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亞烏爾第三王朝時期（約公元前2113——2008年），開國君主烏爾納姆制定了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烏爾納姆法典》，原件大約含30余塊用楔形文字書寫的泥板，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最早抄本大約是巴比倫時代的，但僅存殘片。

這部誕生于奴隸制社會的法典包含了婚姻、財產等多方面的內容，也是人們對于法律的首次嘗試。1901年12月，法國和伊朗考古學家在伊朗西南部先后發(fā)掘了三塊神秘的黑色玄武巖石，拼合起來恰好是一個2米半的石柱。石柱頂部刻著兩個人的浮雕像，而下部刻著楔形文字。這就是日后舉世聞名的《漢謨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為中東地區(qū)的古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約公元前1792一前1750年在位）大約在公元前1776年所頒布，共3500行282條，現(xiàn)存巴黎盧浮宮，是古人對于法律的進一步探索。

那么在古代中國，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夏商周——予一人致天之罰

夏商周三朝，都是王具有最高的立法權、執(zhí)法權和司法權。在王權之下，再在中央和地方設置司法機構和官員。其中既有行政官員監(jiān)理司法（太宰，三公等），也有專理司法的官員（大小司寇等）。

雖然現(xiàn)在還沒有找到那時的成文法令，但在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關于刑罰的記載。《左傳·昭公六年》云：“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意思是每朝每代為了治理社會混亂，統(tǒng)治者都會制定刑法）；《尚書·甘誓》載：“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殺于社壇，當時的一種刑罰）。”；《尚書·康誥》說：“殷倫有罰?！币馑际巧檀男谭ê苡袟l理……

除此之外，史載當時的監(jiān)獄管理已經相當“先進”，周代時每年秋天還要“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司法官員需要定時修訂法律，修繕監(jiān)獄，準備刑具，可以想象被判刑坐牢的已經不是個小數(shù)字了。

春秋戰(zhàn)國——法家崛起

公元前536年3月，鄭國執(zhí)政子產將鄭國的法律條文鑄在銅鼎上，向全社會公布，史稱“鑄刑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左傳.昭公六年》載：“三月，鄭人鑄刑書”） ，開創(chuàng)了古代公布法律的先例。

要知道當時的上層貴族一向認為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才能保正威嚴（“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一石激起千層浪，晉國大夫叔向寫信痛斥子產：“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上。并有爭心，以徽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大意是：本來民眾懷著恐懼之心，不敢隨便亂來。你把法律公布了，民眾就會鉆法律的空子，爭相琢磨怎么做壞事而不至于被制裁，這樣就不怕長官了，反而會導致犯法的事情越來越多，腐敗賄賂到處泛濫，鄭國也會因此而完蛋。

結果，子產一句“吾以救世也”懟了回去，幾年下來不但沒有滅亡，反而使鄭國的農商業(yè)得到了極大發(fā)展，曾經拼命反對的孔子也肯定他的功績說“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大概沒有一個人類能逃脫“真香定律”，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同樣鑄刑于鼎，走上了普法道路，雖然遭到了新一輪的責難，矛盾的孔子這次再度跳出來反對，說這是亡國之舉:“？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yè)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此刻廢掉這個法度，而鑄造刑鼎，讓老百姓從鼎上就能看到法律條文了，他們還能再尊敬那些貴人？貴人又怎能保守祖宗基業(yè)呢？貴賤等級沒有了，還怎么治理國家呢？何況刑書是在夷地檢閱軍隊時制定的，是晉國的亂法，怎么能把它作為法令呢)。

然而結果是，晉國霸業(yè)得以長盛不衰。三家分晉后，韓、趙、魏更成為戰(zhàn)國時代法家的主要發(fā)源地：魏國李悝著第一部系統(tǒng)的成文法典《法經》，在中國建立法律制度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衛(wèi)國吳起曾和李悝同在魏國變法，后在楚國改革“不別親疏，不疏貴賤，一斷于法”；衛(wèi)國商鞅在秦變法；韓國申不害在韓國推行法家思想；韓國韓非子可謂法家集大成者，被秦始皇贊賞“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他的著作《韓非子》不僅總結了法家的政治學說，在哲學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在中國歷史上，隨著變革而來的總有巨大的質疑和反抗，法治的推行也不意外：子產被詰，吳起被害，商鞅車裂而死……但這一切對于社會的進步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遺憾的是，上述提到的先秦時期成文法完全來源于史書記載，尚未得到對應的考古實證。若說起漢謨拉比法典那樣的中國法律實物，必然繞不開睡虎地秦簡（前217年），這個我們下一篇接著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