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像。

　　近日，謝覺哉之子、北京電影學院謝飛導演向?qū)庎l(xiāng)縣文物局提供了謝覺哉所作《自傳》油印件，該文為謝老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延安整風時所作，從未發(fā)表過。《自傳》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肯定：“已看過。文如其人，信哉!”文章通俗易懂，是謝覺哉同志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真實寫照，為研究謝覺哉生平業(yè)績及我黨革命初期重大史實提供了真實而珍貴的歷史信息，對于推動當今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現(xiàn)特刊出，以饗讀者。

　　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十年，我出生在湖南寧鄉(xiāng)一個姓謝的家里。累代為農(nóng)，近兩三代，有了點地，可以不大勞作了，主要生活來源為剝奪佃農(nóng)。有人讀書了，但都沒有讀好。父親讀書不多，能看三國演義，今古奇觀等。母親是個善良的婦人，很窮，窮到有時不能舉火。我有四個姐姐一個妹妹，三個弟弟，只有一個弟弟到四十多歲，是我亡命以后死的，其余都是年幼或青年死的。我分得遺產(chǎn)水田約三十畝。原妻何敦秀年六十二歲，來信說尚鍵。子三,長蓮伯,務農(nóng)。次子谷,過繼了，中學畢業(yè)，在鄉(xiāng)下教書。三放，初中畢業(yè)，一九三七年來延安，現(xiàn)做機要工作。女三，群英，藹英，冰茹都已出嫁?，F(xiàn)在妻王定國，黨員，三十歲，有小孩二人。

　　我生長的鄉(xiāng)村很偏僻，清末年，才有所謂“舉人”。我家對門姓岳的兄弟四人，二舉二秀才，顯赫一時。但我父親不肯送我去從他們讀書，理由是怕他們依仗師勢嚇唬人。因此我幼年從的私塾，不很高明。十一歲讀完五經(jīng)，沒有東西給我讀了，不知從哪里弄來一冊昭明文選，上面的字，先生不認得也懶得去查考，更說不教其內(nèi)容了。八股文章早完篇了，也除了小題正鵠、八銘塾鈔(早期私塾課本，編者注。)與集之類無他物。父親收藏的小說，僅有三國演義、說唐、今古奇觀、粉妝樓幾種，案上擺有經(jīng)書，抽屜內(nèi)放著小說，有些大體能背誦了。這樣就度過我的青春。直到十七歲那年，三十里外的一位秀才李藕蘇先生，在對門岳家設館。李先生看過資治通鑒、四史、方輿紀要、海國圖志、日知錄等書，而岳家也有些藏書，我和兄弟兩人在那里讀了三年。同學有姜夢周同志(已犧牲)、王凌波同志。何叔衡同志雖不同塾，也常來玩。這在我是最寶貴的三年。

　　新的不知道，舊的也知道很少，因而不能有什么特殊的志愿。“宗族稱孝焉，鄉(xiāng)黨稱第焉”是必然應做的事。學學古文，也許可以成家，舉人秀才可以伸手拿到，但決不愿做不好的官或紳。十六歲母親病故，我依違床褥，為她許了還南岳山的“餓香”。這是很古怪的迷信，甚么不吃走四百多里，燒了香才吃；母死后我還實行了若干次，直到我不信它了才罷休。后來我進學了，鄉(xiāng)下人說是我行孝的回報。

　　十五歲應過一回“小試”——半夜擠進場，竹片畢剝畢剝地在頭上飛舞，頸掛“卷袋”，書上自己名字；學臺的樣子沒看清楚，接卷后被不知何人，后來知道叫“搜狗子”拖到黑角像搜小狗似的，然后一掌推入空蕩蕩的院子“考棚”?！皹s”未得而先受辱，“不是父母在，決不再干這事。”那時幼小的心是這樣想。母死照例三年不能應試，二十歲那年又考了一回。二十一歲沒有從先生了，三月應“縣考”，五月應“府考”，七月應“道考”?？h考列了一次“前十名”；府考四場都取“第一”，叫“府案首”。案首照例要“進”，這就使我成了中國科舉最末一次的秀才。

　　人們的觀念里：秀才舉人是和豪劣頑固分子聯(lián)系著的，其實不是做秀才舉人的本人壞，而是秀才舉人使他壞。第一，做了秀才舉人似乎讀書已有了歸宿，不想再進；第二，社會上把他抬，他的地位高于一般人一等。我家祖上沒中過秀才，我那“團”(等于現(xiàn)在的鄉(xiāng))從明到清沒出過秀才。因此秀才是高貴的，加上風氣不開，外面事不知道。這樣耽誤了我“鼎盛”的年華。充紳士帶徒弟，有事就約我去，沒甚味道。大概到了二十七八吧，才進了一個從未討厭的洋學堂——湖南商業(yè)教員講習所。這也是很奇怪的學校，百多學生，秀才占了半數(shù)。商業(yè)呢?誰也不是生意中人，但思想?yún)s起了大大變化。同時何叔衡同志也拋卻塾師生活來住簡易師范。我想我倆兩個秀才，不為革命者打倒的對象，而自己變?yōu)楦锩?，算是人生幸事。而墮落的原因在于有點正義感，不滿紳士們的形狀——專制君主的科舉，是有道理的，難怪現(xiàn)代統(tǒng)治者總想模擬他。

　　仗著一點子文字根底，當小學教員，當中等學校教員，教國文，歷史，地理，在寧鄉(xiāng)的云山學校教得最久。云山學校是前進的，一切新的思潮，云山總首先接受，夢周凌波同志都做過那里的校長。官廳與紳士嫉視這個學校，稱為“學匪”，稱為“三無黨”。云山學生參加革命的頗多，犧牲的也有好幾位，現(xiàn)在此的只有甘泗淇同志。不論在哪個學校，對于學生思想上的領(lǐng)導，我常是主要的，或者重要的。但是我的思想那時還沒有確定。辛亥革命一兩月后，我就直覺的感到不滿，認為沒有解決問題。五四運動除文字有點改革，對禮教敢于抨擊，也沒有解決問題。心里總是惶惶然。在國共初次合作國民黨改組時，看到了幾件國民黨的宣傳品，眼前突然出現(xiàn)光明：這才是辦法。于是加入國民黨秘密組織負擔工作，直到北伐軍到湖南，國民黨公開，我做了湖南國民黨省黨部常委。

　　在當教員時，學生們出版地方刊物，我是秘密的寫稿者，且寫的很多。一九二零年主編湖南通俗報，出了一年，由幾有份銷到六七千份，成為中小學生最愛的讀物。一九二一年，館長何叔衡同志撤職，我又去教書。一九二五年由姜夢周何叔衡同志介紹在長沙湘江學校加入黨，仍做國民黨宣傳工作，編國民黨秘密黨報。大革命時當國民黨機關(guān)報——湖南民報總編。那時很忙，事很多。每趁開會等人的時間寫社論，湖南民報銷到七八千份，為湖南自有報紙以來所未有。

　　馬日事變前一晚，黨通知我走，那時我一點情況不知道，而事變那日湖南黨校正式開學，請了很多客，我是秘書長實際代理校長，我不能不去。果然事變的當晚在街上碰到亂兵，在一家小攤子里躲到天明混出城，在長沙東鄉(xiāng)藏了一時期，七月秘密返長沙，天天聽到殺人，十二月去漢口，翌年三月到上海，那時漢口機關(guān)破壞殆盡。一九二八年冬到沈陽，一九二九年春返上海，都是參加黨的宣傳工作。在上海參加編上海日報，紅旗報較久。一九三一年做宣傳工作。一九三一年秋，派赴湘鄂西蘇區(qū)。時大水，從上海坐船直到蘇區(qū)政府的門前，沒走一步旱路。蘇區(qū)百分之九十八的地區(qū)淹掉了，敵人也淹走了，沒有飯吃。初在省委當政治秘書長，后在省蘇區(qū)編工農(nóng)日報，兼文化副部長，最后調(diào)當黨校教務長。時值肅反，人捕光了，校長、教員由我一人兼任。這時期的工作還是編工農(nóng)日報有味，油印兩板，印的比石印一樣，一個人兼外勤、編輯、校隊，也不怎樣忙。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湖里被俘，幾十個外籍同志，分乘十多只小船，躲在茭草里，敵人每天清湖。那時我想，逃路是沒有的，不被俘，也要餓死，聽說以前也被清過湖，叫做“砍烏龜”。已經(jīng)是烏龜了，“誰來聽之”。一天正在睡，忽四面草響，船上人一齊下水，說“清湖的人來了”。我也隨著下水，一轉(zhuǎn)念下水往哪走?于是把身上的水筆、表、字紙等丟光，等他來俘。原來那些兵是一字不識的，問我要槍，用槳板打了一頓，在袋里搜出剩下的一紙，見不是鈔票，丟水了。被俘的頭幾天，腦子最清醒：第一，我看見了蘇維埃一定要成功的，路沒有走錯。第二，同伴的一青年同志(蕭志)自供是學生被綁，那位營長轉(zhuǎn)而問我，我證實了他，有放的希望，我托他到上海轉(zhuǎn)告組織。第三、計算他怎來提我去槍斃，準備還說幾句怎樣的話。后來知道這位營長是老好人，初以我頗重要，不肯早釋；后來找我談話，被我感動。由俘虜變成朋友。他說這次清湖，上面命令捉到人或殺或放或自由處理，他說不報告上面，上面不會知道的。這位營長(名字叫徐哲君，原系民團改編的屬潘善齋部)捉的人都沒有殺(別營殺的頗多)，同俘的人現(xiàn)存的有熊瑾汀同志夫婦，現(xiàn)為新華經(jīng)理，前年曾志曾寫信把我，是在湖南。

　　在營里住了二三個月，中央給我寄了路費來，我才走。那營里的人對我還好，他們有許多被紅軍俘過的。“胡子，你是紅軍來的，你們紅軍我到過，還好?！毙”鴤兂＿@樣說?！澳銈兗t軍高明的頂高明，不高明的也頂不高明。”一位被俘過的軍官很感慨的說。我呢，“儼如無罪囚，坐在無罪獄”，每天偷偷地作詩，吟成兩首詩，一天時光就過去。從九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恰恰一百天，我又在黃埔碼頭上岸了。詩有一百多首，稿都失了。只記得最后一首如下，在上海上岸時寫的：

　　百日難已過，百日后如何?黃埔翻寒浪，洪湖惜逝波。熱血漫天灑，愁云近地峨(我在營里知道賀龍同志部隊敗到山里去了，鄂豫皖紅軍也敗退，同時聽到中蘇區(qū)有反水的師長)，此心憂耿耿，未忍鬢毛噃。

　　到上海找到關(guān)系，分給到全總工作。不久羅敦賢、廖承志被捕，幸叛徒不知我住此。四月底派我往中央蘇區(qū)，五月達瑞京葉坪。初當中央政府秘書，后改秘書長，秘書也好，秘書長也好，反正從中央蘇區(qū)直到西北辦事處，總只有一個人。當秘書長沒有多成績，但在毛主席指導下，頗學到些東西，開始弄不好。毛主席說：“你要學!”怎樣學?不知道，然久而久之，懂得些了。當秘書長時曾兼任總書記。

　　一九三四年隨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里，沒有東西吃，又患病，幾乎死了，然而終于達到了陜北。

　　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成立，在國民經(jīng)濟部做合作指導委員會主任，后來做內(nèi)務部長，做秘書長，做司法部長，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審計委員會主席，事情不多，實際就是一個人。一九三七年七月離開政府工作，派為駐蘭州代表。一九三九年春回延，做中央黨校副校長。一九四零年春正校長鄧發(fā)同志來校，副校長事實也不需要，被派參加邊區(qū)工作。十月邊區(qū)黨中央局成立，我為副書記，同時來政府做秘書長并任黨團書記。

　　補說一點：大革命時，我雖然認識了黨，準備以身殉黨的事業(yè)，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點不知道。失敗了，不知道怎樣失敗的。路沒有錯，要革命，革命定成功，是肯定的，怎么革法，就很模糊。一九二八年冬，在沈陽日本書店，見到一本列寧主義十二講，如獲至寶的買了，同時買一部日文字典來對著讀。原來有這么一些道理，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經(jīng)過，列寧同志似早已預見了的。為什么這樣的書，中國不見到一本?我把他譯了上十萬字，托一位通日文的同志校正，在上海佐野學的寓所失掉了。在蘇維埃時我的理論水平?jīng)]有多進步，最近幾年才在黨的領(lǐng)導下，懂得一些道理。因此我不能說我的參加革命是由于懂得革命理論或者階級仇恨來的，而只能說是固有的正義感與道德觀念支配我的人生。

　　我曾這樣想，經(jīng)歷了許多患難而沒有死，死去了無數(shù)同志，而我沒有死。應該還做幾年工作——打算十年才對，才能對得住黨，對得住已死的同志。這計算是前十年的，只要身體能支持的話。

　　我沒有受過處分，不是說沒有犯過錯誤。

　　我的學名維鋆，字煥南，別號覺齋(現(xiàn)寫成哉)，現(xiàn)年五十八歲。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寫成

　　(縣文物局 李喬生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