào)編纂儒家典籍及類書，如《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使得初唐時期的類書形式也發(fā)生了變化，它們不僅征事，而且博采詩文，以類相從，并且每一事類都有'事對'和辭賦作品，方便了詩人檢索典故事類，也方便詩人仿寫優(yōu)美詞句，進一步的影響了當時文人的創(chuàng)作，眾多以類分詠的詠物詩出現(xiàn)在初唐詩壇。

詩人所吟詠的對象，皆在《藝文類聚》等類書的范圍之內(nèi)，可見類書的編修深刻的影響著文人的創(chuàng)作。但詠物題材的詩作大多內(nèi)容單一，發(fā)揮空間有限，若想引人注目，必然會在使用典故方面下功夫，甚至有部分詩將典故堆砌在詩歌中，甚是繁縟。

可見，很多詠物詩并不是以物詠物，而是相關(guān)典故的組合詩，李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詠物詩大量的使用了《世說新語》中的典故，以隸事用典的方式切題。

另外，初唐時期帝王要求修史，讓初唐的文化氛圍發(fā)生了變化，初唐人篤好歷史的熱情前所有，'史'在初唐文人心中有著神圣不可動搖的地位，強烈的歷史意識侵染著初唐文學，使得大量詠史懷古題材的文學作品相繼問世。

就詩詞而言，不管是歌頌新王朝的詩歌，還是諷喻政治，亦或是憂愁慨嘆，都將政治與個人經(jīng)歷糅合在一起，加之使用典故，使得詠史懷古題材的詩歌進一步增強了'以史為鑒'的意識。

《世說新語》主要記載了漢末魏晉名人隱士的逸聞軼事、舉止行為、言談風尚，內(nèi)容涵蓋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學、思想等諸多方面，因包羅萬象，涉及廣泛，故也被初唐文人所引用。

這一時期的散文創(chuàng)作與其后的盛唐、中唐、晚唐之散文創(chuàng)作相比，也自有其成就及特色。不管是文學性散文、還是非文學性散文，都樂于使用《世說新語》典故，就最為著名的王勃《滕王閣序》來說，大量隸事用典使其集聚敘事、議論、抒情于一身。它不僅用典數(shù)量極大，而且用典類型相當豐富。

如'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其中'東南之美'即是出自《世說新語˙言語》：'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nèi)之秀'，此典專指東南地區(qū)的杰出人才；'望長安于日下，目吳會于云間'此句連用兩個《世說新語》典故'長安日下'、'云間陸生'；'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句則反用'阮籍途窮'典故，來說明自己絕對不會像阮籍那樣瘋瘋癲癲地窮途痛哭；'非謝家之寶樹'所用'芝蘭玉樹'出典與《世說新語˙言語》，以此來比喻優(yōu)秀的子弟。王勃用'望長安于日下，目吳會于云間'句，表達自己仕途困頓、遠離朝堂，但仍然希望自己能被朝廷重新啟用，后用'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來表現(xiàn)自己仍然懷著一顆積極進取之心。

這 5 條《世說新語》典故足以表明王勃的人生理想及個人品格。可見《世說新語》典故不僅運用在詩歌中，散文中也不少。

初唐時期文人用典成風，且他們的歷史意識增強，形成其獨特的文化風氣，加之前文提及的初唐社會歷史情狀與文人的遭遇，進一步催促著初唐詩人使用《世說新語》典故。從他們偏愛使用的贊美人物風情、贊頌容貌神情嬌好、表現(xiàn)縱情適性精神類典故，進一步體現(xiàn)出了初唐詩人對魏晉名士的思慕和追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