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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國良 我家有個小保險柜，是房子裝修時安裝的。保險柜看上去很精致，其實，里面僅存放了一些用過的糧票。 提起糧票，20世紀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比較熟悉，有的甚至與糧票有很深的感情。新中國成立初期，物資極度匱乏，為了滿足全國人民的溫飽,糧食只能按計劃供應。糧票就是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實行計劃經(jīng)濟時發(fā)放的一種購糧憑證，是特殊歷史經(jīng)濟條件下的產(chǎn)物。在糧食實行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后，1955年8月，國務院正式出臺了《糧食定量供應憑證印制暫行辦法》，從此,全國各地糧食票證便進入了尋常百姓家。我作為60年代末出生且從事糧食工作幾十年的“老糧食”，自然與糧票有一定的情緣。 我真正接觸糧票是上高中前夕，因為高中期間住校的學生每學期要交80公斤(憑記憶估算)的大米到學校，而我家離學校較遠，所以先將糧食送到就近的糧庫換來糧票，再將糧票交到學校。那時我年紀小、見識少，對糧票充滿了疑惑：難道憑這幾張小花紙就能供給我一個學期的米飯？不久我就明白：當然行,這還只是糧票的最基本的功能。 糧票，真神奇。 高中學習期間，我對糧票有了更深的了解：與糧票相對應的，是嚴格的戶籍管理，只有城鎮(zhèn)人口才會有每月定量的糧票供給，這就是我們俗稱的“吃國家糧”。如果“吃國家糧”的人到外地讀書或調動工作，除了辦理戶口遷移手續(xù)外，還必須辦糧食關系轉移。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1987年我考上學校后，家人在按要求送250公斤稻谷到就近的糧店，并辦理“農(nóng)轉非”手續(xù)時，全家人的高興勁兒。我深切地體會到寫在我臉上的無尚榮光以及對今后美好生活的憧憬。 糧票，真美！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吃“國家糧”并不意味著就能吃飽喝足。市鎮(zhèn)居民的口糧供應是有定量的，定量標準是按照不同年齡、職業(yè)分級，依勞動強度和體力消耗等進行確定的。我記得那時長沙市一般市民定量標準是每月15.5公斤，政府部門提倡市民節(jié)約糧食，所以每人每月減少1公斤，僅14.5公斤。而我們正是“吃長飯”的年齡，每月14.5公斤大米確實少了點，有時不得不向女同學要一些來補充，但大多數(shù)還是再向家里求援，幸虧這種情況并沒有維持多久。隨著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的全面實行，農(nóng)民種糧的積極性得到激活，糧食產(chǎn)量顯著增長，種植結構也得到改善，伴隨著走街串戶的三輪車，“有優(yōu)質大米啦”的吆喝聲“高調”入城，城里人的糧票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溢余了，聰明的小商販們用麻將、塑料盆等生活用品將城里人積存下來的糧票兌換后，又與需要糧票的大中專學生進行交易。 1992年底，全省糧油實現(xiàn)敞開供應，糧票已無用武之地，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使用了近40年的“糧票”從此“退休”，我也將手中的糧票徹底清零。 糧票，拜拜啦！ 時光荏苒，一轉眼幾十年過去了。有一天因工作原因我又涉及到糧票時，我問90后的兒子：“兒子，我們小時候買大米時要糧票，你知道糧票嗎？”兒子沒有回答，而是反問：“爸爸，我和我的同學都喜歡玩‘王者’，你知道‘王者’嗎？” 我很震驚，也在思考：我們外出旅行，可以說走就走,不必再去考慮將手中的省內糧票兌換成全國糧票才出門，但我們應該知道，中共中央多年來的1號文件都是關于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農(nóng)民的。2015年國家統(tǒng)計局統(tǒng)計結果表明，我國糧食產(chǎn)量實現(xiàn)歷史性的“十二連增”，甚至出現(xiàn)了部分糧食結構性過剩，不得不調結構、去庫存，吃飯問題似乎不再是問題，但我們應該知道，中國人的飯碗應該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糧食走向市場，原本只在糧店供應的大米，現(xiàn)在早已走進大小超市，國內國外大米產(chǎn)品琳瑯滿目，有的超市還能送貨上門，高調進城的“三無產(chǎn)品”早已被優(yōu)質、有機、放心、綠色大米取代，我們無需再去為溫飽操心，但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的飯碗中主要裝的只能是自己的大米！科技改變生活，互聯(lián)網(wǎng)、物聯(lián)網(wǎng)慢慢淘汰了我們60后，我確實不懂得“王者”，但，親愛的兒子，你不能不知道糧票。因為，那小小的一張糧票，不僅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也是傳承愛糧惜糧風尚的載體，更是新時代美好生活的佐證。 于是，作為一名老“糧食人”，我再回頭，想方設法去尋找、收集糧票，不為經(jīng)濟價值，只為對糧票越來越深的獨特情感，這其中有我對美好生活的珍惜、對新時代的感恩。 無論走多遠，我們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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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孟溪ProbeT連山 > 《郵票、火花和專用卷票等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