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輕輕打開高中畢業(yè)40周年師生聯(lián)誼會紀念冊，目光停在我們?nèi)嗤瑢W畢業(yè)合影和全體團員合影那一頁。在這兩張合影中，我們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李燕生都和同學們一樣站著，而且站在最邊上。

　　如果從高中報名那天算起，我認識李老師有46個年頭了。那時她才三十多歲，還是風華正茂的年齡，不高的個子留著齊耳短發(fā)，圓臉、薄唇，講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干練”。她待人熱情、非常真誠，課余時經(jīng)常像鄰家大姐那樣同我們聊天，有時家長里短、有時海闊天空。師生間沒有畏懼感，對少不更事的我來說卻不是好事，因為我在李老師上課的時候經(jīng)常偷看藏在課桌底下的長篇小說。一次，我正看得入神，同桌突然緊張地推了推我說：“老師提問你呢！”我腦袋頓時一片空白，茫然地看著老師，勉強從座位上站了起來，答非所問，引得大家一片哄笑。這時，我看見老師緊皺了一下眉頭。下課，我被請進了辦公室……

　　從那以后，上課時我再不敢懈怠了。慢慢地，我感覺到聽李老師上課是一種享受。如講《陳涉世家》時，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人物，她如數(shù)家珍、脫口而出，涉及的眾多歷史典故，她口若懸河、信手拈來；講高爾基的《海燕》時，她那抑揚頓挫、聲情并茂的朗誦，使我仿佛在觀看一部風起云涌、驚濤拍岸的史詩級電影；講政論文寫作時，分析論點論據(jù)論證，她旁征博引、條理清晰；講評作文時，她有的放矢、開合有度、縱橫捭闔、點評精到。我認為，高中階段5個學期、兩年半時間，老師一直在用“心”給我們上課。

　　在沒有“高考”的那個特殊年代，學校貫徹的教育方針是培養(yǎng)“又紅又?！钡墓伯a(chǎn)主義接班人。學校除了上不多的文化課外，還經(jīng)常組織我們參加“學工”“學農(nóng)”“學軍”。每學年除了寒、暑假，夏、秋兩季還有“農(nóng)忙假”，停課讓我們回生產(chǎn)隊參加“雙搶”和秋收秋種。班上有的同學因家庭困難，也有的因學習跟不上等原因，他們在農(nóng)忙假結束后就不來上學了。李老師得知情況后非常著急，馬上帶了幾個班干部逐一登門拜訪，苦口婆心地做勸導工作，無奈收效甚微。后來，我多次聽她說：“可惜了，他們正是讀書的年齡啊！”那神情仿佛那些同學就是她自己孩子似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那時候，學校每年春季都要舉辦運動會。李老師總會提前動員班上有點體育專長的同學報名參賽，她還要求其他同學組成拉拉隊為參賽同學加油、積極寫投廣播稿，以及其他服務保障工作。因為組織工作到位，所以每當中、長跑比賽一結束，我們班的參賽選手都有同學攙扶著遛彎，成為操場上的一道亮麗風景。學校組織各年級文藝表演時，李老師不但利用課余時間親自教大家唱歌、輔導排練舞蹈節(jié)目，而且像我這種在陌生人面前說話都臉紅的內(nèi)向學生，居然也在她的鼓動下登臺說起了相聲。若干年后回想當時的情景，才明白李老師這是在培養(yǎng)我們“有第一就爭，見紅旗就扛”的團隊精神，真是用心良苦??！

　　李老師對班上每個同學的性格、愛好和家庭情況幾乎都有“一本賬”，并能因材施教、量才適用，從不因學習成績有差異而對我們有親疏之分。比如普通話說得好一點的被推薦給校廣播室，有繪畫基礎的被安排去畫漫畫，作文寫得好的被要求多給班黑板報和校廣播室投稿，能歌善舞的被抽去排練文藝節(jié)目，幾位有自行車的同學則成了她家訪時的“車夫”，而我有幸參加了出黑板報小組。相對而言，我對李老師的個人和家庭情況知之太少，只停留在她給我們第一次上課時的自我介紹，她說：“我的老家在沈陽，但我出生在北京，所以叫‘燕生’。我在上海讀的大學，現(xiàn)在叫華東政法學院，解放前稱圣約翰大學?！焙髞?，我從其他同學那里也聽說了一點老師曲折的過去，文革時期她曾遭受誣陷，當時好多人與她辯論都沒能贏她，其辯才可見一斑。

　　有次農(nóng)忙假結束后開學，我跟其他幾個同學一起去她宿舍玩。她的宿舍在一座前后二進的四合院里，當時是“城廂聯(lián)合診所”（縣中醫(yī)院的前身）的用房，其他屋子都被診所占了，不知怎的一間東廂房成了老師的宿舍。走進里面，東墻根擺了一張掛蚊帳的床，床頭有張小桌子，桌上放了幾本書，桌旁還有一把小藤椅，此外再無他物。看看如此簡陋的居室，想想一心撲在工作上的老師，我心里很難受！出門后我問一個知情的同學：“老師的家人呢？”同學回答：“她愛人在上海，老師每周的星期天都要回上海的?！蔽宜贫嵌攸c了點頭。

　　高中最后一學期，學校停課實行“開門辦學”，成立了農(nóng)村分校。我們班被安排到縣棉花原種場，與場里職工同吃同住同勞動。那段時間，李老師和我們一樣，白天下地參加各種勞動，晚上在一起學習時事政治或交流心得體會。后來，為參加全縣中小學文藝表演，班上的文藝骨干們又開始忙碌了起來。畢業(yè)前夕，老師把照相師傅請到了我們的農(nóng)村分校，給我們?nèi)嗤瑢W拍了畢業(yè)集體照。在李老師的提議下，我們班的全體團員又拍了一張合影。這兩張照片所固定的瞬間，成了我們追憶那段歲月永遠的切入點。幾十年了，不少同學還保存完好。

　　畢業(yè)第二天，我就在生產(chǎn)隊參加集體勞動，正式開啟了“雨水澆灌禾苗，汗水沖刷疲勞”的生活。幾年以后，我應征入伍，在緊張的學習、訓練之余，我也時常會想起這位令人尊敬而又可親的班主任老師。在高中畢業(yè)30周年師生聯(lián)誼會上，我與李老師重逢，才又續(xù)上了這段師生緣。那天，她一邊緊緊握著我的手，一邊端詳著我說：“年輕，真好！”是的，與她相比，我還年輕。其實，那年我也年近半百了。

　　一晃，十年又過去了。同學們商議，以畢業(yè)40周年的名義舉辦師生聯(lián)誼會，同時也慶祝我們的恩師八十壽辰，時間就定在她生日的那一天。當大家端上“感謝恩師”的生日蛋糕、獻上鮮花、唱起生日歌時，李老師激動萬分，合起雙手，許起了愿！事后我悄悄問她，您剛才許了什么愿?她不假思索地說：“祝愿大家健康平安！”組委會商定要把這次聯(lián)誼會的資料編緝成一本紀念冊。在編緝過程中，她反復叮囑我們“要盡量多安排那些‘農(nóng)村’同學的照片”。清樣完成后，她看了很高興，連夜為紀念冊作序，還不顧八十高齡的年紀，乘地鐵、轉公交，專程從上海趕來太倉和我們交換修改意見。最后，她提出紀念冊的所有印刷裝幀費用由她來承擔，我找出各種反對的理由想說服她改變主意，沒想到她又緊皺了一下眉頭，就如當年課堂上提問我時一樣。我深知她是一個追求完美的人，讓步了。沒想到她又說：“你們幾個編緝的同學很辛苦，我要請你們一起吃個飯。”當時，我們以為她是隨便說說的，就沒放在心上。不曾想，過了一段時間，她真的又專程來太倉宴請我們，辦事的認真程度一如既往。

　　一天傍晚，同學鋒來電話說：“告訴你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我們敬愛的李老師走了！”我聽后心頭一震，一時語塞。怎么會呢？毫無征兆啊！后來了解到，老師是在老年大學為學生上課時突然發(fā)病去世的。追思會那天，我們30多位同學自發(fā)去上海送別老師。老師生前最后的工作單位——上海市法學會領導在悼詞中說：“李燕生同志在法學會雜志社工作非常認真，吃苦耐勞，從編緝、副主編到主編一路走來，在辦好雜志的同時，也培育了一批新人……李燕生同志退休后參加老年大學學習，學習太極劍她從零起步到結業(yè)、再到成為輔導員；學習鋼琴她又從零起步到考過業(yè)余10級，付出了多少時間和精力，流淌了多少辛勤的汗水，只有她自己知道?！?/p>

　　緣起、緣散；緣聚、緣滅！

　　我知道，我并不是李老師最好的學生；但是，李老師卻是我最好的老師！載著老師的靈車走了，我朝老師遠去的方向深深地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