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報紙登出啟事，要廣大書法愛好者圈選出所推薦之古代詩詞文賦150篇，提供給書法家做素材進行創(chuàng)作，然后從中評選出當代“名家”和“名作”。這個主意出發(fā)點很好，既傳承經(jīng)典又培養(yǎng)了人才。

但仔細一加分析，又感覺此法未免過于簡單化，缺乏創(chuàng)見。把古人與今人、“名家”與“名篇”、“名篇”與“名作”孤立的、割裂地看待，如此培養(yǎng)“名家”倒是省事省力又快捷，但搞不好會讓人們將如此“名家”拿去與溫室大棚里培育的速生瓜菜作類比。

我以為，古代的名家、名篇與名作都是經(jīng)過歷史長河淘洗過的，都與深厚的歷史積淀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其“名家”、“名篇”、“名作”盡管是后人為其戴上的桂冠，但那是歷史選擇的結(jié)果，絕非一夢所創(chuàng)造。

比之筆墨技巧，今人并不比古人差，甚至在某些方面今人超過了古人，但是今人卻很難再出現(xiàn)“二王”、顏柳歐趙、蘇黃米蔡等大師了，原因何在？

一者，古人當時那種背景狀況（農(nóng)耕文明所造成的慢節(jié)湊生活、社會與政治制度、時尚以及書寫工具、表述形式等等）消失遠去。

二是文化氛圍已發(fā)生翻天覆地的改變，書法這種純文化的、靜態(tài)的、慢節(jié)湊的文人雅士的消遣交流方式已被快餐消費文化所取代。新生代崇尚追逐的是火爆和時尚，是一夜成名式的迅捷成功，他們受市場經(jīng)濟運行方式影響，在現(xiàn)代語境中生活，很早就有了迫促感，壓力使他們等不及積淀，討厭悠然的節(jié)律，“依依呀呀哼上老半天”的京劇被列為搶救對象就是證明。

三是書寫與文字表述方式的改變也使現(xiàn)代人遠離了寧靜與優(yōu)雅。一方面是微電子時代無紙化辦公迅猛普及，另一方面是古詩詞文賦越來越少人讀寫。讀者群的萎縮意味著我書寫我心的交流圈子愈來愈狹窄。而用書法去表現(xiàn)冗長晦澀的新詩似乎還未被人們所普遍接受。

同時，歷史上的名家大都是學者文人官僚飽學之士，其名作都是自己所為，而且大都與皇權(quán)政治密不可分。最為著名的當首推書圣王羲之了。而王羲之的粉絲乃盛唐明君太宗李世民，他喜歡右軍到了入迷的程度，巨資搜購王書不說，死后還將王右軍所書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帶入墳墓，制造了著名的千古之謎。

懷素若非“擔笈負籍”入皇城長安，“脫帽露頂王公前”的表演受到當朝權(quán)貴、詩人名流們的吹捧，難有今天“草圣”之名。宋人米芾出身貴族，有幸遍閱皇家書庫的經(jīng)典法書，又有與皇帝之間的筆墨故事做鋪墊，歷史不記下他的名字才是怪事。

顏魯公就更不用細說，烈烈大忠臣，堂堂偉丈夫，適當朝廷危局之時率兄弟子侄為皇家戮力沙場，死的死傷的傷，他本人則臨危受命，只身赴敵，以死報國，加之凜凜然挺身朝堂勇斗權(quán)奸，捍衛(wèi)正義等等壯舉，可歌可泣，史冊永垂。蘇東坡少年才俊，一試成名，仁宗、神宗朝之重臣，哲宗老師，與歐陽修齊名之文壇領(lǐng)袖，其詩詞文章不僅引領(lǐng)時文風騷，而且皇家必讀。

“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人們耳熟能詳。集大真大善大美于一身，卻命運多舛，經(jīng)歷坎坷，九死一生。這樣充滿傳奇故事的人物，在書壇雄踞宋四家之首，被歷史記住為后人傳頌想是理所當然的吧。

如果細數(shù)那些可以稱得上是古代大家的書法家，基本都有一大堆與書法無關(guān)的光環(huán)存在。而且一旦被寫進史書，不論正史野史，經(jīng)過一代代傳承，其文化意味便愈加濃郁，神秘感也更其強烈。

另外，不能忽略一個常識性的問題，名家產(chǎn)名作，書寫的應該是自己的詩文，古人說“書者抒也”書法是書法家抒發(fā)情感的手段，只有真情實感自然流瀉于筆端才有可能成為名作。當然也不排除與他人情感暗合神會的情況下書寫他人詩文也能寫出好的作品，但只能稱為高明書手。

因為古法的掌握基本屬于技能的問題，只要有一定的造型能力、模仿能力便可做到。但即使做到了也可能仍然與藝術(shù)相距甚遠。

有種觀點我很贊同：書法家是既能熟稔掌握古法，又有較深厚知識儲備，具有很強的審美能力，并在一定歷史時期較大范圍內(nèi)有社會影響力的書法人。這個概念是所謂“名家”的基礎(chǔ)。如果連書法家都稱不上，僅憑幾幅書寫他人詩文的好看的書法作品就想成“名家”，只能是癡人說夢。

在上述種種重大變化背景下，提倡今人書寫古人詩文而期望出名家名作，只能是一廂情愿。那么在當今語境下如何才能培養(yǎng)名家推出名作呢？這是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需要理論界和書法家們慎重探討。

（唐國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