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晚報全媒體記者 匡春林 通訊員 丁景志 蔡宇

　　旋轉(zhuǎn)，旋轉(zhuǎn)，看，是“激光陀螺”在旋轉(zhuǎn)……

　　1990年的長沙，高伯龍坐在實驗桌前，正目光專注地進行“激光陀螺”的研究，矢志讓“激光陀螺”成功在中國旋轉(zhuǎn)……

　　2019年8月27日，記者站在國防科技大學高伯龍院士生平圖片展現(xiàn)場，一幅29年前的舊照片上，高伯龍傳遞出來的執(zhí)著、專注、熱情，依舊令人震撼。

　　人的一生并不長，他卻傾注了四十余載的光陰，執(zhí)著鉆研“激光陀螺”；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卻只愿意窩在小小的實驗室里，在枯燥的實驗中甘之如飴；

　　高伯龍，這位“中國激光陀螺奠基人”、中國工程院院士，用自己的一生為中國開辟了“激光陀螺”的自主創(chuàng)新之路。

1980年，高伯龍在激光實驗室從事研究。圖片由國防科技大學提供

　　矢志報國

　　“激光陀螺”，是自主導航系統(tǒng)的核心部件，被譽為現(xiàn)代高精度武器的“火眼金睛”。

　　雖然只有方寸大小，但“激光陀螺”極難研制。無實物、無圖紙，甚至其唯一可追尋的路徑，僅僅是來自錢學森的寫著“激光陀螺”大致原理的兩張小紙條。

　　“以身許國，何事不敢為?！?975年，47歲的高伯龍在長沙工學院（國防科技大學前身）毅然踏上破解錢學森“紙條密碼”的路。

　　二十余年里，一切從零開始，伴隨經(jīng)費緊缺、質(zhì)疑四起，高伯龍依舊帶領(lǐng)團隊矢志前行：光學薄膜是“激光陀螺”的“命門”，沒有現(xiàn)成機器，他和學生曾淳研制出當時國內(nèi)最先進的鍍膜控制系統(tǒng)；工程樣機鑒定過程突發(fā)意外，他帶領(lǐng)團隊夜以繼日全力攻關(guān)……

　　在專注研究的歲月里，高伯龍幾乎沒有按時吃過飯，有時忙起來一天甚至只吃一到兩頓。老伴曾遂珍曾無奈地說：“我這輩子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給他熱飯?！?/p>

　　在從實驗室樣機到工程樣機的10年間，高伯龍工作到凌晨才下班已成“家常便飯”，干個通宵也是經(jīng)常的事。當年的夜班記錄本上，就留有他“1個月加28天夜班”的記錄。

　　沒有實驗室和設(shè)備，高伯龍就在臨時改造的廢舊食堂里，用廢舊儀器上拆下的備件做加工；聽說大理石膨脹率低，適合做光路系統(tǒng)的支撐平臺，高伯龍就推著板車去當時的建筑工地撿大理石廢料……

　　失敗、重來，再失敗、再重來，在一次次跌倒和爬起來中，“激光陀螺”堅若磐石，“淬火”而生。

　　1994年，“激光陀螺”工程樣機鑒定順利通過。至此，高伯龍帶領(lǐng)團隊，經(jīng)歷20余年艱苦攻關(guān)后，開辟出一條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研制“激光陀螺”的成功之路。中國也成為全世界第四個能獨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國家。

　　此后的20余年里，年過六旬的高伯龍帶領(lǐng)團隊又向二頻機抖陀螺、空間四頻陀螺拓展。如今，他們已成功研制出兩大系列、九種型號的“激光陀螺”，多項技術(shù)達到國際一流水平，讓我國的“激光陀螺”在世界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甘守淡泊 甘于清貧

　　一套綠色老式作訓服、一雙綠膠鞋、一件軍大衣，高伯龍穿了一輩子，也成為國防科技大學校園里的一道“特別風景”。

　　高伯龍離世后，國防科技大學師生的微信朋友圈里，在無數(shù)追憶他的點滴記憶中，被提到最多的，就是他身著綠色老式作訓服在校園里蹣跚獨行的樣子，大家都記得，一年年過去，他的作訓服袖口已經(jīng)磨破，顏色已經(jīng)發(fā)白，但他一穿就是30年。

　　對工作分厘必究，對生活卻隨意簡單，高伯龍簡樸了一輩子。夏天，忙碌在悶熱實驗室里的高伯龍，套著一件舊背心就投入研究。后來，年過八旬的他身著背心在電腦前工作的場景被鏡頭拍下，“背心院士”之名也不脛而走。

　　去過高伯龍家的人，對其家中數(shù)十年不變的陳設(shè)也記憶深刻?！案咴菏恳簧鷮Ｗ⒐鈱W陀螺，從不看重名利，甘守淡泊，甘于清貧。”國防科技大學某系副教授江文杰回憶，直到去世前，高院士家中只有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舊家具，“電視機還是很早之前的電子管的，架子床至少用了數(shù)十年，衣柜更是年代久遠，瓷杯缺著口，藤椅也變了形?！?/p>

　　為人師表：病榻上仍掛記著學生論文

　　“高院士嚴謹?shù)淖黠L令人印象深刻。”國防科技大學研究員胡紹民的手機里，至今還保留著一條15年前高伯龍發(fā)給他的新年短信，“除夕夜，我特意發(fā)了一條新年祝福信息給院士，沒過多久就收到院士的回復信息，雖然只是一條短信，但信息文字簡潔、排序工整，令人倍感溫暖?！?/p>

2011年7月15日，高伯龍院士指導學員撰寫論文。 馮凱旋攝

　　其實不僅僅是胡紹民，很多曾經(jīng)給高伯龍發(fā)過信息的人，都曾收到過他回復的短信，帶有同樣鮮明的“高式風格”，正如高伯龍的為人，治學嚴謹，做事認真，從不敷衍。

　　而對與高院士年齡相差半個世紀的袁保倫來說，導師高伯龍既是學術(shù)上的領(lǐng)路人，更是人生道路上的指引者。師從高伯龍時，二十出頭的袁保倫面臨人生選擇的迷茫矛盾，是高伯龍的啟發(fā)和指引，讓他下定了投身慣性導航研究的決心，“一個人的志愿應符合國家需要”，這句話成為他一輩子難忘的精神指引。

　　高伯龍一生先后培養(yǎng)了30余位研究生，全都成為我國激光技術(shù)領(lǐng)域的知名專家。國防科技大學某系主任羅暉的博士論文是陀螺電路方面的研究，畢業(yè)論文最后修改完善時，高伯龍帶著他，從頭到尾地“摳”：不僅每個實驗他都要看一遍，整個理論指導他也仔細把關(guān)，每天十余個小時泡在實驗室，足足持續(xù)了近1個月。

　　2015年到2017年，常年勞累的高伯龍疾病纏身頻繁住院。但在病房里，他依舊捧著一疊疊復雜計算的文件，在臺燈下逐字逐句地看，查房的護士催了很多次，他也舍不得放下文件。

　　身體日漸衰弱，病榻上的高伯龍仍強打精神抓緊時間發(fā)短信，將自己的思考悉數(shù)告訴學生。一條短信，往往要耗去他半個小時，護士勸他休息，他卻總念叨著，辦公室抽屜里還有一篇學生的論文，很有價值，他要回去繼續(xù)研究……

2017年9月8日，高伯龍院士在病房堅持查閱資料。何書遠攝

　　踏入“激光陀螺”研究之路時，高伯龍已經(jīng)47歲；去世前，他始終不斷攀登著一個又一個新的高峰，“正因為留給我的時間不多，我更要抓緊！”正如他常說的，因為熱愛，所以執(zhí)著，“激光陀螺”于他而言，早已融進他的血液，成為生命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