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夏曉虹

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梁啟超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巨大存在。他對清末民初那代人的深刻影響，早經身歷者不斷敘說；即使時至今日，其著作征引率之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仍然名列前茅。

以治學而言，梁啟超的興趣廣博，涉獵門類極多，后人因此稱之為“百科全書式學者”。不過，在諸般學問中，其最鐘情者顯然是史學。晚年在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講學，時為學生、后亦成著名學者的姚名達向導師請教：“近自患學問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點，此一點為何？”梁啟超毫不猶豫地答道：“史也，史也！”（姚名達《〈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跋》）這無疑是以金針度人。

從前期的投身政治活動，到后期的傾力講學著述，梁啟超無論是以政論家還是學者的身份撰著，其史學底蘊總會自覺不自覺地顯露出來。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繼續(xù)探究中國富強之道，梁啟超即將命題轉換為《中國積弱溯源論》。而從救國方略考量，居日期間，梁氏不免特重社會科學，尤其在政治、經濟、法律上多用功夫。問題意識雖集注于當下，論題卻可以從上古說起。于是，要論證專制政體有害于中國，便寫下《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欲將中國改造成為法治國，“采人之長以補我之短”，也必要先著《中國法理學發(fā)達史論》及其姊妹篇《論中國成文法編制之沿革得失》；為謀求幣制改革，“以促政府及國民之警醒”，故撰《各省濫鑄銅元小史》；甚至完成一篇《中國古代幣材考》，亦自辯并非“玩物喪志”，而“歸結于今日中國之必當用金以為主幣”。梁啟超對中國傳統(tǒng)的批判性反思，其借鏡實在西方。并無多少外語優(yōu)勢的梁氏，介紹起西方學說，也照樣力圖從頭說起，著作中因此留下《泰西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后改題《論希臘古代學術》）、《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格致學沿革考略》等未竟之篇，在在透顯出作者的史學癖好。

梁啟超

而這種以現(xiàn)實政治為標的的歷史考察，即使在學術論著中也時有流露。1902年發(fā)表的長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被胡適推許為“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四十自述·在上海（一）》）。此篇原與《新民說》一同在《新民叢報》刊出，對中國固有學術思想的清理，于是也和“新民”之道發(fā)生關聯(lián)?！靶聦W術”既可以作為“新民”利器，篇中對思想自由的向往與對學術專制的抨擊亦與其政論相呼應，構成了這部學術史的主線。

影響更為深遠的是梁啟超在此時期提出的“新史學”觀。梁氏認為：“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保ā缎率穼W·中國之舊史學》）而舊史學為專制統(tǒng)治服務的性質，決定了其無法達成上述目標。梁啟超因此大聲呼喚“史界革命”，并身體力行，對舊史學進行了犀利的清算。而這些“在當時真能言人所不敢言”的批判，“雖相隔三十幾年”，仍然讓其清華國學院高足、歷史學家楊鴻烈在寫作《史學通論》（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時，“覺得非常的‘淋漓痛快’”（第三章《史學的“今”與“昔”》）。“新史學”明確主張為國民著史，為今人著史，以研究歷史進化規(guī)律為職志。由此而引發(fā)的學術思潮，也在中國史學界經久不息地回蕩。

推究“新史學”與“舊史學”的根本區(qū)別，實在歷史研究的科學性，即史學自此真正成為一門科學。從1902年撰寫的《新史學》所下定義：“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xiàn)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史學之界說》）；到1922年完成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對歷史學的重新界定：“記述人類社會賡續(xù)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xiàn)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第一章《史之意義及其范圍》），一以貫之的正是科學精神。而對紛紜的歷史表象背后復雜的文化成因的探求，始終是梁啟超史學研究的動力。這種努力，用梁氏1926年在清華國學院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時總結的史學研究的第一步，即所謂“求得真事實”（“總論”第一章《史的目的》）來概括，亦精要傳神。

科學精神又不只體現(xiàn)在對史學終極目的的探求上，研究方法的科學化亦為題中應有之義?！缎率穼W》已然論及地理學、地質學、人種學、人類學、言語學、群學（即社會學）、政治學、宗教學、法律學、平準學（即經濟學）、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即邏輯學）、文章學、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皆與史學有直接或間接之關系。實際上，“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史學之界說》），也正是梁啟超在史學界努力開拓的新局面。1901年寫作的《中國史敘論》總共八節(jié)，其中便有一節(jié)談“地勢”、一節(jié)談“人種”，實乃“新史學”觀的提前預演。不滿足于傳統(tǒng)考據學的瑣碎，借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理論框架與技術手段，梁啟超期望獲致的是一種宏觀、深邃的視野。盡管這些學科間的互融不乏日本學界先在的誘導，但毫無疑問，梁啟超對此始終滿懷興致。早年熱衷于人文地理學，作《中國地理大勢論》；晚年又將統(tǒng)計法引入史學研究，成《歷史統(tǒng)計學》。其不斷出新的探索，開史學研究眾多法門，也給后來者以無窮啟示。而梁氏畢生治史的經驗，部分留存在兩本《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讓一代代后人汲引不盡。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不過，歷史科學對于梁啟超來說，從來不是單純的學問，而必定有致用的訴求。早年欲著《中國通史》，意在“助愛國思想之發(fā)達”（《三十自述》）；晚年不斷討論“史之意義”與“史的目的”，最后均落實到“供吾人活動之資鑒”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之《史的目的》）。除去在社會活動方面具有鑒往知來的意義，梁啟超的特別處在于，重視讀史對個人人格修養(yǎng)的陶鑄之功。這在1920年代的史學著述中表現(xiàn)尤其明顯。既然“認定史部書為國學最主要部分”（《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而國學研究又被區(qū)劃為“文獻的學問”與“德性的學問”兩類（《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梁氏指點古代典籍的閱讀門徑時，便往往兼具“為修養(yǎng)受用”與“為學術的研究”二重目的（《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断惹卣嗡枷胧贰烦霭?，更是特意添加上“一名《中國圣哲之人生觀及其政治哲學》”的別樣標題，以凸顯該書在人生哲學方面的特別用心。其間固然有早年熟讀朱王學說留下的印跡，但1920年歐游歸來后，發(fā)愿以中國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的念想也不容忽視。

以梁啟超的眼光、氣魄，獨立修撰一部《中國通史》，乃是其念念不忘、也有望成功的一樁志業(yè)。從1901年起意，到1925年在清華國學院講授“中國文化史”，其間，梁氏幾次試筆書寫，并將通史的計劃擴展成為文化史，卻均因各種緣故而最終放棄。這自然是學術史上的一大憾事。而其存留至今的兩份1920年代所擬目錄，《中國通史》計分三部三十三篇，《中國文化史》擬分二十五篇，格局闊大，卻又巨細靡遺，章目之間，盡顯現(xiàn)代史學精神。即使面對這些殘頁，也足以令人驚訝、欽佩任公先生縱橫各學科之博學無涯。

相比于兩部大史的完成篇目無多，清點梁啟超的史學著述，最成系統(tǒng)與規(guī)模者當屬學術史。從最初撰著《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到后來的《中國學術史》（包括《中國佛學史》、《清代學術概論》）、《國學小史》（初名《中國學術小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諸作，梁啟超涵括先秦學術、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與清學五部的《中國學術史》，大致成稿近半。這筆豐厚的遺產，當年曾嘉惠無數(shù)學子，今日仍不失為值得反復研讀的學術經典。

有這樣驕人的史學業(yè)績，梁啟超生前的自期,“假如我將來于學術上稍有成就，一定在史學方面”（《文史學家性格及其預備》），已完全應驗。而最新統(tǒng)計中，《飲冰室合集》在近十年歷史學論文引用國內學術著作中排名第一（見蘇新寧主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報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也足以讓我們體悟，梁啟超的史學影響不僅未嘗消減，反而歷久彌深。

反觀此前出版的各種梁啟超史學著作，則存在種種問題：或者未保持初版樣貌，取消或改變了原有標點，或者在版本選擇與?？狈矫娑嘤胁蛔?。為此，實有必要進行重新整理。

今次擬精選梁啟超重要史著若干種重行整編。其工作原則，一是盡可能恢復梁啟超的最初構想，將在《飲冰室合集》中分散的篇目加以歸整，如使用上列《中國學術史》與《國學小史》的命名，而合并原先獨立的成書（如《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等）與散落的論文；二是盡可能選擇最早或最完整的版本（包括手稿與報刊）作底本，同時以其他有價值的版本參校，并注明各版異同；三是盡可能保留原作者的標點和用字習慣。目的是提供一套精良的梁啟超史學著作讀本，以方便學界使用和一般讀者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