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元年（朝鮮成宗十九年，公元1488年）正月，朝鮮官員崔溥在渡海返里途中遭遇風浪，漂海13天后，在中國浙江臺州府臨海登岸。隨后沿運河一路北上，再經(jīng)陸路返回朝鮮，歷時135天，成為明代時行經(jīng)運河全程的第一個朝鮮人。崔溥回國后，奉王命撰寫游歷日記，是為《漂海錄》。

崔溥一行在杭州停留7天，接受了三司官員的進一步調(diào)查。調(diào)查結(jié)束后，繼續(xù)啟程沿京杭大運河一路北上，歷時44天，到達北京，成為行走京杭大運河全程的第一個朝鮮人。崔溥行經(jīng)大運河的記錄是研究京杭大運河的重要史料，為我們了解大運河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而留存下來的古代運河圖則是更為直觀的圖像信息?，F(xiàn)存明代運河全圖比較少見，展覽中展出的是浙江省博物館收藏的清代《京杭道里圖》。現(xiàn)存的清代運河圖比較多，如美國弗利爾美術(shù)館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兩幅繪制于清康熙后期的《運河全圖》，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康熙時期《運河全圖》，等等。

明代朝鮮使臣很少到達長江以南地區(qū)，因而崔溥對江南的描述尤為細致，展陳中的明代江南地區(qū)文物為這些描述提供了更直觀的視覺表現(xiàn)。崔溥對江南的觀察與記錄，大到城市風貌、地宅建筑，小到飲食起居、穿戴用具，生動描繪了江南市井風貌。服飾，江南人皆穿寬大黑襦褲，做以綾、羅、絹、綃、匹緞?wù)叨?；或戴羊毛帽、黑匹緞帽、馬尾帽，或以巾帕裹頭，或無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紗帽、喪者白布巾，或粗布巾?；蛑?，或著皮鞋、?鞋、芒鞋；又有以巾子纏腳以代襪者。婦女所服皆左衽。明代江南商貿(mào)發(fā)達，支撐商貿(mào)的一大宗即絲織業(yè)，崔溥曾記錄“天下綾羅緞匹及諸寶貨，皆出于蘇”。

揚之水先生考證，此處“首飾”，當為?髻，而“牛角”則為牛角式樣的?髻，無錫市郊出土的一件金絲狄髻正是牛角形?髻的物證。?髻是明代女子戴在發(fā)髻上面的發(fā)罩，它是明代首飾中非常重要的一項。?髻大多用金絲或銀絲編就，除了牛角形，還有梁冠形制，明代的話本小說在描述女性穿戴時常提到這類物件，如以明代正統(tǒng)至成化年間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醒世姻緣傳》中的描述：“戴著金線七梁?髻，勒著鏡面烏綾包頭”，“金線五粱冠子，青遍地錦箍兒”，等等。其實物如杭州桃源嶺明墓及臨海王士琦墓出土金絲梁冠。

?髻將發(fā)髻撐起后，環(huán)繞它插戴各種簪釵，便可組成一副華麗的發(fā)飾。插戴在?髻不同位置的簪釵，其名稱各有不同。崔溥描述的戴觀音冠飾，應(yīng)當就是簪戴在?髻最中間的挑心。觀音等佛像題材是挑心常用的紋樣，義烏博物館藏的倪仁吉繪吳氏先祖像，畫面中端莊的婦人正是頭戴?髻，?髻上佩金觀音挑心。

如吳氏先祖像中所繪，除了挑心，?髻上還有各種簪戴于不同位置的裝飾。如婦人?髻頂端一只蝶趕花的大簪子，稱為頂簪，自上而下插戴于?髻頂端，通常選取立體造型。紋樣以花卉或蜂、蝶趕花題材為主。江陰青陽鄒令人墓出土的一件嵌寶花金簪就是一件花卉題材的頂簪。飽滿的金色花朵中心鑲嵌紅色寶石，明艷動人。江陰青陽鄒令人墓，墓主人鄒氏為無錫鄒智卿之女，生于成化二十年，卒于正德十六年。墓中出土多件金銀首飾。這些不同類型簪釵的插戴方式可見嘉興王店李家墳明李湘夫婦墓出土一整套?髻的實物：前有一彎金鈿，正面一枝挑心，兩邊掩鬢一對，啄針、小插三兩對，上方一枝頂簪，背面一枝滿冠，裝飾主題為四季花卉。

除了發(fā)飾，明代女子頭部的另一重要裝飾物便是崔溥描述的“雖白發(fā)老嫗”也佩帶的“耳環(huán)”。葫蘆紋樣是明代耳飾中相當通行的樣式。它從元代繼承而來，至明代，基本形制不變，卻加入不同材質(zhì)及制作工藝，盡顯新巧?！短焖戒洝分斜阌涗浟恕敖鹬閷毢J耳環(huán)”“金光葫蘆耳環(huán)”“金摺絲葫蘆耳環(huán)”“金累絲葫蘆耳環(huán)”等。展覽中展出了嘉興王店李湘夫婦墓出土的金鑲水晶葫蘆耳環(huán)、常州武進王洛家族出土的金葫蘆耳環(huán)、江陰長涇明墓出土的金累絲葫蘆耳環(huán)以及余杭超山丁孺人墓出土的金鏤空葫蘆耳環(huán)。崔溥描述江南婦女，“皆不出門庭，或登朱樓，卷珠簾以觀望耳，無行路服役于外”，因此他在江南時或許未必能見到這些精心打扮的盛妝女子，但這些歷經(jīng)幾個世紀卻光彩依舊的出土文物，正生動的描繪出了明代江南女人的精致。

中韓兩國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明朝與朝鮮維持著穩(wěn)定的外交關(guān)系，頻繁的使臣往來，加深了兩國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的階段。由于使臣大多本身就是飽含才學的文士，使臣往來這一外交行為便衍生出更多文化交流的內(nèi)涵。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的《奉使朝鮮唱和詩卷》尤為重要，詩卷中收錄正是倪謙與鄭麟趾、成三問的唱和詩文。由于保留下來的朝鮮前期資料不多，而此詩卷生動記錄了當時朝鮮與明朝的外交關(guān)系，具有重要意義。鄭麟趾、申叔舟、成三問等人的親筆字跡與印章也是朝鮮前期書法研究的重要資料。

這種“詩賦外交”無論對明朝文人還是朝鮮文士都有一定的影響。崔溥在嘉興秀水驛遇到的小小驛臣何榮，不僅知曉《皇華集》，也知道朝鮮詩人徐居正?！拔页芍衅铐?、行人張謹，曾使朝鮮，著《皇華集》。國人庚和，徐居正居首列也”。 徐居正（1420—1488），字剛仲，號四佳亭。李朝時期文學評論家、詩人。官至大提學，對天文、地理、醫(yī)學頗有研究。祁順(1434—1497)，字致和，號巽川，東莞梨川人。明天順四年(1460)進士。成化十一年(1475)，皇帝賜祁順一品服出使朝鮮。徐居正以能文充任遠接使及館伴，其文才深受賞識，祁順評價他說“如公之才，求之中朝，不過二三人耳”。參展的韓國京畿道博物館收藏的天使詞翰真跡便是收錄徐居正與祁順書跡的冊頁，是象征朝鮮與明王朝之間文化交流的典型實物例證。

五百多年前，朝鮮人崔溥漂洋過海到了中國，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明代江南的繁華。今天，兩國文物匯聚江南，文化交流碰撞出的火花將帶領(lǐng)觀眾穿越時空，對話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