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鹽鐵會議：儒法之爭的外衣

霧海中的漫游者 202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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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鹽鐵會議：儒法之爭的外衣

西漢始元六年（公元前81），漢武帝駕崩后的第六年，質疑他的聲音已經此起彼伏，層出不窮。輔佐漢昭帝劉弗陵的托孤大臣霍光召開了一次經濟政策辯論大會，公開討論鹽鐵酒類是朝廷專營還是私營，史稱“鹽鐵之議”，又稱鹽鐵會議。到漢宣帝時，桓寬根據當時會議的記錄，整理為《鹽鐵論》。

為什么會有鹽鐵會議？那就必須回溯到漢武帝時期。西漢前期幾代皇帝的休養(yǎng)生息，為大漢帝國積累了豐厚的資源。到了漢武帝時期，劉徹開始向匈奴王庭發(fā)起挑戰(zhàn)。戰(zhàn)爭的成果是豐碩的，匈奴最終被迫遷徙遠遁，不過十幾年的對匈奴作戰(zhàn)耗費巨大。漢武帝即位的二十年便耗盡了先輩的積蓄，將西漢財政推向了奔潰的邊緣。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增加收入，導致鹽鐵由原來的民間私營改為朝廷專營。

經濟政策的改變是有計劃的，同時還需要能擔此重任的人。漢武帝是懂得知人善任，唯才是舉的皇帝，那一時期各領域人才輩出，在軍事領域有出身底層的衛(wèi)青、霍去病，外交領域有匈奴戰(zhàn)俘金日磾、張騫，文學領域有司馬相如，經濟領域有桑弘羊、孔僅和東郭咸陽，還有董仲舒、公孫弘、公孫賀、張湯、汲黯等，可謂是群星閃耀的時代。

推進鹽鐵官營政策實施的先是孔僅和東郭咸陽，后是桑弘羊。桑弘羊確實是經濟領域的奇才，一連打出了一套組合拳，包括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經濟政策，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經濟收入，打擊了民間經濟勢力，為武帝繼續(xù)推行文治武功事業(yè)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但漢武帝的好大喜功，不僅造成了西漢的財政危機，還給西漢底層百姓帶來沉重的負擔，激起了民怨。在其駕崩后，對于武帝朝政策的批評隨之風起云涌，這一顆一直被壓制的地雷，隨時有炸開的危險。

鹽鐵會議的過程為由諫大夫杜延年提議，霍光以昭帝名義召開，召集全國賢良文學六十余人，就武帝時期的各項政策，特別是鹽鐵專賣政策，進行全面的總結和辯論。同年七月，會議閉幕，取消酒類專賣和部分地區(qū)的鐵器專賣，使得桑弘羊的政策一定程度的受挫。這看似簡單的過程，其背后卻隱藏了不為人知的秘密。

顧名思義鹽鐵會議主要討論經濟問題，朝廷如何控制經濟命脈，官營還是私營等等?？墒腔艄庹偌瘉淼馁t良文學卻是正兒八經的儒家學者，埋頭在古籍中的人文學者，而非專業(yè)的經濟學家。鹽鐵官營的主導者桑弘羊乃是財政大臣，但是儒家不太懂經濟，討論雙方始終不在同一頻道上。比如桑弘羊主張對匈奴作戰(zhàn)需要錢糧，國家需要想辦法生財。既然鹽鐵官營出現(xiàn)問題，那就應該尋找新辦法來促進經濟發(fā)展。但是儒家的回答是華夷之辨，既然匈奴野蠻沒有倫理道德，大漢就應該用道德去感化，怎能興兵討伐，方向上就出錯了。此外還有仁者無敵之類的論調，使得討論從具體的經濟政策變成了形而上層面的學術辯論。漢武帝表面尊儒，實則重法。儒家學者對武帝朝政策的反駁，其實是對法家思想的挑戰(zhàn)。儒家學者鄙夷桑弘羊投機興利，桑弘羊蔑視儒家學者空談誤國，雙方按照自己的邏輯和思維相互扯皮，已經超出了原來的經濟討論，變成理論層面的霸道與王道之爭。

其次，此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爭奪朝廷的話語權。桑弘羊不僅是需要鏟除的對象，還是武帝朝政策的維護者?；艄庖獜纳：胙蚴种袏Z取權力，那就必須否定武帝朝政策，才能主導接下來的改革。事實也確如霍光所預料的，通過這次會議，利用賢良文學批評和打擊了自己的政治對手，且贏得了比較廣泛的輿論支持。

霍光的地位聲望如日中天，并通過燕王劉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謀反事件干掉了桑弘羊。從此，霍光權傾朝野，獨攬大權，利用手中的權力改變了武帝朝的弊政，采取休養(yǎng)生息的措施，與民休息，還和匈奴緩和關系，國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因為霍光主導的改革，才會有后來的“昭宣中興”。

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各自成為了野心家的批判武器，桑弘羊信奉儒家，若要消除其影響力，則需要其它思想主張來證明其錯誤?；艄膺x擇了儒家。歷史上的儒法兩家的爭論一直存在，但兩者并沒有清晰的定義。法家認為人性為惡，需要靠外在制度來規(guī)范，所以有賞罰二柄，外加法、術、勢三位一體，注重外在的力量。儒家更關注內在的道德約束，通過修身養(yǎng)性的方式。最終達到內圣外王的境界，由內而外的感化他人，使其發(fā)生根本改變。因此，歷史上對那些積極革新，奉行貨值之道，注重外在制度體系建設的人歸為法家之士。而將那些克己修身，加強道德建設，培養(yǎng)崇高的圣人氣象的人歸為儒家之士。不過，純粹的法家之士和儒家之士畢竟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兼而有之，只是在權力爭斗中兩者又被抬出，刻畫得涇渭分明，以此來區(qū)分陣營。

生前權勢滔天的霍光在死后也避免不了慘遭滅族，令人不甚唏噓封建專制的冷酷無情，地獄和天堂的距離如此之近。鹽鐵會議的內容不僅限于經濟政策的辯論，還包括了治國理念、外加政策、儒法義利之爭等。參與會議人員廣泛，討論自由度高，涉及內容廣，同時無處不在的泛道德化，使得任何問題最后都可能演變?yōu)榈赖铝x理之爭，變得虛無空泛，脫離實際，供辯論家們推諉扯皮。這樣的現(xiàn)象在清末時期顯得特別突出，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