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先生在《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的開篇曾說過，中國木刻畫“不單單作為書籍的插圖或名畫的復制品而存在，它有獨立性，它是中國造型藝術的一個重要部門”[1]。誠然如此，但不可否認的是，書籍的插圖是中國版畫最集中、最主要的形式。而正是它們的出現(xiàn)，大大改觀了中國古代書籍的面貌，促進了書籍的暢銷和普及，乃至知識、信息等傳播與接收的方式和效率。

縱觀中國歷代書籍刻印插圖，品類繁多，按內(nèi)容可分為“宗教、經(jīng)籍、傳記、啟蒙故事、日用書類、地理、園林、科技、歷史外紀、譜錄、畫譜、詩文集、小說、戲曲、詞曲”[2]。大略言之，插圖的功用有二：解釋文字和提升趣味。后者較前者，實際作用似乎微不足道。但就啟蒙讀物而言，閱讀之趣味便格外凸顯。在中國版畫史上，明代《帝鑒圖說》的問世與暢銷，即是極好的例證。

1.《帝鑒圖說》插圖之一

2.《新刊全像成齋孝經(jīng)直解》插圖之一

3.《全相二十四孝詩選》插圖之一

4.《新刻闔然堂類纂皇明新故事》插圖之一

5.《鍥便蒙二十四孝日記故事》插圖之一

一

《帝鑒圖說》全稱《歷代帝鑒圖說》，取唐太宗以古為鑒之意，故名“帝鑒”。是明朝隆慶、萬歷兩朝的托孤大臣大學士張居正（1525-1582），為十歲小皇帝朱翊鈞（1563-1620）編的課本，內(nèi)容選取歷史上的帝王典故、人物紀傳及文人筆記，并附有相關的評點解說。關鍵之處隨文配圖，因內(nèi)容與形式的仔細精彩，自問世即受青睞。萬歷后，明清歷朝講讀此書，四百年間多次翻印傳抄，流傳很廣。

纂此書之目的，便是以古人之典范者示于皇帝，期望其能“師善戒惡”[3]。張居正等臣子的一片赤誠之心由此可見，輔教君王，望其成為一代明君的渴望亦表露無遺。盡管歷史上張居正的結(jié)局甚為凄慘，但卻絲毫不能抹殺《帝鑒圖說》一書的歷史作用與意義。

作為啟蒙類的讀物，《帝鑒圖說》絕非第一部，也不是最后一部。作為“教導初學”[4] 的“啟蒙”教導類讀物，在明以前已出現(xiàn)，如元人貫云石所撰《新刊全像成齋孝經(jīng)直解不分卷一冊》[5]。此書與《大學直解》、《中庸直解》為同類書，上圖下文，用版畫插圖輔以文字的方式對《孝經(jīng)》做了很淺顯的注解。再如明代初年的《全相二十四孝詩選》[6]，臨近萬歷朝的《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九卷》[7]、《新刻諸家選版五官訓解啟蒙故事七卷》[8] 等。上述皆為明萬歷朝之前較為典型的引入版畫插圖的啟蒙類典籍，通過對這些經(jīng)典的回顧，無疑，我們能夠推斷出版畫插圖在這些文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上圖下文也好，左圖右文也好，版畫插圖的出現(xiàn)改變了書籍的面貌，讓閱讀變得輕松、有趣，讓文字變得淺顯、易懂。特別是對于啟蒙類的讀物來說，其作用和意義更為明顯了。

但不可否認，《帝鑒圖說》是個轉(zhuǎn)折。在其之前的書籍版畫整體較為粗糙、造型呆板、線條生硬，且結(jié)構布局較為單一，死板而不夠靈活。在此之后，形式卻大為改觀。

前文所列的啟蒙類讀物或可定位為“民間的自發(fā)行為”，其之發(fā)行，既有先輩提攜后學的教學相長，又有書商逐利而為。然而，《帝鑒圖說》卻是一次徹底的有組織策劃的官方行為。盡管沒有夸張到舉全國之力，也是集明朝一代首輔、次輔之功。它的暢銷已不需文壇領袖的做注、寫序，也不需書商的奔走宣傳了。可教君王者即是可教天下者。

具體到版式布局上，此書改變了以往于一頁之中圖文左右或上下布局的形式，變?yōu)檎麖埐鍒D單起一頁的格局。如此既可大大擴展插圖的尺寸，又可在具體處增添更多的細節(jié)。使所繪對象愈加形象生動，使觀者望之而賞心悅目。然而，必須要提及的是，就當時的刻書印版水平而言，《帝鑒圖說》的鐫刻并非十分精致、突出，從具體版畫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整本書中共分上下兩編，上編81 個故事，下編36 個故事。每個故事附一張插圖，全書計117 幅。內(nèi)容皆是人物故事，或小打小鬧的情境，或恢弘壯闊的場面，或市井街巷，或廊前檐后，豐富多樣。人物形象頗具表現(xiàn)力，但有些地方不免簡潔草率，正如鄭振鐸先生所言：“氣魄是大的，人物動作的活躍是異常的，但總有些笨拙之處，更顯得有些粗野豪放有余，精致則不足?！盵9]

二

明萬歷以后，歷朝不斷講讀“帝鑒”，直到明末崇禎朝。此后，被清代沿襲。此書在一般官吏、士人中也頗受歡迎，故明清以來曾數(shù)印不衰。按照一些學者的考證，《帝鑒圖說》流傳至今的版本雖已不全，但尚有數(shù)本，現(xiàn)列舉如下。萬歷元年（1573）的最早版本，是此書有完整刻本之始，萬歷三年（1575）郭庭梧刻本、萬歷三十二年（1604）金濂刻本、天啟二年（1622）刻本、清代各種版本（清初已有滿文《帝鑒圖說》譯本行世，并流傳至今；通行刻本有乾隆年間江陵鄧氏翻刻明萬歷元年刻本；還有清嘉慶廿四年[1819] 刻本，為張居正裔孫張亦縉純忠堂刻本；國家圖書館藏有晚清翁同龢批注本。光緒年間還有據(jù)明萬歷刻本縮寫的石印本）、域外刻本（明清諸本以外，還有日本1853 年木村蔚刻本，也是據(jù)明萬歷本翻刻）[10]。當然，上述所列絕非《帝鑒圖說》流布過程中的全部版本。這也反映了該書歷代刊刻之頻繁，并有多種域外語言的翻譯與傳播之風靡。究其原委，除了書中文辭優(yōu)美，故事娓娓道來、發(fā)人深省之外，每篇故事之后所配版畫插圖精美、有趣，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達到了一定的藝術高度亦是很重要的原因。而最重要的當屬前文所論的書本之外的政治意義了。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帝鑒圖說》就其內(nèi)容而言可以說是一本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小書，而傾一朝數(shù)位重臣乃至百官之力的官修書目也從來不曾缺席。較之于《洪武實錄》、《五經(jīng)大全》、《永樂大典》等一部部涉及歷史、經(jīng)典、社稷民生等具有非凡意義的典籍，《帝鑒圖說》實在是無關宏旨。教育，這個既不能“當飯吃”，又無法短周期內(nèi)“獲利”的“從長議計”，從來都不是中國統(tǒng)治者們所考慮的第一要務。因此，可想而知，《帝鑒圖說》的立足點并非一本簡單的啟蒙書，它已經(jīng)上升為“教育之于立國之本”的高度。因為受此書教育的第一個人是萬歷皇帝。這當然也注定成為了中央向地方釋放的一個信號，上行下效也只是時間的問題了。于是，在木刻版畫史上一個幾乎“無書不插圖，無圖不精工”的“光芒萬丈的萬歷時代”[11]便拉開了帷幕。

這一時期，帶有版畫插圖的啟蒙類書籍的刊刻無論質(zhì)量還是數(shù)量都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書目有《新刻闔然堂類纂皇明新故事》[12]、《鍥便蒙二十四孝日記故事》[13]、《新刻搜補歷代皇明注解標奇風數(shù)故事》[14]、《鼎鐫校增詳注五倫日記故事大全》[15]、《養(yǎng)正圖解》[16]、《鐫翰林考正歷朝故事統(tǒng)宗》[17]、《新刻出像音釋古今幼學聯(lián)珠統(tǒng)宗故事》[18] 等。這些讀物，多數(shù)是坊間的刊刻。其中，與《帝鑒圖說》性質(zhì)最為接近的是《養(yǎng)正圖說》。在萬歷中期焦竑擔任皇太子講官時，他“仰遵祖訓，采古言行可資勸戒者，著為圖說”[19]，親自編著該書作為太子的教材。全書凡60 圖，每圖后有故事說明?；旧吓c《帝鑒圖說》相一致。盡管前者的刊刻遠不如后者那樣“流播宇內(nèi)，澤被士庶”，但二者在中國版畫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也由此可見，《帝鑒圖說》的示范與引領作用。

三

往往一部中國古代版畫史很大程度上會被寫成一部中國插圖史，同樣，版畫更多的時候更是作為書本的附屬面貌出現(xiàn)在中國藝術史中。但這些絲毫不能減損中國古代版畫在整個中國藝術史、文化（傳播）史、書籍發(fā)展史等中的重要作用。因著其載體的特殊性，中國古代版畫的發(fā)展與面貌也被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進一步說明，我國古代版畫的載體絕大多數(shù)是書籍，而兼具知識、思想與文化載體功能的書籍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中毋庸置疑地成為一個被染上了多重色彩的綜合體：既承載了上述的客觀功能，又無可避免地成為帝國統(tǒng)治者們控制與約束天下的思想武器。其最極端典型的事件當屬“焚書坑儒”與“文字獄”了。因而，連帶著，版畫在其充分發(fā)揮自身功能的基礎上，亦被賦予了某種政治的“期望”。反過來，也正是這種“期望”，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版畫藝術的發(fā)展與蓬勃。

無疑，《帝鑒圖說》是有明一代此種“期望”的典范。如若此書中的版畫插圖客觀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增加閱讀的趣味以取悅讀者的話，那么，它所取悅的首先是一個十歲的孩童，然后才是這個龐大帝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為孩童所喜聞樂見之書或許可以傳播一時一地，為君王所愛不釋手之書卻可流布數(shù)世域外。這或許就是藝術借政治的傳播，政治假藝術的統(tǒng)治和治理吧。

有人或許會說，這是藝術向政治的一種妥協(xié)；在我看來，為什么不能看作政治向藝術伸出的橄欖枝呢？能夠治國的永遠都只有政治，歷史上只要政治不向藝術施以“棒子”，對藝術來說就是一種幸運。

注釋：

[1] 鄭振鐸編著：《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緒言第1 頁。
[2] 周蕪編：《中國版畫史圖錄》（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前言第16 頁。
[3]（明）張居正、呂調(diào)陽編撰：《帝鑒圖說》，明萬歷元年（1573）刻本。
[4] 參見廣東、廣西、湖南、河南辭源修訂組，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辭源》（修訂本），商務印書館， 北京，2002，第0522 頁。
[5]（ 元） 貫云石：《新刊全像成齋孝經(jīng)直解不分卷一冊》，元至大元年（1308）建安刊本，框14.2 厘米，寬9.2 厘米。
[6]（ 元） 郭居敬：《全相二十四孝詩選》明初刊本，框高15.2 厘米，寬10.5 厘米，上圖下詩，計二十四幅。
[7]（元）虞昭（以成）纂集：《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九卷》，（明）熊大木校注。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建安劉氏刊本，框高19.4 厘米，寬12.8 厘米，上圖下文。
[8]（ 明） 陳器編：《新刻諸家選版五官訓解啟蒙故事七卷》，（明）陸槐校， 明嘉靖年間（1522-1566） 詹氏西清堂刊本，框高19.5 厘米厘米，上圖下文，圖右刊圖目。
[9] 同[1]，第73 頁。
[10] 上述關于《帝鑒圖說》版本的論述皆參考劉薔：“《帝鑒圖說》及其版本叢談”，《北方論叢》，2000.5。
[11] 同[1]，第49-96 頁。
[12]（ 明） 潘士藻輯，萬歷元年（1573） 喬山堂劉龍?zhí)锟?，框?9.3 厘米，寬2.5 厘米。
[13] 萬歷間劉龍?zhí)锟荆蚋?0.6 厘米，寬12.5 厘米，上圖下文。
[14] 明無名氏輯，明萬歷間書林秀閩詹張景刊本，框高21.2 厘米，寬12.5 厘米。
[15]（ 明） 吳宗禮編，彭濱評注，萬歷二十一年（1593）閩建書林鄭世豪刊本，框高20.5 厘米，寬11.5 厘米。
[16]（明）焦站撰，（明）丁云鵬畫，萬歷二十二年（1594）玩虎軒刊本，框高24 厘米，寬16 厘米。
[17] 明李廷機輯，（明）丘宗禮增釋， 萬歷二十三年（1595）金陵大業(yè)堂周氏刊本，框高19.4 厘米，寬12.4 厘米。
[18] 萬歷間金陵王氏刊本，卷四刊記“金陵唐氏梓”， 框高21 厘米，雙面寬28.6 厘米。
[19]《養(yǎng)正圖解》，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武英殿刻本，焦序。