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自唐始，發(fā)展到清代，繼承薈萃了歷代書院的優(yōu)秀成果，隨著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革，逐漸融入了社會發(fā)展潮流，承擔起推動中國教育走向近代化的責任。書院教育規(guī)章主要通過學規(guī)和章程兩大類文書，對書院的價值引導和學生的言行舉止加以約束，體現(xiàn)出書院的教育性特點，與此同時，再也沒有教書授業(yè)功能的書院也成了傳承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載體，其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與教化理念，以古老的智慧為現(xiàn)代人提供精神養(yǎng)料。

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桐城文派末期的代表人物、清末教育家吳汝綸著作《吳摯甫詩集》4卷4冊、少見《附鈔深州風土記四篇》1冊全、《吳摯甫詩集》1冊全，國學扶輪社機器紙印行1涵6冊全

九九典藏第八十一場拍賣為書友準備與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南菁學院文集、安徽至德周氏家塾課程標準等11件拍品。

白鹿洞書院，享有“海內(nèi)第一書院”之譽，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唐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洛陽人李渤與其兄弟隱居這里讀書，養(yǎng)一白鹿自娛，鹿通人性，跟隨出人，人稱“神鹿”，李渤也被人稱為白鹿先生。長慶年間（公元821--943年），李渤任江州（今九江）刺史，便在白鹿筑臺榭，植花木。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朝延在此設廬山國學，亦稱白鹿國庫，白鹿國學，匡山國子監(jiān)，與金陵秦淮河畔國子監(jiān)齊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設立的國學。后書院歷經(jīng)淪桑，屢興屢廢。直至南宋朱熹出任知南康軍時，定下書院的學規(guī)和宗旨，并奏請賜額及御書，名聲大振。在儒家理學思想的指導下，白鹿洞書院憑借廬山這塊風水寶地，并依靠歷代文人學者和熱心教育者們的精心耕耘，獲得了一種精深文博的厚實，區(qū)別于廟堂式的州、府、縣學，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成為宋末至清初數(shù)百年中國一個重要文化搖籃。

清白鹿洞書院的教條、梁啟超讀書也參照仿做的《讀書分集日程》1冊3卷全，同治江蘇書局竹紙本刻1冊，后加護封皮封底、原封皮封底在，品優(yōu)

元代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簡稱“《日程》”）是宋代朱熹《朱子讀書法》的衍生物，使之形成條理清晰的規(guī)章和程式，對后世的讀書風氣和家塾教學都有一定的影響。這個《日程》的編撰和應用，皆與程氏在江東書院的講學相關(guān)。它又衍化為白鹿洞書院的教條，尤其受到清代書院的重視，當作課程表來使用。對于在書院肄業(yè)的生徒來說，《日程》可促使其自律：一是生徒以《日程》時時自我評判反省，讀書當求日有所得；二是《日程》以一種約束的方式，督促生徒將人生中最好的時間用于立根柢，為日后的立功立德立言做準備；三是《日程》強調(diào)工夫——堅持與磨礪，實際上是在修身養(yǎng)性，培養(yǎng)恒心。晚清梁啟超等人有仿效此《日程》之作。

《讀書分集日程》

南菁書院是清代書院之一，在江蘇江陰縣。光緒八年（1882年），江蘇學政黃體芳所建。清兵部尚書、兩江總督左宗棠奏撥長江水師京口、游擊協(xié)鎮(zhèn)兩署故址及白銀貳萬兩協(xié)辦書院，書院命名取朱熹名言“南方之學，得其菁華”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